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历史学系抄文稿

我是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大学报到的，那是1958年9月。

我坐的是慢车，从上海到北京要三天三夜。列车上的设备非常简单，卧铺就是木条凳，靠背很低，不是卧铺的话，坐的地方连靠背都没有。列车上没有餐车，也没有地方买吃的，出门的时候家人给我准备了干粮和水。火车每到一个站，都要停很长时间。从窗户望出去，觉得许多城市和上海比起来差距太大了。

我动身去北大报到前，并不知道那一年北大入学报到的时间推迟了。为了这件事，《人民日报》还特意登出了一个通告，但是我没有看到，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结果我到了北京火车站之后，发现既没人接也没人管。我感到很纳闷，怎么北京大学都没有迎接新生的安排？只能自己想办法摸到了北大。我记得找到了当时的16斋，准备办理报到手续。但是人家说这里不是报到的地方，让我去27斋问问。结果27斋也根本没有人办理报到手续。

那怎么办？总不见得再回上海吧。我就一个人在燕园里走走看看。第一次见到北大，很是兴奋激动。我觉得这个学校太大了，很怕自己迷路。因为我的行李还没有寄到，那天晚上我就只能在27斋的一块木板上将就睡了一晚。结果着凉了，半夜就发起高烧。可是人生地不熟，在北京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只能硬撑。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遇到历史学系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才知道，原来是报到的时间推迟了。那位学长看我的字写得还可以，就让我帮他抄文稿。于是，在等待报到的日子里，我就每天到历史学系办公室给他们抄文稿，抄的都是北大学长写的文章。我看见书架上放了许多线装书，边抄边想，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学问太大了，文章写得真好。抄着抄着，我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熟了。听他们说起考古专业，觉得很神秘。有同学告诉我考古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去游山玩水。对人生懵懵懂懂的我，其实还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是希望未来不要整天抱着书本。如果考古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不正是我想选择的专业吗？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

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受父亲的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所以，我对考古专业充满遐想，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就要分专业，我不假思索就报了考古专业。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对考古工作究竟要干什么是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苦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

1958年我入学之际，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北京大学也在开展“双反”运动，进行教学改革。我所仰慕的张政烺先生被调离了北大，马寅初校长也遭到了批判。

令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教学改革的风潮中，北大的很多师长依然坚持一丝不苟的教学，依然有同学照常勤奋学习。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北大特殊的学习氛围，感受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我记得历史学系当时还建立了统一的图书室和阅览室，经过1959年到1961年的逐步扩充，资料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模，给师生的教学科研带来极大的便利。后来历史学系还协助中文系筹办了“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文献的人才。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但是整个50年代北大的校园氛围中，洋溢着为共和国现代化建设而奉献的热情，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正在走来。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理想。

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的街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但是北大有不少学生的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较艰苦，但大家也没有苦的感觉，普遍比较乐观和积极。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到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图书馆里总是人满为患，晚到的同学根本没有位子。有时候图书馆门前还会排起长龙，等到门一开，同学们就蜂拥而入抢占座位。后来因为图书馆的座位实在满足不了所有想读书的学生，只能实行分配制度。图书馆给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学只能站着读书。这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粮食也有定量，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乙菜是八分，都是荤菜；丙菜六分，丁菜四分，没有肉，全是素的。刚到北方，吃惯了米饭的我，一开始不习惯吃面食。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也就十来块钱，戴得起手表的学生很少。如果某个同学戴着手表，大家就说他是“有表阶级”。

入校之后，我们58级学生因分专业早，参加田野考古机会较多。我们1959年参加陕西省华县发掘工地的“认识实习”；1960年参加怀柔抢救性发掘；1961年参加正式的生产实习—昌平县雪山发掘，发掘了雪山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西周燕国墓葬、汉代墓葬和辽代居住遗址。这么多实习机会给了我们这些学生很好的锻炼。1961年到1962年新开的专业课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分别由吕遵谔和严文明两位老师讲授；1962年到1963年新开的专业课是秦汉考古，由俞伟超老师讲授。

50年代的北大学生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当时有不少专家名人来北大讲演，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学习和创作的热情。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尔丘克，还有我国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吴祖光，相声大师侯宝林，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经到北大与学生们交流。 [1]

