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艺术圣地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北有北山（马鬃山），南有南山（祁连山），是一个冲积而成的绿洲，由南山流来的古氐置水（今党河）泛滥所造成。敦煌是个盆地，党河冲积扇带和疏勒河冲积平原，靠积雪融水和地下水的滋润，在这里形成了一块宝贵的沙漠绿洲，绿洲周围多戈壁和沙丘。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接中原，西邻新疆，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关于敦煌最早的神话出现于《山海经》，那里面讲：“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三青鸟在传说中是为西王母取食的神鸟，栖息在三危山。三危山因西王母神话而具神奇色彩。现在的三危山景区位于敦煌东南，主峰在莫高窟对面，三峰危峙，所以叫“三危山”。

早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就已经有先民在敦煌地区活动了。两千多年前，汉王朝就在此设立了敦煌郡的行政建制。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得以全线贯通。汉唐时期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向东经过河西走廊可到长安、洛阳，继续向东延伸，可到朝鲜和日本；向西经过古代西域，翻过帕米尔高原，可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诸国；经西亚，继续向西，还可远达地中海，到达南欧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北非的古埃及。所以，史书上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咽喉之地”。

敦煌总扼两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敦煌作为丝绸之路战略要地，伴随古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的一千年，东西方文明长期的荟萃交融，催生了公元4—14世纪的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物的硕果。

敦煌历来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见证。汉代悬泉置驿站遗址出土的简牍表明，敦煌在两汉时期，曾接待过安息（今伊朗）、大月氏（今咸海、阿姆河流域）、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宛（今费尔干纳，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罽宾（今克什米尔）、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南）等二十多个亚洲国家的使节。汉末三国至唐宋，对于东来传教的西亚、中亚的著名高僧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以及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敦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从汉武帝起，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汉王朝采取“列四郡、据两关”的举措，行政上在兰州以西，自东向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上在四郡北面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置玉门关、阳关，并征召大量中原士兵在此戍边和屯田。两关设立后，敦煌成为汉王朝和西域往来出入的西大门。与此同时，汉王朝还对敦煌采取了开发边疆的措施，即从内地向人口稀少的河西走廊和敦煌移民。移民给敦煌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和灌溉技术，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改变了当地的游牧经济和文化。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原始佛教没有偶像崇拜，没有佛教造像艺术。约公元前1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发展起来，掀起了神化佛陀的造神运动，将佛陀变成神圣偶像。出于大乘佛教的需要，还出现了许多佛和菩萨的偶像。公元前1世纪末，贵霜王朝在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兴起。早在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就曾经占领过这个地区，并使该地区濡染了希腊文化。贵霜王朝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逐渐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和北部的马图拉，首创了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和马图拉佛教艺术，这两种佛教艺术对中国北方地区石窟寺的佛教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佛教的传入，中国古籍中有很多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南梁慧皎《高僧传·摄摩腾传》中记载了“汉明感梦，遣使求法”的故事。汉明帝梦见一个金人，便召集群臣来释梦，其中一位无所不知的大臣告诉他，这是西方的“佛”，汉明帝就派遣蔡愔等人前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一行行至今阿富汗一带时，恰逢摄摩腾尊者与竺法兰尊者从天竺国东来，于是蔡愔邀请两位尊者来大汉朝弘扬佛法。两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一起，用白马驮载大量佛经和佛像回到了洛阳。后来，为纪念白马驮经，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修建了僧院，取名“白马寺”。这是关于佛教艺术传入最早的记载。西域地区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鄯善等地都保存有约公元3—4世纪的早期佛教遗迹和遗物。在今内蒙古、山东、江苏、四川等地，也发现了许多东汉魏晋时期的佛教艺术遗迹和遗物。

