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在现实中苏醒

我常说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有离成，敦煌是我的宿命。

现在想起来，我和敦煌的关系开始于年少时的一种美丽的幻想。我小时候曾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那篇课文说莫高窟是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有几百个洞窟，洞窟里面不仅有精美绝伦的彩塑，还有几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我对这篇课文的印象很深，后来就比较留意和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念了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包括出版的画片和明信片，我都格外关注。因此，我早就知道常书鸿、段文杰这些人，始终很向往那个地方。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我把她想得特别美妙。

我与敦煌的结缘始于我的毕业实习。如果1962年的毕业实习，宿白先生没有选我去敦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我在敦煌的命运。那一年敦煌莫高窟南区要进行危崖加固工程，首先就要动窟外地面下的地基。当时常书鸿先生任所长，他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他意识到莫高窟外的地基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考古工作人员的介入。因此，常书鸿先生就希望北大可以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我被选中了。

正是1962年的这次实习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得在去敦煌的路上，我一直想象着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两位传奇人物，他们一定是风度翩翩的艺术家。在此之前，我读过徐迟的《祁连山下》，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就是以常书鸿为原型的。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留学法国，喝过洋墨水，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跑去西北荒漠守护莫高窟。在我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很气派的地方。可是等我一下车就立刻傻眼了，这里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研究所当时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一个个都跟当地的老乡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传说中的敦煌怎么会是这样一种情景？

原来，从1959年开始，我国经历了持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全国上下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甘肃当时是重灾区。到了敦煌，我才真正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贫穷和落后。虽然当时全国范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甘肃敦煌地区依然食物紧缺，很多人只能打草籽充饥。

我记得当时即便想吃一粒瓜子，连瓜子壳也找不到，最渴望的就是吃水果。可是水果长在人家的树上，又不能去偷。最后只能眼巴巴地等到水果成熟，几个同学可以分到一脸盆。我得到我的那一份后，一个晚上就全吃光了。哎！那真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了！后来我回到敦煌工作，每年都有水果吃，但都不能和那一天晚上的水果相比。可想而知，当时的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敦煌人的生活困顿到什么地步。好在到了第二年，情况就略有改善，我们可以到县城去购买糖块和鸡蛋了。

在莫高窟的毕业实习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当时有不少同学都想选择敦煌，因为莫高窟在大家心目中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典型。对我而言，敦煌同样是内心格外向往的地方，敦煌那么远，如果能趁着毕业实习的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所以我也梦想着去敦煌参加实习。

最终系里决定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去敦煌，当时别提有多开心了。我把敦煌之行想得格外美妙，那些敦煌的图片为我勾画了一个格外美好的世外桃源。结果没想到跑到敦煌一看，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其他各方面都难以尽如人意。尤其是当地的生活条件，对来自北京、上海的我们而言，简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

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窟内的壁画和彩塑。

我们一到敦煌就迫不及待地想进洞参观，负责给宿白先生和我们几个讲解的是大名鼎鼎的史苇湘先生。史先生是四川人，说着一口四川话，我听不太懂。但是史先生讲起敦煌来，非常有激情，很吸引人。洞中的温度远比我想象的要低，我感到有一股刺骨的寒气从地层蔓延上来。然而看着洞窟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我就忘记了寒冷。

整整一个星期，史苇湘先生带领我们几个远道而来的北大青年学生，攀缘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忘记了疲惫，空气也好像变得温暖了。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

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正是这一年，周总理批示拨出巨款，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1962—1966年的大规模加固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常书鸿先生向正在敦煌莫高窟带着学生毕业实习的宿白先生提出，希望北大考古专业可以推荐四名参加实习的学生今后到敦煌工作。这四名学生，除我之外，还有马世长、段鹏琦和谢德根。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宿白先生向常书鸿推荐了我和马世长两人，我们俩被正式分配去了敦煌。马世长后来也是著名的佛教考古专家，回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书，从事中国佛教考古的教学与研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敦煌文书研究、佛经版本校勘等。2013年，马世长因病去世了。最终留在敦煌的，就我一个人。

那次实习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敦煌，最后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的家里整理写出来的。

为什么我会提前离开敦煌？原因是敦煌白天晚上温差大，气候干燥，我的体质本来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的天气。严重的水土不服，加上营养也跟不上，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经常到三四点钟就醒了。上洞实习的时候，也经常走不动路。宿先生怕我出事，让我提前离开敦煌。所以，还没到三个月，我就只能带着实习考察的资料回了上海。