我对艺术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雷雨》，当时要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再坐103路电车到北京人艺。我们从剧院回来时错过了最晚的班车，于是就三五成群地唱着歌，从王府井一路走回校园，到学校时已是凌晨四点了。这样的精神恐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当时的北大人就有那样一种朝气和热情。

在去北大的前夕，父亲曾和我有过一次长谈。父亲说：“你考上了北大，未来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你将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果然，我一到北大，就不断听周围的人说北大有多少名师，有多少图书，北大过去出过多少人才。这确实是一个学术的圣地。

50年代的北大，有一批出色的教授。历史学系大家云集，其他系也是一样，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三位先生在为人处世、治学方法各方面都各有特点。学生可以同时接触不同治学风格的老师，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老师的长处。学生在主要受某个教授的影响的同时，又可以吸收其他教授的长处，这是一种有利于培养人才的健全的教学格局与学术生态。

文理交融、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也是北大精神传统中重要的方面。在北大的学术传统中，一直有着继承全人类所有文化遗产的眼光和气魄。对于多元的中国文化，对于新的现代文化，对于西方文化，都鼓励学生培养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北大的精神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奋力开辟新的领域，投身国家和民族最为需要的事业。

群星灿烂的历史学系

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居延汉简的发现，推动了国内的许多学者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代史的学术体系，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

早在1922年，北京大学就在研究所国学门（后改名为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1934年后，由胡适兼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46年，又成立了以向达先生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请梁思永、裴文中先生为导师，开始招收研究生。

195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后的北大史学系也随校从城内沙滩迁到西郊燕园，组成新的机构，名称由原来的史学系改为历史学系。调整后的历史学系有原属北大的教师，也有清华和燕京大学并入的教师。过去北大、清华、燕京三足鼎立，50年代后就融为一体了。翦伯赞先生担任系主任，他在三校融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广铭先生就称赞他能够巧妙地把三校历史学的老师团结起来，通力合作，消除门户之见。新的历史学系集聚了一群学术大家，除了翦伯赞、向达等先生，还有杨人楩、齐思和、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王铁崖、苏秉琦、张政烺、邓之诚等海内外知名的学者。 [2]

院系大调整期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为抢救全国各地大规模建设工程中所发现的文物，培养考古文物工作人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设立了考古专门化教研室，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图书三部分力量集中起来，连续办了四期考古学培训班。这件事情由苏秉琦等先生发起，后来由郑振铎出面，郭沫若牵头，由北大作为主办单位，负责颁发聘书和毕业证书。培训班的授课教师都是当时历史和考古领域的大家。郭沫若讲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讲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四期考古学培训班奠定了后来考古学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基础。 [3]

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将考古学学科专门化，设立考古专业。当时的考古专业设在历史学系，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梁思永、林耀华、郭宝钧诸先生兼任教授。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北京大学博物馆以及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合并成为考古教研室文物陈列室。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是新中国的首个考古专业。 [4] 北大正式成立考古系是在1983年，由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学系分出，独立建系，由宿白先生担任考古系首任系主任。

50年代的北大历史学系，云集了当时顶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当时给我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的一流学者，如周一良、张政烺、田余庆、商鸿逵、张广达、苏秉琦、宿白等先生。我比较熟悉的是给我们考古专业学生讲授考古学课程的各位师长，如教授旧石器考古的吕遵谔先生，教授石窟寺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的阎文儒先生，教授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严文明先生、李仰松先生，教授商周考古的邹衡先生，教授战国秦汉考古的苏秉琦先生、俞伟超先生，还有教授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的宿白先生等，他们都是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启和考古学学科的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开拓者。

很多先生的学识和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一良先生那时不过四十岁上下，他上课的时候风度翩翩，简洁明快，重点突出，流畅清晰，从不照本宣科，既严谨又轻松，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邓广铭先生是宋史专家，对古典文学和宋词也有精深的研究。他比周一良先生大几岁，圆圆脸，身材微胖，为人非常谦和，说话带一点山东口音，他的博学和严谨令人难忘。

