“水漫金山……我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好冷，好害怕……”那个女孩这样喊着。她拉着一个黑黢黢的小伙子，把他的手不断往自己肩膀和腰上拉，拉一拉就抱住他，接着又继续拉，似乎嫌他抱得不够紧。她大声啜泣着，断断续续地喊出半个半个的句子。即使是在仙岳医院（这个名字被很多厦门居民视作骂人词汇），门诊里这样的病人其实也并不多见。不过，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我开始吃药治疗的第21个月。近半年来我一到两周来见医生一次。

第一次来这家医院，是在2013年4月。那一天我睁开眼睛，爬下床，紧握着拳头在心里呐喊：今天我的感觉还不错！今天一定要去看医生！

喊完以后，我又忘记了下一步该做什么。但头一天晚上我已经把需要的医保卡和钱装在包里，并叮嘱自己：如果什么都不记得，那就拿上包，直接走出门去打车。我记住了这句话。于是终于在连躺几天以后，打上车去了医院。

坐在出租车里，我向后视镜看了一眼，那是一个眼圈乌黑的人，表情木讷。突然意识到拳头握得很痛。开了很久，车走到了仙岳医院的门口。下车后我走过大门，向高耸的医院大楼看了一眼，立刻浑身瘫软，瘫坐在花坛边的地上。

目之所及，处处惊心。医院在日光下显得苍白模糊，空旷无比。有几个门用铁链锁着，围墙顶部是做成了箭头形状的栅栏，看起来非常锋利。一个老太太扶着一个不断吐舌头的年轻男人向门口走去。看到这些，我趴在花坛边动弹不得，痛哭失声。在我的感受里，这些景象的意味非常具体：铁链和尖锐的围墙是为了防止我跑掉，那个吐着舌头的男人就是我余生的样子。

不知哭了多久，我拿出电话打给某人：“你可不可以来接我回家，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行了。”

他说：“你打车回来比较快啊。”

我一时绝望不已，把电话放回包中，四顾茫然。但这绝望同时也给我一种勇气：只能靠自己了。无论如何，今天要见到医生。

我试了试，还是站不起来，于是用手撑着花坛的边，向门诊大厅蹒跚而行。在两个花坛之间的空处，我就在地上坐一会儿，哭一会儿，再鼓一把劲儿，爬一段，就到了下一个花坛。在头脑里很隐秘的地方，我感到了一丝从容。这一丝从容领着我渐渐恢复了意识和活动能力。就这样一点点爬，一点点挪到大楼里面。那家医院不像一般的医院那样熙熙攘攘，没有什么人。挂号、排队，我见到了医生。

但那天大概不是个好日子。见到医生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他手指上的毛发，黑色的，虽然只有不多的几根，却让我有了“他不可靠”的妄想。我再次失控痛哭起来。医生无法和我正常对话，匆匆写下了诊断，并开出了一些药。那一次开的药，我吃完当天晚上又进了急诊，因为上吐下泻到虚脱，医生说可能是体质敏感，药物中毒。如果死是一个过程，那一次可能就是正在死去的感觉，所有的念头和情绪都被抽空了，一根手指都动不了，发出的声音在千万里之外。我感到再也不会痛苦，也再也不会快乐，连这些词都完全消失了。我虽睁着眼睛，但全部的感受和思绪都戛然而止。我躺在床上，被正在流逝的恐怖感团住，变成了一片被文火烧过的纸。

那一次服药后我没再吃药，时间又过去了18个月。直到2014年11月，我才再次鼓起勇气回到医院。

那个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的鞋子脱去了，一个老太太，似乎是她的妈妈，把鞋捡起来并排摆在椅子下。女孩很高大也很胖，其实没有办法完全被包裹在一个怀抱里，但她不断发抖，不停向那个小伙子的脖子上攀去，把自己缩得更紧一些。候诊的人望向他们，但在他们三个人中，只有那个女孩一直发出各种高高低低的声音，妈妈和男人很安静。

仙岳医院也叫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每个城市都有一家这样的精神科专科医院，每个地方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地方，并且会在玩笑中，把这样一家医院的名字放入骂人的词汇当中。精神疾病常常被当作疯子、傻子的代名词。我已经连续半年来医院了，但接近这种想象的病人我只见到了两个。门诊里的病人大都很安静，甚至也不太能看得出人们哪里不适，也看不出特别忧郁的神色，甚至可以说，这里的病人看起来比综合医院的病人更为镇定。

这半年我除了来这家医院，同时还要去另一家医院，去打一种治疗我的强脊炎的针。在另外一家综合医院里，走廊拿着卡、钱、纸片的人显得行色匆匆，护士常常在大呼小叫，各种机器的叫号声此起彼伏。每周都要跑两家医院，这种对比对我来说尤为强烈。

不穿鞋的女孩，号比我早，被那个黢黑的男人横着抱了进去，因为她紧钩住他的脖子哭喊着不肯下地。妈妈模样的人也跟了进去。我抬头看显示屏上的红字：梁×婷。医院的管理越来越好了，叫号的显示屏幕上不再显示全名，会用一个“×”代替掉名字中的一个字，无端令人安心不少。