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1700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735个洞窟（包括南区和北区），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此外，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纪初的50000多件文献和艺术品。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公元5—14世纪的22个洞窟，818平方米壁画，56身彩塑。安西榆林窟保存了公元7—14世纪的43个洞窟，近5200平方米壁画，200多身彩塑。世界上没有另一处佛教遗址能如莫高窟般绵延千年持续建造，又保存有如此丰厚博大的艺术和文献珍宝。

敦煌地区素来有西王母崇拜、女性崇拜、月神崇拜、树神崇拜的神话传统，为佛教艺术在敦煌的生发，准备了绝好的温床。敦煌的石窟艺术原本与弘扬佛法有关。为了向不识字的民众宣扬佛教的教义，僧众和画师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图解和传播教义。千年之后，曾经的佛教圣地衰落了，而这些古代工匠留在莫高窟的珍贵艺术保留了下来，展现给世人一部立体的绘画史、雕塑史和佛教史。

莫高窟位于宕泉河西岸，开凿在一面长长的石壁上，就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但是因为风沙侵蚀，当年常书鸿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年久失修的莫高窟显得破败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袈裟。因为敦煌本地的石窟里有“千佛万佛”，当地老百姓对此又有“万佛峡”（榆林窟）、“千佛洞”（莫高窟）、“西千佛洞”等称呼。

莫高窟的艺术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地区的文化而融汇成的多元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艺术虽然与佛教的宣扬有极大关系，图像和塑像呈现的也是净土、佛和菩萨，但实则不离真实的世俗生活，呈现了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

敦煌不仅是佛教艺术圣地，也是一部辉煌的人文史，是一部在戈壁包围的绿洲营造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西方净土变》既表现了世人对于尘世物质享受的难以舍弃，对尘世等级制度禁锢的难以摆脱，又表达了中国人对一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尊严的自由境界的向往。

乐僔和尚与敦煌第一窟

关于莫高窟的初创，唐代圣历元年（698）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又称《圣历碑》）有比较清晰的记载。此碑文大意说，东晋十六国前秦政权的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到敦煌。

因为天色已晚，旅途劳顿，乐僔和尚打算就地歇脚过夜。正当他掸去僧袍上的尘土，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不经意地抬头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他立刻被眼前的景色惊得目瞪口呆。只见那对面的三危山上，金光万道，璀璨光明，仿佛有千佛化现，乐僔被这庄严的佛光盛景惊呆了。

他想，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西方极乐世界吗？他深信这个地方是非常神圣的，是佛给自己降下旨意，自己应该在此坐禅修行。于是他发心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在洞窟中禅修。乐僔之后又来了一个叫法良的高僧，莫高窟的营建就从这两个人开始，此后连续十个世纪，从未间断建窟、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这些虔诚的僧人委身于逼仄的洞窟中，依靠苦修与冥想，在一片荒芜中试图证得终极意义上的解脱，以达到不生不死的永恒之境。那我们今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因为有上面提到过的《圣历碑》，据碑文记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

……

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

多年之后，僧侣、画师、商贾云集敦煌，从皇族宗亲、世家显贵到移民敦煌的普通百姓频繁开窟，历经千年营造，从无到有，从不毛之地成为万佛之国。一切在世人看来最艰难的所在，一切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实是命运对于意志达成最彻底的考验之处。一切在世人看来最不可能有生之意义的地方，恰恰可以唤起生命极大的力量和信念，并且创化出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奇迹。

我曾见到过莫高窟的佛光。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个雨后的傍晚，因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发洪水，为保护洞窟，我带领警卫队战士在宕泉河边抗洪。在垒沙包过程中，忽见宕泉河东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现了一大片金灿灿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变成黑色。一会儿金光不见了，湛蓝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两道相交的长虹。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神奇景色。这种佛光大概就是乐僔和尚曾经看到过的，并因此生发出禅修的无限信心。这样的佛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我也只见到过唯一的这一次。