“李广杏”，如此人间好杏

敦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物产，但是水果长得特别好。当地有一种叫“李广杏”的杏子，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

我从小最不爱吃杏子。南方的杏子摘下来的时候都是青的，又硬又酸，想起来都让人感到牙齿发软。“李广杏”和南方的不一样，只有敦煌才有，简直是人间美味。

“李广杏”在每年六七月间成熟，即便在敦煌，每年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品尝到这种杏子。“李广杏”这个名字，据民间传说与汉代“飞将军”李广有关。传说当年李广率部西征，夏日炎炎，将士焦渴难耐，忽然闻到一种奇香，李广看见有彩绸从云中飘下来。于是他就策马追赶，拔箭射落了其中一匹彩绸。彩绸飘落，即刻化成一片果实累累的杏林。但因为是苦杏仙子所结，所以杏子是苦的。后来王母娘娘有意帮助李广，就让甜杏仙子施展法术，在苦杏树桩上接上甜杏树枝，终于结出了清香甘甜的黄杏，敦煌人就叫它“李广杏”。

我刚来敦煌工作的时候，当地普遍比较穷，就是水果好吃。敦煌这个地方的水果长得特别好，原因是敦煌日照时间特别长，昼夜温差大，便于形成糖分。当地除了杏子，还有西瓜、葡萄等水果，都长得很好。每到夏天，我就买很多瓜，床底下全部塞满了。有一年，上海朋友来看望我，因为敦煌的饮用水碱性大，我怕客人喝不惯，就说：“索性你们别喝水了，就吃瓜吧。”我把瓜从床底下搬出来，一开就是四五个。客人连忙说不要一下子开这么多—他们是怕敦煌这么个穷地方，气候又干燥，水果肯定很贵，觉得我太阔气了，一下子就开四五个。我就对他们说：“在上海探望个病人，有时候只带半个西瓜去，因为上海水果贵。这儿不贵，你们放心，放开吃。”敦煌的西瓜之所以这么甜，是因为不上化肥。敦煌当地人把刚长成的西瓜的瓜秧周围的土扒开以后，塞上一把苦豆子，这样结出的西瓜就会又大又甜。等到成熟后，切开的瓜瓤看起来不怎么红，但是水分特别多，十分香甜。

“李广杏”上市的时间前后只有一个月，每年我就赶在水果落市之前买上一大筐，拿个梯子爬到房顶上，把吃不完的杏子全部倒在房顶上，几天就晒干了。这种杏子的糖分高，晒干了也不会变硬，拿个口袋收起来，等到回上海时就给家人分着吃。大家都说这个挺好吃的，放在嘴里有一股自然的香甜。上海那边卖的果脯很多都是用糖腌制的，而这是纯天然的。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杏子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样好吃的杏子居然生长在戈壁荒漠里，还居然有“李广杏”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李广这个人多么悲苦，当年因为刀笔吏的诬陷而“引刀自刎”—他大概不会想到在两千多年后的敦煌，居然有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水果。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最后的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去了敦煌。

实话实说，我当时并不想去敦煌。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最后怎么会定下又让我去敦煌呢？我现在还记得1963年毕业前，学校和系里对毕业班学生进行毕业教育，鼓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服从分配，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记得我们那一届考古专业的学生特别多，有三十多个。毕业分配的会议在北大第一教学楼举行，宣布分配名单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和马世长的名字。

马世长的母亲听到儿子被分配到敦煌的消息之后，号啕大哭。她所有子女里，只有马世长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后来，马世长的母亲来火车站送别马世长和我的时候，哭得像个泪人儿，特别嘱咐我们要互相照顾。

我在毕业分配会后才被告知，为了我和马世长到敦煌的分配，整个分配方案的宣布，推迟了两三天。宣布会后，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系里知道我的体质很差，而且也已经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希望我和马世长先去，北大今后还有毕业生，过三四年再把我替换出来。就是这个理由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

分配方案宣布之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没想到，父亲很快回信给我。这封信很厚，打开一看，信里夹带着另一封写给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信，是嘱我转呈的。父亲的来信我还记得，信是竖着写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的困难，主要是说“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