考古专业的老师们授课，都亲自编写教材，精心备课，有材料、有分析、有研究、有观点，视野开阔，让人体会到他们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感情。教授商周考古的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苏秉琦先生教授战国秦汉考古，他本人曾经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他写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考古报告，对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他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苏秉琦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在考古学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严文明先生那时还很年轻，他不仅给我们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课程，还开设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他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与田野考古，曾经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宿白先生教我们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我最喜欢魏晋南北朝的这段历史，所以宿白先生的课我特别喜欢。宿先生告诉我们石窟考古怎么去做，怎么利用佛教典籍结合考古资料做研究。宿白先生曾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做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他还是我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许多石窟都做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进行过记录和研究。1959年，他还参加了对西藏文物的调查。

考古虽然属于历史学科范畴，但因为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它的方法和手段同历史学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文献的方法有所不同，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基础功课。

北大考古专业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教考古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特殊，和历史学系的其他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一样。考古专业的师生常常一同外出考察，所以学生和老师走得很近，感情自然更加深厚。那时候的考古专业真是名师云集，现在想想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当时的条件，没有抓住机会更多地向老师们请教。我现在才明白，当年老师们教学的用心和苦心。比如讲旧石器考古，就一定要引经据典，从许多外国考古专家讲起，从斯文·赫定讲到其他的考古学家，原来这就是在讲考古的学术史。

现在我回北大，考古系的老师告诉我，当年教我的老先生的学生都退休了，现在的老师我几乎都不认识了。随着前辈大师一个个离开，这个校园也渐渐地从熟悉到陌生。现在我还会时常想念当时的这些老师，也想念当时读书的氛围。

回忆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博闻广识，他给我们开设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苏先生为人谦和热情，他是那种一看就让人感到亲切可敬、如沐春风的人。他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培养了许多考古学的人才，取得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就。

苏先生曾经参加、主持和领导过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比如30年代他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这是我国考古学初期的一项重要发掘工程。50年代他曾经协助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辉县发掘，亲自发掘结构复杂的固围村2号战国大墓。他亲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调查，首次辨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并判定其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他还曾主持洛阳附近考古发掘，勘查东周时代的“王城”遗址，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

据说就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在回填墓土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一位民工不幸被砸身亡。 [5] 善后工作完毕后，经费所剩无几，如果没有钱的话，发掘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苏先生就写了一封信，让他非常信任的好友，也是考古队成员白万玉从宝鸡到西安，向自己的哥哥苏秉璋筹款。原来苏家是华北地区开纺织厂的有名的实业家，在西安还有自己家的棉纺厂，家族企业是由苏先生的哥哥苏秉璋打理的。信送到后，苏秉璋就立刻准备了五百现大洋，让白万玉带回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6] 负责的。对于自筹经费用于考古发掘的事情，苏先生自己只字不提。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才知道苏先生原来有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读书、考古、埋头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家事和背景。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他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一度经费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当时的一些研究所人员将重要的研究资料秘密装箱转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后来又统一运往昆明。这批资料包括斗鸡台遗址发掘的全部田野记录、图纸、稿件、卡片和照片；还有关于北平庙宇的调查资料和响山堂石窟寺的调查资料，包括大量文字记录、测绘图、照片和拓片。他后来在昆明的研究工作，就是集中编写《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报告。这本考古报告在1948年出版，大16开本，正文289页，约20万字，100多幅插图。报告总共印了400本，很多照片都没有刊印出来。

苏先生有一个“绝活”：闭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准。他在考古发掘现场，反复强调做考古的人要亲手摸陶片，这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他太神奇了。摸陶片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爱好。他对陶器有很深的研究，摸了一辈子的陶片，看陶片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牛河梁发现五千年前的玉猪龙之后，有一个当地文化馆的负责人想起从前出土的一件玉器，就取出来请他鉴定。苏先生摸过后，判定这是一件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种功夫都是长年在野外考古实践中锤炼出来的。考古一定要有野外实践的经验，考古的功夫不是光躲在书斋里做学问就可以的。

苏秉琦先生曾经考察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兴城遗址、姜女石秦宫遗址，他还多次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为这一震惊中外的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化与文明》《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玉龙故乡·文明发端—谈查海遗址》等著作、学术报告和论文，对于建设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体系，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意义重大。他的早期著作《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及《瓦鬲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本文献。

苏秉琦先生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苏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他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谱系研究，论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提出我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六大文化区系。这个观点是在1975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这篇论文直到1981年才公开发表。这篇论文提出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对原有的“中原中心论”是一个挑战。他通过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国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指导了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阐明了我国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的社会发展史实。他的“多元一体论”，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多源一统论”，即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古国、方国、帝国”的学术理论，对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7]