苦难孕育的灿烂文明

古代敦煌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称，西域胡商与中原汉族商客在这里从事各种交易，货品丰盛，有中原的丝绸瓷器、西域的奇珍异宝、北方的骆驼马匹与当地的粮草食物等。与此同时，自汉代东西交通和贸易畅通以来，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敦煌，在这里深深扎了根。地接西域的敦煌，较早地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中亚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传，也逐渐传到了敦煌。中西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

著名的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先生的话充分说明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敦煌历来就是连通西域和中原的战略要地，秦汉之前，居住着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西汉初，漠北的匈奴赶走月氏，占领敦煌。汉武帝对这个地方非常看重，他之所以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打通通向西域的道路，增进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莫高窟第323窟留下了张骞出使西域的珍贵图像。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9—前126年，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前115年，他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身毒等地区。其中大宛、安息、大夏、条支以及身毒的一部分（西北部）都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

张骞回来之后向汉武帝报告时提到，他在大夏见到了产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这证明了以中亚巴克特利亚为中心连接西亚、南亚、东亚地区的商贸网络的存在。张骞之行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西域的信息也随之传到了内地中原，具有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也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逐渐传到了中原内地。这是敦煌之所以有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原因。

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建立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关系。但河西地区时常有匈奴人的把持和扰乱，这一段通向西域的路如何打通？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左右，霍去病的第一次河西之战，打败河西匈奴，敦煌与河西走廊归入西汉王朝版图。霍去病从陇西郡出发，越乌戾山，渡黄河，转战千余里，摧枯拉朽般地击溃了河西地区的一些小国和部落。最终在皋兰山迎击匈奴，匈奴精锐全军覆没，甚至匈奴部族的圣物“祭天金人”都成了汉军的战利品。

第一次河西之战胜利后，汉武帝又命令霍去病第二次率军出击河西地区。第二次河西之战，霍去病独自率领所部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两千余里，向匈奴的侧背发起猛攻，再一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立四郡，加上两关，敦煌自此成为中原通西域的门户和军事重镇。为了巩固敦煌的战略地位，当时政府从内地移民来此定居，调遣士兵屯田戍守。西汉王朝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确立了敦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先后历经东汉王朝与曹魏政权，敦煌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基地。中原文化在这里生根和发展，儒家思想得到传播。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被传到了敦煌，西晋时号称“敦煌菩萨”的译经大师竺法护及其弟子在此译经传教。

十六国时期，先后由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五个政权统治敦煌。此时中原大乱，河西地区相对太平。中原与河西走廊的百姓避乱在此，中原汉晋文化在敦煌与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续。敦煌地区曾经有一批著名儒家学者，他们设馆讲学，著书立说。与此同时，敦煌又是西行求法与东来传教的佛教僧人的必经之地，佛教在此得以发展。此后，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北周贵族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北魏时期，敦煌一度被当作屯兵的基地，后来北魏分裂，这期间敦煌又发生过叛乱，敦煌又归属西魏。北周取代西魏后，敦煌再次处于消极防守突厥、吐谷浑的局面。一直到隋代，隋炀帝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被迫投降之后，敦煌才得到安宁，丝绸之路也再次得以畅通。隋文帝和隋炀帝倡导佛教，令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宫廷写经也传至敦煌。短暂的隋代，在敦煌大兴开窟之风。

唐王朝前期遏制了对西域威胁最大的西突厥的进犯，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为加强军事防卫，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设立豆卢军、墨离军、玉门军、赤水军、建康军等河西十军，使敦煌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丝绸之路全线畅通，出现了“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局面。敦煌石窟的营造达到了极盛，敦煌文化进一步融汇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这时，敦煌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中西文化交流、绿洲农业的发展、佛教及佛教艺术及道教的发展，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敦煌的兴衰与朝政的兴衰密切相关。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乱，西北边防削弱，吐蕃趁机攻唐，贞元二年（786）的时候控制了敦煌，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统治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莫高窟有藏传佛教的壁画内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经济的发展虽然受到很大影响，但因为文成公主进藏传播了佛教，所以吐蕃信奉和扶持佛教，佛教在这个时期依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敦煌地区寺院僧侣数量众多，寺院还招收俗家弟子，在寺庙里教授佛学和儒家经典。