从他们的打扮和肤色来看，是从市郊的某个农村过来的。不穿鞋的女孩也一度喊叫：“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来厦门了……”

这也是另一件让我意外的事，大部分病人好像是从农村过来的，似乎比住在城里的人要多得多。我住在乡下的亲戚朋友们，除非万不得已，都不会去城市的医院看病。村子里总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一两个神婆，一两个有药可买的诊所，这些足够他们消化掉大部分的病痛和不安。但在这家医院的门诊，每当诊室的门打开，两三个人进去，我甚至很少能分辨出哪个是病人，哪个是家属，他们都一样镇定和凝滞。在另一家医院，这种分别会明显得多。

诊室里发出惊人音量的喊叫，外面的人都听见了，纷纷张望。我不想看，低头看自己的病历。病历已经很厚一沓，这个我专门用来上医院的包沉甸甸的，里面还装着另外一家医院的住院病历，还有一些药、各种化验单、测试结果、诊断书和发票。我把它们装在一个粉色的布包里，带着病历走上大街时，我希望自己看起来沉着而漂亮，和常人无异。当我要去打针时，还要从冰箱里拿出两盒需要冷链运输的生物制剂装进来。幸亏厦门很小，半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要去的地方，否则还要带上保温的冰袋。

现在我已经可以没什么困难地看懂病历上写的字了，这在以前无异于天书的字迹，在这些年里渐渐熟悉起来，也算学会了一门外语。这些病历里有许多位医生和护士的字，更多的是打印的资料。这沉甸甸的一包，就是我这几年经历的一部分生活。包里还有些空的药盒、药袋。以前很少能把一盒药吃完，现在相反。每天都要用一些时间，把药剥出来，清空这些盒子。我还没有清理过这个包，说实话，我有点喜欢它重重的，有时候甚至顺手了也不一定会把该扔的扔掉，仿佛这样一来，我经历的奔波苦楚会有一点分量。

那个诊室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近一尺宽，先是有三个人在门口张望，后来只剩下一个人，一个老太太，斜倚在门框上，歪着头显得饶有趣味。我横穿走廊，越过那个人把门关上了。原本我想就坐在门口看着那门，但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疲倦，又横穿走廊回到我原来的座位上。我的力气可以去关上那门，但心底并没有力气看守那扇门。

他们出来时，女孩改成趴在男人的背上。男人说：“鞋呢？”母亲模样的人向他们刚才的位置望了一眼却没有反应地又转了回去。她手上拿着一些纸片，似乎有点晕头转向。我赶紧说：“鞋在那里啊——”

男人说：“哦，没关系。”他还仓促地笑了笑，但没有看我。

老太太扶着女孩的腰，和男人一起走向走廊的另一头。她拿的纸片我很熟悉，那应该是些查血的单子。

我想，“没关系”是什么意思？是不要这双鞋了吗？女孩在喊：“黑色的鞋子不能要，只能穿红凉鞋！”

轮到我了。上个星期因为公司的事情，我没能按时赶到医院，第二天去了另一家医院试图开一样的药。导诊让我挂了一个不太对路的神经内科。医生指着我的处方说：“这种药我们医院听都没听过，这种——”他拿出手机查了一下药品名字，“有同类的，但不是你这种，是进口的，比较贵，要开吗？”

向我的医生报告这件事，他说：“这种你吃多少？”我告诉他数量。他说：“上周吃的这个药，单粒的分量翻倍，你上周相当于每天吃了六颗。”我们都笑了起来。

他问我：“你什么感觉？”

我说：“我上周感觉还挺好的呢，有一天唱了一晚上歌，后几天还能健身了。”

他说：“不能这样吃了，我还是给你开原来这个吧。”

我问：“但是上周那样不是挺好的吗？很有精神，还能健身，心情也不错。”

他说：“这样吃下去你有可能会转燥，也是一种病。”

我们俩又笑了起来。我呀，有个很强烈的体会：人其实挺耐造的。少吃药，吃错药，多吃了药，也都不是不可挽回。还有曾经一周没睡过觉，或持续几个月的两三天睡一觉，还有在街上休克，在路边爬行，其实都会过去。人啊，真是挺耐造的。

这次医生说我比较稳定，可以两周以后再来。他叫我去自费卡里充钱，回来开第二周的自费药。因为这种抗抑郁药太贵了，医保一次只能开一周。

我出去后遇见了做完检查回来的女孩一家。女孩闹得更凶了，这次她要穿鞋。老太太蹲在地上，帮她穿鞋，她蹬着腿，又抱着自己的胳膊打激灵，嘴里喊着：“我好冷啊……我好冷……”鞋很不好穿。男人离开她们去办什么事了，她用手使劲拍她妈妈的头。那个脑袋上有很多白头发，她打得啪啪作响。

我心中涌起一阵恨意，一瞬间涌起猜测：她的妈妈会不会宁愿她已经死了？

再回诊室，一个农民模样的瘦小中年男人坐在医生的面前，弓着背。我并没忘记敲门，但还是被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泪痕。因为我进来，他侧身转向一边。

这个人我在候诊时也见到了，那时，我看不出这样一个人也会流泪。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