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具有指导性的系统理论著作。费孝通称赞这本书是承前启后的世纪之书：“代表了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这是一本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他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考古学界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苏先生提出了关于学术界存在着“两个怪圈”的问题。“第一个怪圈”涉及中华文化的大一统观念，以及那些被视为正统和普遍适用的理论。他用考古学研究所得的证据批驳了相关的谬误。他认为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表述需要给予新的解释，黄河中游地区也不应再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唯一发源地。“第二个怪圈”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观的片面理解。他认为，以往世界史学界对于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发展史研究，不能照搬过来说明中国的历史沿革。他不同意那种总是把前朝贬斥为异邦的观点，中国的现代文明在他看来，是融合六大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的结果。苏先生始终认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为历史研究。 [8]

苏先生还较早利用类型学的方法，成功地进行周秦墓葬和瓦鬲的分期研究，提出周文化渊源等问题。他根据楚墓中具有鲜明特征的，并有自己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的陶鬲，将其列为认识楚文化的典型器物。他认为这些携带楚文化特点的“楚式鬲”“鼎式鬲”“斝式鬲”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与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殷式鬲”“周式鬲”不同，自成体系。他不仅对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独到见解，而且对晋文化研究也有系统的理论。“晋文化”的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的。关于晋文化，他还有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苏先生很谦虚，自嘲为“四句歪诗”，但其实这四句诗简明清晰地概括了晋文化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晋文化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在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裂变而成的，指出晋文化的研究不要受“曲村—天马、上马、侯马”这“三马”的束缚。他认为“周代到平王东迁已经名存实亡，东周几百年重心，特别是政治上最稳定的力量，已经转移到晋国” [9] 。苏先生开创的区系类型学理论，把中国考古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还提出了“中国史前史”的目标，他说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而应当是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合为一体的研究。这样的理想其实是把古今文化连成一体来探究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这是考古学的根本价值所在。他认为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他曾在《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中说：

假如我们不肯甘心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像我们的先民一样，继续对于人类的文明生活有所贡献，我们就需要好好地保护我们先民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从这里边去吸取经验，看他们是如何地发明和改进了农业和陶业，征服了森林，驯养了家畜，发明了文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以及笔墨纸砚，看他们又是如何地由活剥生吃到煎炒烹调，由山洞土窑到楼台亭榭，从树叶兽皮到锦绣衣冠，由轮子的发明到机械的使用，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切物质生活方面的发明和改进对于当时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就是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任务。 [10]

苏秉琦先生主持北大考古专业工作历时三十年。他参与了考古专业的创建，从无到有，建设起了一套完整的考古教学计划，还参与主持了考古学培训班。苏先生还领导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进行邯郸涧沟 [11] 和龟台、华县泉护村和元君庙、洛阳王湾等项目的发掘实习。苏先生有非常敏锐的科学头脑，思考问题总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还能够抓住重点，所以每次听他讲课都能给学生们莫大的启示。苏秉琦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诲，他非常乐于帮助他人排忧解难，为人光明磊落、可亲可敬。

苏秉琦先生的遗嘱是回归自然，他希望自己的骨灰撒在渤海湾。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考古。

宿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宿白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同时也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极大的一位先生。

我们58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有三次野外考古实习。课堂上侃侃而谈考古学知识的师长们，大多经过了长期野外考古实践磨砺，是有着丰富野外考古经验的考古学家。在考古工地上，他们从测量、开方、挖土、敛平地面、分辨土色、划分地层，到用小铲清理发掘、刷陶片、拼合、简单地修补、整理、绘图、拍照、文字记录等，对我们这一个班的同学进行耐心而严格的指导，手把手地教给我们野外考古的方法和技能，为我们这些人日后参加考古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宿白先生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成就者，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20世纪50年代，由他主持的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以及根据此次发掘的考古资料撰写出版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1957），是我国考古报告的经典，在考古界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宿白先生在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手工业遗存考古、古代建筑、版本目录和中外交流等多个领域均有开创或拓展，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学，也是由宿白先生开启的一个研究分支。自50年代以来，他身体力行，长期坚持对全国各地的石窟寺做全面系统的实地勘测和记录，特别着力于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古。