到了会昌二年（842），吐蕃内乱，沙州大族张议潮率军在咸通二年（861）攻克了吐蕃控制的凉州。张议潮东征西讨，收复了大量唐朝的失地，驱逐了吐蕃统治者，结束了吐蕃长达六十年的统治，开始了归义军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时期。

北宋景祐三年（1036）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敦煌先后为党项羌和蒙古占领。西夏和元蒙统治者也笃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视，仍有建窟活动。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元蒙疆域的扩大，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转站与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莫高窟就此衰落。

所以，莫高窟开窟和造像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谋求自由和强大的历史。敦煌在历史上有着战争的苦难背景，同时也有着宗教信仰的背景。越是在苦难的时候，越需要有信仰，也许这就是敦煌能够在苦难中孕育出如此灿烂文明的历史根源吧。

张议潮与归义军

在敦煌，张议潮是个妇孺皆知的英雄，这个人很了不起。张氏世为州将，其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张议潮格外崇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诚陷害的著名将领封常清，亲笔抄录《封常清谢死表闻》。他有感于吐蕃残暴统治下的民不聊生，十七岁就读寺学时，还手抄一首《无名歌》，对百姓的疾苦寄予深深的同情。

张议潮“誓心归国”，所以在起义军成功占领沙州之后，就决定派遣使者团向长安传达沙州收复的讯息，以告之朝廷他的归国心意。自文成公主入藏之后，佛教虽然在吐蕃人中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僧侣大多心向大唐。因此替张议潮送信的人中，僧侣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就有一位当时的高僧，名叫悟真。

据说张议潮率敦煌军民起义之前“朝朝秣马，日日练兵”。最终历经百战，驱逐了吐蕃，先后收复沙州、瓜州、伊州、肃州、鄯州、甘州、河州、廓州、岷州、兰州和凉州等十一州，自此，陷没于吐蕃百年的河西地区重新回到唐朝的版图。从古至今，河西陇右从来就是中央政府打击或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基地，是通向西北最重要的门户。失去这片地区，长安就会直接面临异族骑兵的威胁。这个地区还是当时最重要的养马基地之一。所以张议潮的义举得到唐宣宗的大力嘉奖。张议潮被先后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凉州节度使。

张议潮的后人为了彰显他驱蕃归唐、收复河西的丰功伟绩，就在他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的南壁绘制了《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画中旌旗猎猎、马鸣萧萧、鼓角喧天、舞乐骈阗的场面，充分表现了张议潮统军出行抗击吐蕃、收复河西的雄壮气势。段文杰先生还曾经临摹过这幅壁画。

可惜第156窟的墙壁上，有多处烟熏火燎的痕迹，破坏很严重。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一部分哥萨克士兵因为战争而逃亡到中国，被收容在了敦煌莫高窟。由于这些士兵根本不懂得这些壁画的意义，不仅在洞里生火做饭，而且人为破坏壁画，甚至还刮走了墙上的金箔。所幸，洞窟四壁低处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映

后梁乾化四年（914），沙州另一大族的曹氏家族中的曹议金接替张承奉政权，在瓜沙二州六镇地区重建归义军政权，一直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来往，接受中原王朝封号。由于这个家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得好，同中原王朝也保持了统属关系，所以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曹氏主政期间，中西交流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为敦煌佛教艺术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代以后，莫高窟出现了很多供养人的洞窟，曹氏家族是敦煌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这个家族修建的洞窟规模很大。曹氏归义军政权，一方面控制着佛教发展的方向，使佛教活动为维护曹氏政权服务；另一方面，也比较重视通过建窟来宣扬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我们现在从洞窟的壁画中也可以考察出从曹议金到曹延禄，曹氏家族历任节度使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洞窟新建或重修的活动。