但是，我看完父亲的信就想，这能交吗？仔细再一想，不行，绝对不能交。为什么？因为当时系里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的时候，鼓励学生学雷锋，学雷锋就要看行动。当时的大学生奉献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发自真心的。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我自己已经向学校表了态服从分配，如果这时候搬出父亲来给自己说情，会给院系领导造成言而无信的印象，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所以这封信我没提交。到了“文革”期间，因为怕惹麻烦，我把这封信和其他父亲写给我的信全给烧了。

那个时候，我和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异常天真和单纯。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何况学校承诺让我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后就可以调到武汉去，这不是很好嘛。再说自实习回来后，我也一直念念不忘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在潜意识里我是非常喜欢敦煌、喜欢莫高窟的。所以我心想，说不定这就是天意，是命运要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补偿上一回考古实习的半途而废。我暗下决心，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绝不能中途折返。想到这里，我就释怀了，从心理上，做好了再赴敦煌的准备。

苏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见

毕业离校前，发生了一件令我很难忘的事情。

有一天，苏秉琦先生突然派人来找我，专门把我叫到他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苏先生当时是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是与夏鼐先生齐名的考古学界的泰斗，为新中国考古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们这一代学生心目中，苏秉琦先生是考古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那苏先生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呢？

在校期间，我虽然没有很多机会向苏先生请教，但心里一直对苏先生充满敬意。此次苏先生专门找我去，令我既倍感幸运，也有点忐忑。到了苏先生的住处，他很客气地请我坐下，亲自为我冲了一杯咖啡，慈祥地对我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我突然意识到学校把我分配去莫高窟，其实是要赋予我一项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苏先生临走前的这一番叮咛，现在回忆起来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

每每回忆此情此景，我总忘不了苏先生和蔼可亲的鼓励和语重心长的教诲。和他的那次会面，好像就在昨天，让我倍感亲切，又觉得这个使命沉甸甸的。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在步出朗润园的那个时刻，我是恍惚的，我反复问自己：“我能完成吗？”我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我更没有想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我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近半个世纪，我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我想象不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何其重要，而又是何其艰巨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去的历史重任。我更想象不到，有一天敦煌研究院会让我走上领导管理岗位。之后，我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中。

但是，母校和老师们的这份嘱托我忘不了，完成莫高窟石窟考古报告的使命我忘不了，北大的精神传统我忘不了，作为北大学子胸怀天下、报效祖国的志向我忘不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的重大责任我忘不了，我知道必须为此竭尽全力。

去敦煌前，我回了一次家，在上海度过了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父亲那时候已经知道了我的决定，他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但是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沉重。最后我要动身的时候，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我掉眼泪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是不舍的，所以后来无论条件怎么艰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从不和家里说，我怕他们担心。每次我回家探亲，家人都会给我带点饼干，带点上海的奶糖。他们不多问，不忍心问；我也什么都不说，不忍心说。

父亲的那一句话，让我彻底长大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另外支撑自己的还有一个美好的希望，那就是三四年以后，学校会分配新的考古专业毕业生来敦煌，我一定会回到南方，和我的家人，和老彭在武汉团聚。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文革”之后，马世长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他离开了敦煌。而我当时正在干校，错过了北大的考研，也再一次错过了离开敦煌的机会。当年，父亲的求情信没有用上，后来那个“三四年后调离敦煌”的许诺，也没有实现。因为之后“文革”爆发了，北大的很多领导和老师都受到了冲击，他们哪里还有能力来保护我们，学校哪里还有能力顾及我们？而我自己呢，一再错失离开敦煌的机会。

所以我说，我这个人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就交给敦煌了。

重回莫高窟

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8月，我跟着宿白先生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做毕业实习。第二次去敦煌，就只有我和马世长两个人。我心里知道，这一次去敦煌就不是在那里待几个月了，而是要长时间在那里生活。

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尔可以看到远处的绿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凉寂寥。

我记得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火车抵达了柳园这个地方。当时敦煌没有火车站，离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园火车站。从柳园到敦煌还有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这段路没有火车，只能坐汽车，路途颠簸。记得第一次去敦煌的时候，也途经柳园。这一次到了柳园后，我们坐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拉煤的卡车沿着公路继续往南，一路上只能看见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

卡车开进一个南北长两千多米、东西宽三百米左右的山谷时，就接近了莫高窟。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时候，我已经是两腿发麻，两眼发晕，几乎是摇摇晃晃地下了车。这两次去敦煌，是截然不同的心情。唯一相同的是再次来到莫高窟时，我还是急切地想进洞看看洞窟里的壁画。