宿白先生最初学的是历史，因为参加了向达先生的考古组，后来改做考古研究。这个事情还要从当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说起。当时的考古组主任向达一时招不到人，向北大史学系冯承钧先生偶尔说起此事，冯承钧先生马上向他推荐了宿白。冯先生非常赏识宿白先生，之前已经把他推荐到了北大图书馆。这样一来，宿白先生就一边在图书馆整理文献，一边参加文科研究所考古组的工作。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宿白先生就正式被调到了历史学系。

对于宿白先生的智慧、才华和博学，我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宿白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他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文献。当时有不少搞考古研究的人对文献并不是很重视，现在有不少考古专业的人好像还有这个问题。宿白先生希望自己的学生不仅要研究实物，也要精通文献，因为文献不好会影响一个人未来学术的发展。

宿白先生自己的历史文献功夫有口皆碑，这与他转益多师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他大学毕业之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段时间他到文史哲各个系听课，历史系冯承钧先生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中文系孙作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他都一一听过。此外，他自己还兼学版本目录，在古籍版本目录学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的国子监抄《永乐大典》天字韵所收《析津志》八卷中，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的碑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重要文献。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力，是不可能发现并确定这篇文献的重要价值的。他所撰写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写，1956年发表），是研究云冈石窟历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开启了他个人的石窟寺研究。

后来根据《金碑》记述与实地考察，宿白先生写成《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在此以前，有日本学者一直关注云冈的问题，宿先生对日本学者的分期方法提出了质疑。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对宿先生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宿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后来，宿先生又发表文章，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对《金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长广敏雄也不得不承认宿白先生的分期论。

宿白先生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他认为考古学不能离开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生命力之所在，历史时期考古不同于史前考古，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都伴随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考古出土资料，包括石窟寺遗迹的各种社会历史问题，离不开历史文献的引用和佐证。在他看来，从事历史考古研究的人，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也应精通历史文献，考古的学生应具备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为此，他专门为从事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生开设了《汉文佛籍目录》课程，就是要求学生掌握汉文佛籍的查阅方法，从中学习佛教考古的知识。

此外，由于考古课程需要给学生提供考古实物的图像资料，宿白先生备课时就在讲义上亲自画图，讲课时也当场在黑板上画图。无论是古建筑结构，还是天王、力士塑像，他都能画得惟妙惟肖，令同学们赞叹不已。1988年，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先生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发现西藏的很多寺庙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回来后，他就开始整理当年的材料，亲手绘制了好多幅插图，给未来的复原工作提供了参考图像。宿白先生的绘画功力来自他的素描功底。绘图是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所以宿白先生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在现场绘图记录遗迹遗物的技能。

宿白先生看的书多，看的速度也快，常常是学生半天也看不明白的材料，他看一眼就明白了。有一回期末提交论文，我本来打算随便写一写交差了事，以为老师只是翻翻而已。没想到宿白先生逐页批阅，一条一条意见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台历纸上，然后拿给我说：“你回去好好修改吧。”遇到这样的老师，学生根本没有空子可钻，只能老老实实地学，踏踏实实地做。

宿白先生的学问深厚，视野宽广，在学术研究上非常有见地。1962年，他受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 [12] 做《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这次学术报告，他不仅讲考古，讲敦煌的历史，还从佛教史的角度，指出佛教文献资料的研究如何跟考古结合起来，顺便还介绍了如何阅读和把握佛教的史集和经籍。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西方和日本是怎么做敦煌研究的，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敦煌的学术史。

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创见在于，一般的石窟寺考古都会从图像入手，而宿白先生不仅对实物和图像的研究非常深入，而且格外重视石窟学术史料和考古的结合。对于佛教石窟考古，他提倡把佛籍所提供的信息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佛教考古涉及的研究面很广，包括断代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佛教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综合研究和各种专题研究等。宿白先生认为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人可以从事各类研究，但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即“分期断代”和“考古报告”，否则无法开展石窟寺考古的深入研究。

只要看看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就知道宿先生的学问有多大了。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三座墓葬。自1951年起，宿白先生开始带队在此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报告也由宿白先生编写，题目就叫《白沙宋墓》。在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中，白沙宋墓是保存较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宿白先生当时才三十岁出头，就写出了这部中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翻开《白沙宋墓》，印象最深刻的是后面的注释，涉及宋史，包括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习俗等。宿白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第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生动地刻画了宋人的生活图景。