陆上丝绸之路原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敦煌才成为一个东西方贸易和交流的重镇。然而，唐中期一直到宋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代替了陆上丝绸之路，敦煌及其周围一些城市随即衰落。到了宋代，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瓷器，航海和造船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导致敦煌失去了作为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和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莫高窟也就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

敦煌石窟艺术的演变发展保留了清晰的历史印迹。元代是敦煌石窟艺术繁荣的最后阶段，也是敦煌石窟艺术走向衰败的最后阶段。至元代，莫高窟依然有开窟和造像的活动。元代开的洞窟现存三十多个，只是除了第600窟和第465窟堪称精美绝伦之外，绝大多数的洞窟壁画题材比较散乱。但是元代出现了藏传佛教的壁画内容，这在莫高窟是很有时代特色的。元代以后，敦煌就停止了开窟。莫高窟逐渐荒废。

到了明嘉靖七年（1528），嘉峪关闭关，敦煌的百姓东迁到了关内，莫高窟遂被彻底遗弃。之后的四百年间，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况，这个曾经的佛教艺术圣地逐渐沦为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病害频生的废墟。

虽然在清康熙、雍正年间，甘肃各州移民来到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但是莫高窟破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从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五万余件文物，震惊了世界。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的这批文物未能得到妥善保管。不久之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等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以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流散世界各地，分藏于英、法、日、俄、印、土等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艺术才开始得到持续的保护和管理。

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与流散

1900年，发生了两件中华民族历史上堪称耻辱的大事。一件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避难，北京陷落；另一件就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被盗。在我看来，藏经洞的发现，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这一发现象征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经的辉煌和近代以来的耻辱，同时也呈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藏经洞就是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提到藏经洞，总是不得不提一个名字—王圆箓。王圆箓是湖北人，光绪初年在肃州，也就是今天酒泉地区的一个巡防营当兵，后来当了道士。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发现了藏经洞，从洞内出土了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五万余件。

王道士本人很可能并不确定这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编造了一些离奇故事。一种说法是，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清晨，因为听到天炮震响，山体突然开裂，出现了一个孔洞，里面仿佛有光，他沿着裂缝用锄头那么一挖，就发现了藏经洞。他把这次发现看成上天对他的虔诚礼佛所给予的回报。他的弟子还把这稀奇古怪的故事写入了他死后的碑文。但是，法国人伯希和的回忆不是这样。王道士曾经对伯希和说，自己是佛的忠实弟子，并且得到了佛的认可，于是佛示意他去挖掘一个价值连城的密室。遵照佛的旨意，他果然发现了藏经洞。

围绕着藏经洞，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戏剧。有学者说：“藏经洞，中国人是偷，外国人是抢。”

据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先是把它翻检一遍，目的是寻找一些值钱的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所期待的金银财宝，于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可否把这些经卷变成钱财，用来修复洞窟。

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请敦煌当地的士绅来参观，可是这些士绅并不真正懂得这些文献的价值，于是他只能报官，希望得到官府的赏赐。他报官的方式是，直接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搬去两箱经卷，还有许多绢画拓片。汪宗翰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官员，他也像王道士一样，漫不经心地翻阅一遍后，随身带走一两卷自己喜欢的。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甘肃布政使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封存藏经洞文物。汪氏责令王道士严加保管，不许外流。

汪宗翰为了自己的升迁，为了能够早日离开敦煌这个蛮荒之地，希望能够用这些经卷取悦上司。他把王道士送给他的两箱经卷分赠给了甘肃的一些官员，其中就包括叶昌炽。叶昌炽是清朝著名的金石学家，对金石碑帖很有研究，他当时担任甘肃学政。敦煌县令把藏经洞的佛经送给叶昌炽之后，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官员们闻讯纷纷前来索取藏经洞文献，藏经洞文献开始迅速在甘肃省内流失，这些在叶昌炽的日记中有记载。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被往来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探险家们获悉。第一个来到藏经洞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自幼精通德语，还懂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梵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他主要研究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斯坦因本来在印度到中国新疆沿线进行考古和发掘，在得知藏经洞的消息之后，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迅速转道敦煌。斯坦因先后三次拜访王道士，并且通过自己的师爷，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人和王道士反复周旋，终于打动了王道士。