那时我刚步出校门，学的又是考古专业，对佛教艺术还是知之甚少。史苇湘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介绍洞窟的印象还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早期壁画狂放热烈的土红色调，唐代金碧辉煌的经变画和青绿山水，那各种各样的极富想象力的构图造型，斑斓瑰丽的色彩光影，这都是在北大上考古课时，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只要我一想到，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看到这么多不同朝代的壁画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喜悦。

第45窟的塑像精美绝伦，那是整个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萨造像。站在这些塑像前，你会感到菩萨和普通人面前的那道屏障消失了。菩萨像的表情温柔而亲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纯真的少女，梳着双髻，秀眉连鬓，微微颔首，姿态妩媚，面颊丰腴，双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菩萨像袒露上身，圆领无袖的纱衣，在肩部自然回绕下垂，纱衣上的彩绘花朵，色彩依旧鲜亮如新，一朵朵点缀在具有丝绸般质感的衣裙上。菩萨赤足站于圆形莲台，和那些天龙八部、金刚罗汉不同，他们仿佛就是有血有肉、有世俗感情的人。

第112窟的《反弹琵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敦煌的标志性壁画，是最能代表敦煌艺术的图像。以前在画册上看到过，现在近在咫尺，感觉完全不同。画面表现的是伎乐天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一举足一顿地，一个出胯旋身凌空跃起，使出了“反弹琵琶”的绝技，仿佛能听到项饰臂钏在飞动中叮当作响的声音……这一刻被天才的画工永远定格在墙壁上，整个大唐盛世也好像被定格在这一刻，时间和空间也仿佛被色彩和线条凝固起来，成为永恒的瞬间。

我第一次看到《反弹琵琶》时非常惊讶。这幅壁画远比我想象的要小，但是也远比从前在图片上看到的要更加生动。这是中唐时期的壁画，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瑰宝。一千多年来，它就一直在那里，虽然窟外是自然条件恶劣的戈壁沙漠，但正是因为壁画的存在，让这个仅容得下两三人的小小洞窟显得富丽堂皇。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整个莫高窟好像是一个人类幸存的博物馆，而命运的安排，让我置身于这些伟大的艺术面前，这里的一切完全向我敞开。

这个反弹琵琶的舞女表演的是唐代的乐舞，这是最生动的一个瞬间，一个高潮的段落，少女的体态丰腴、自在优美、肌肤似雪、神情专注，轻柔的腰肢和胳膊体现了那种西亚地区女性特有的含蓄和奔放。画工的技艺高超，站在壁画前，仿佛感觉有音乐从墙体里流出来。再凑近一点看，好像能够触摸到她浑身肌肉的弹性，感受到她细微的呼吸。我们很难知道，当初是否真的有个能歌善舞、风姿绰约的胡姬作为模特，或是全凭画工离奇的想象和天才的创造。“反弹琵琶”成为大唐文化一个永恒的符号。历经几个世纪，唐代宫廷的伎乐和舞蹈凝固在了这一瞬间。还有一个个散花的天女，婀娜多姿的飞天，让我忘记了自己正身处距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大西北。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对鸣沙山崖体上的石窟，在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我第一次看到崖体上的莫高窟的时候，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样错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了沧桑和神秘。敦煌的天格外蓝，这种蓝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纯粹，更辽阔，更浓烈，不到大漠是不会知道世上有这样幽蓝幽蓝的天空的。我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太阳还没有落下，月亮就不知不觉升起来了，就能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

在莫高窟这样的自然环境里，我常常会想到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初到莫高窟的时候，我常常想，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为什么敦煌仿佛被遗弃在此长达几个世纪？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在这个丝绸之路曾经的重镇，莫高窟担负着什么使命？那些金碧辉煌的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是什么人画的？这些洞窟最初是谁建立的？以后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她又是怎样湮没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一千多年前的画工究竟是怎样一笔一笔创造出这样一片绚烂的佛国世界的？第275窟的那尊坐于双狮座上的交脚弥勒菩萨，半裸上身，三珠宝冠、三角靠背的形制分明是犍陀罗艺术的风格；第272窟赤足踩莲的胁侍菩萨面相丰圆，胸部夸张，这俨然是印度的造像艺术风格；第407窟的藻井图案是八瓣重层的大莲花，圆形莲花中心有三只旋转飞奔的兔子，这究竟来自何方？……这些问题每天都萦绕在我的心头。

所有种种，都在向我传递着一种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敦煌的空间意义非同凡响，这里封存的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这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也许，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