当时，国内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的记录，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白沙宋墓》颠覆了学术界对考古报告的认识，除了体现出考古报告应有的实证功夫之外，还展现了浓郁的学术气息和人文精神。尽管已出版六十余年，《白沙宋墓》作为考古报告的典范，至今仍在学界有重要影响。这本书里的学问太大了，按照现在都可以评一个高级教授了，可是当时宿白先生在北大只评了一个副教授，直到带我们这批学生的时候也还只是个副教授。但宿白先生总是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对于从事考古研究的人来说，一生有没有可以录入考古史的重大发现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留下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考古报告。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就是对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记录。科学的田野考古和田野考古报告的出现，使考古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成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报告在推动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考古报告绝对不能“造假”。无论发掘的对象是古代遗址或墓地，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一部理想的考古报告，应讲究科学性和客观性，无论是发掘、整理、编写都要力求全面、系统、准确，这样才能为日后人们了解古代社会信息提供准确的参照。这就是宿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教给我的对待考古工作的态度。

然而，我愧对先生的是，莫高窟的石窟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做出来。当年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先生寄予我的厚望就是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文革”之后，我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被日常事务占据了大量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搞业务。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得力的团队，而研究所当时人员匮乏，根本不具备做石窟考古报告的条件。当然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还没有真正想明白这个报告该怎么做。虽然毕业多年，但是自己觉得仍然没有把宿白先生的学问学透。我知道这项工作迟早都要做，而且必须完成，还要完成得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学术氛围

北大的精神传统对我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坚持做人做事的准则。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是你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不能还没做事情就乱忽悠。做人不仅要严谨诚实，还要有定力，有责任担当，不能乱跟风，要走在自己的路上。只有看清楚重要的是什么，才能在关键时候不糊涂。

我后来担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在工作中也坚持着北大的精神传统。就管理一个单位而言，当然每个部门都重要，后勤重要，总务也重要，问题是你怎么理解。研究院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首先是业务。你这个研究院如果没有优质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成果，那还是个研究院吗？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漠视其他部门，只是要摆好关系，懂得理解和尊重。别看一个小小的食堂，那也是众口难调，吃饭这个事永远是会有矛盾的，一方面要尽力做好，另一方面当然不要太在意。我们介绍敦煌研究院的时候，主要是说研究院完成的业务和成果，肯定不能光介绍食堂工作做得多么多么好。

正是北大教给了我做人做事的严谨和担当。我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情。有个年轻人面临博士毕业，他的论文要评优秀论文，找我来评议。看了论文后，我说你既然叫我老师，那我就有义务给你提醒几个事。你的博士论文内容还有些问题，文字也不够好。如果这样的博士论文也能评优，其实是把你给害了。北大的这种学术精神，让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讲假话，为此我也得罪过不少人。

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来自北大历史上各个院系的大批学者，他们以渊博的知识、人格和精神的力量，感召和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的学子。

在北大，最活跃和富有生机的就是学生，他们也是北大精神传统的接受者、继承者和传播者。然而，他们又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他们也在不断为北大的精神传统注入新的血液，一代又一代北大学子更新、创造、发扬和传递着北大的精神传统。在这种精神传统中有着一种关于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造力的自由发挥的信念，它渗透于每一个北大人的追求和情怀。与那种“见小利，忘大义，存私心，急近功”的格局和心态不同，我总感觉北大学子普遍具有超越性的情怀和思维。因此，在他们身上常常自觉地承担着一种胸怀天下的使命。

北大之所以在全民族心目中成为一个精神圣地，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我看来正是源于这种精神传统。北大的精神传统中还包含着一种立足中国大地，对于社会、历史、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无论做任何事情，研究或是教学，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进去，和自己所做的事业融为一体，在自己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中，让个体生命不断得到新生和升华，而自己也从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北大人往往痴迷于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痴迷到“傻”，常人把这样的人称为“书呆子”，但是在这样的调侃中其实是怀着对这样一群人的敬意，因为他们在事业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在国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担当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希望所在。北大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肩负着民族的历史使命，自觉承担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使命，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这也是北大重要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