斯坦因和蒋孝琬很快发现王道士根本不懂佛学，对佛教也知之甚少，但是对唐僧非常崇拜，于是这个蒋孝琬就利用王圆箓的信仰，谎称斯坦因是从印度踏着玄奘的足迹来到中国的，为的是完成玄奘交给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玄奘委托他把当年从印度取回的经书再重新带回印度，如果王道士成全，必然功德无量。这个荒谬的故事居然赢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他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斯坦因在后来的回忆中反复提到他看到藏经洞被打开时的兴奋和激动。他看到藏经洞内的景象时，简直不敢相信，里面堆满了古代的经文。斯坦因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充分翻检了藏经洞的经书，最后共运走二十四箱敦煌写经卷本，五大箱绢画和丝织品，总计一万四千多件，足足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运走这些宝贝。斯坦因决定立刻结束他的探险，取道印度折返伦敦。王道士同斯坦因和蒋师爷约定，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当然斯坦因并没有忘记施舍给这位“恩主”一些“功德钱”，据说只是区区四锭马蹄银，合二百两白银。王道士意识到此举可能是在犯下滔天大罪，但是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斯坦因是唐僧的使者”，以此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不久之后，也就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步斯坦因的后尘到达了莫高窟。伯希和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研究员，他在乌鲁木齐考察期间，从一个名叫载澜的人那里偶然间听到了藏经洞的消息，同时也看到了载澜随身带着的藏经洞经卷。于是他立刻改变了原计划，马不停蹄地扑向藏经洞。到达敦煌之后，他以区区五百两白银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藏经洞。面对已经被斯坦因翻检过的经卷，伯希和心有不甘，为了把精品全部挑出来，伯希和夜以继日，整整用了三个星期，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迅速翻看了藏经洞中的每一部经卷，甚至每一片纸。最后，伯希和精心挑选了六千多卷精品经卷，两百余幅绢画，装了满满十辆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敦煌。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举国震惊。

据说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伯希和在把敦煌文物悉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这一年恰是光绪皇帝去世，接着慈禧太后去世，举国大伤，谁也无法顾及西北沙漠中这个十余立方米的小洞窟了。

当伯希和将他所劫获的一部分藏经洞的精品文书炫耀给中国学者看的时候，这些经卷震惊了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正是这两个人对中国敦煌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给藏经洞文献的命运带来了一丝转机。宣统元年（1909），当罗振玉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藏经洞敦煌写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写本时，简直无法相信。又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他随即力促清廷学部电令甘肃将劫余写卷解送京师。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努力下，清内阁大库文档和被誉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考古珍宝”“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一”的唐景教碑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在抢救和保护敦煌藏经洞文书方面，他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在他的努力下，学部命甘肃布政使查封了敦煌藏经洞，将敦煌遗书悉数解送京师。王道士得悉后，又私藏若干敦煌文书。学部派员在押解沿途，亦偷盗其中的一些精华写卷。直到宣统二年（1910）秋天，剩余的敦煌文书才运到北京京师学部，后来又移藏到了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的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

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等到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写经四百余卷。

1914年，斯坦因又来到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从王道士处再次骗购五百七十余卷经卷。

1914—1915年，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组织考察队，亲任队长，带领多人到莫高窟，窃取洞窟中彩塑、壁画、绢画、麻布画、纸画、幡画、工艺品等文物三百余件。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到莫高窟，在十天时间里，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20、321、323、329、335等唐代洞窟的十余幅壁画，窃取第328窟唐代彩塑供养菩萨一身。

今天回顾敦煌的这段历史，我强烈地感到，艺术和文化与国力有着紧密的关系，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映。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和没落的莫高窟，在艺术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中，呈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象。

藏经洞文书的价值

藏经洞其实是一座只有十余立方米大小的小石室。它原来只是第16窟的一个侧室，这个侧室是高僧洪䛒的纪念室。洪䛒是晚唐时期的高僧，他精通汉语和藏文，是一位佛经的翻译家。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就辟出这个侧室作为他的纪念堂。现在我们在藏经洞还可以看到他的塑像：结跏趺坐，身穿袈裟，若有所思，背靠的洞壁上绘有两株枝叶交叉的菩提树，树上悬挂着净瓶和布袋。东边的菩提树下有一位慈眉善目的比丘尼，西边的菩提树下站着一个持杖托巾的侍女，壁画上的两位人物和洪䛒一起默默守护了藏经洞数百年。后来张大千还用毛笔在藏经洞的墙上题过字。

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藏经洞，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藏经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这个石窟要集中存放这么多价值连城的佛教经卷和佛教圣物？关于藏经洞的作用和封闭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避难说”是大家认为比较可靠的一种推测。一种推论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应该与重大的政治变乱有关，而这个变乱最有可能是西夏占领瓜、沙、肃诸州期间。因西夏入侵敦煌时，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个民族也信仰佛教，仓促之间将各寺的写经都集中起来，收藏在一窟之内，并将窟门封闭。藏经洞内的确尚未发现任何有西夏文的文书。

另一推论是为了避黑汉王朝东侵。北宋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汉王朝一举灭掉了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让沙州地区的佛教势力极感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灭佛事件的发生，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重要的经卷、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统一收藏在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洞窟中。

“废弃说”认为，有了印刷术之后，产生了印本的佛经，以前的写本佛经就废弃了。可是书写的佛经代表佛教三宝之一的佛法，是圣物，不能随便丢弃，必须集中保管，所以藏经洞应是专门存放各寺剔除下来的经卷、文书、旧幡画、佛像的地方。最后封闭洞口，并做了必要的伪饰。当事人去世之后，藏经的事情可能就不为后人所知了。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

“供养说”认为，正如“废弃说”指出的，藏经洞保存的佛教文献从表面上看，大都是残破不全的。但实质上，这属于在古代中国广大地区曾存在过的“经像瘗埋”现象，就是在佛教三宝供养（特别是法宝供养、佛宝供养）的思想指导下，佛教徒对于残破的、过时的佛教经典和造像予以有计划地、礼仪性地收集瘗埋，使之长久住持供养的一种特殊的佛教仪轨制度和佛教历史文化现象。 [1]

当然，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是千古之谜，以上几种说法都是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合理推论，不能说就是最后的结论。此问题还需要学者们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藏经洞的特别之处，一是有独一无二的新资料。很多读书人的研究用书都是印刷的，很难见到写本，藏经洞里面大多是失传的写本，特别珍贵。二是资料“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 [2] ，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

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为研究敦煌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藏经洞里最多的就是宗教典籍和文献。其中佛教典籍和文献占九成，《法华经》就有五千件，可见佛经之多。这些佛经除了与传世的《大藏经》能对上以外，还有一些佛教经典，比如说中国禅宗的经典《六祖坛经》。除了佛教经卷，还有中国道教经典《老子道德经》《老子化胡经》。《老子道德经》现在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广为流传。

除了有中国佛教和道教文献以外，敦煌还发现了其他宗教的文献。比如基督教有一派叫聂斯托利派，也就是景教，这是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的。敦煌出土了十字架，以及景教的汉译经典，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这是景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唱颂的赞美诗。再比如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世界由善、恶两神创造，视圣火为最高善神的化身，所以又被称为“拜火教”。还比如摩尼教，唐代写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就是其教徒奉唐玄宗之命，介绍该教起源、教主摩尼著作、教团组织、核心教义的解释性文献。还有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以及全国地理文献《贞元十道录》、敦煌地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等。

敦煌文献中还有很多官方和私人文书。据说古代衙门把这些文书保存到一定期限以后就作废了。但因为纸张很珍贵，寺庙就用这些废弃文书的背面来抄写佛经。这些文书当时的人可能不在乎，在今天就格外珍贵。比如敦煌研究院所藏341号《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这是一份任命书抄本，张君义是人名，勋是功勋，告是告身，也即委任状。此文书是由朝廷下发的委任状，文书上列了以张君义为首的两百多人的授勋名单，以及授予他们的勋职。又比如说P.3964号文书《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文字内容显示这是一份五代时期私人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因为家中淹水，他没有钱修理，只好把他的亲生儿苟子典给他亲家，然后写了一份签字画押、担保债权的契约。这种契约文书，对研究古代法律、经济非常有价值。

中国战国时期已初步形成古代天文学体系。藏经洞出土的《全天星图》绘制于唐代，描绘了当时人们肉眼可以观测到的星官。《全天星图》的画法是，赤道区从十二月开始，按照太阳每月所在的位置，分十二段，把赤道带附近的星星画出来，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此图共有1348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星数也较多的一份星图，说明了中国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智慧。

还有医学。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药学已相当发达，文献记载了很多医书、药书，可是宋代以后散失了。藏经洞保存有多达七十余种隋唐的医书、药书典籍，比如唐代的针灸治疗专著《灸法图》。还有一本叫作《食疗本草》，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作者孟诜不仅记录了药的名字，还记录了药性、功效和禁忌。

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过去只知道雕版印刷是中国发明的，但是缺乏实证。藏经洞发现一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印本。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过这部印本，长488厘米，宽30.5厘米，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扉页上雕刻了人物、狮子、器物等图像，刻画精美，刀法圆熟，墨色浓厚匀称。中国古代就能刻图章，所以做雕版印刷很自然，这部印本证明唐代就有雕版印刷。

敦煌文书里保存了不少文学作品，最被学者看好的，不是传统的诗歌总集《诗经》，也不是文学总集《文选》，而是失传已久的通俗文学作品。古代向民众普及佛教教义，除了采用经变画形象地描绘外，受盛行于佛教仪式的歌呗影响，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就是把佛经内容转化为便于说唱的通俗文词。比如有篇《大目犍连变文》，讲的是佛陀的弟子目犍连，他的母亲因为不虔诚，死后就下了地狱，目犍连通过虔诚修行，救出了在地狱受苦的母亲。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这些变文的内容既传播了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又宣扬了儒家的忠君孝悌思想。敦煌藏经洞发现失传千年之久的变文，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敦煌藏经洞的变文还有讲经文、词文、因缘、话本、诗话等通俗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评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

藏经洞的发现意义重大，这里秘藏着几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医药、科技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的文献，其中大部分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不等，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

可以说，藏经洞藏着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浩瀚的海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然而藏经洞的不幸在于，它的发现正值中国最为动乱和萧条的一个历史时期，发现它的人居然是一个不识字也没什么文化的小人物，他根本不知道藏经洞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敦煌又远在大漠之中—所有的这一切造成了藏经洞文献流失的历史悲剧。

敦煌文书在运回北京的过程中，又经历过一次劫难。王道士把最好的一部分经卷藏匿在一个桶里，目的是日后可转卖给外国人。此外，因为负责押运的差官监守自盗，经卷严重流失，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被人拿去求官、卖钱或是私藏。等到运回北京时，其中的精华多已流失。

所以，陈寅恪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3]

季羡林先生认为，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聚之地。因此，谁得到了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谁就能有机会复活中国及世界许多被遗忘的往事。藏经洞的价值，不仅仅是精美的文书和艺术珍品，而且仅是文物当初的收藏、保存方式，对于历史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个洞窟的生态全然被破坏了，并且不可复原，许多历史遗留的线索就这样，永远都无法再接续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