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在海外 [1]
敦煌藏经洞文献在发现后不久，就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特别是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等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过去曾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斯坦因劫掠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数量最多，有一万六千多件，其中有汉文和梵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英国学者在整理敦煌藏经洞文献方面做了一些工作。20世纪50年代，大英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整理了斯坦因所获汉文文献，但遗留下许多残片，到90年代由我国的敦煌学学者荣新江、方广锠对残卷重新编目。著名汉学家魏礼对斯坦因所获的五百余件绢纸绘画做了整理编目。1931年，大英博物馆与印度政府联合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因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出资支持斯坦因中亚探险，故印度政府也从斯坦因所劫获敦煌资料中分得一部分。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为765号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编了目录。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托马斯负责整理敦煌藏文非佛教文献。剑桥大学的贝利整理了于阗文写本。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魏礼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祆教的流行情况、敦煌变文的译注、敦煌的民谣与故事。英国的崔维泽教授利用敦煌官制、法制、经济、氏族的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唐史的文章。汉学家麦大维、杜德桥、巴瑞特等也利用敦煌材料，研究唐代儒学、礼法、小说、道教、民间宗教等。伊朗语言学家恒宁及其继承人博伊丝、麦肯吉、辛姆斯—威廉姆斯是粟特文的重要解读者和研究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著名学者韦陀教授对敦煌绢纸绘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外，英国有关敦煌研究的成果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英国对于敦煌学的贡献，是附设在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上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英国乃至全世界所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工作。现在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在该项目的官网（http://idp.bl.uk）上，看到斯坦因从敦煌和新疆所获部分文书的清晰照片。这个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敦煌文献原卷的保护，也便于各国学者对敦煌资料的使用。项目在“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的主旨思想指导下，从1993年以来，联合世界各国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单位，在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敦煌等地，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敦煌和中亚写本的保护为主题的小型会议，对于敦煌写本的保护和研究都产生了推进作用。 [2]
法国也是国外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方面学者辈出、成果丰硕的学术重镇。伯希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在敦煌藏经洞挑选了最有价值的材料，整理了他所获取的部分汉文写本目录，编著了《敦煌石窟图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吴其昱、苏远鸣等利用伯希和及中国著名敦煌学者王重民的目录草稿，重新编纂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受斯坦因之托，整理了斯氏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拉露完成了敦煌藏文编目。哈密顿整理了回鹘文文献。
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马伯乐利用敦煌文献研究道教和汉语音韵，他找出的南朝道士宋文明所著的《道德义渊》，非常重要。苏远鸣主编了三册《敦煌研究论文集》，发表了他领导的敦煌研究小组专家们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包括道教、道教史、民间宗教和占卜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他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汉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敦煌文献中的禅宗文献的价值十分重视。他与中国著名敦煌学者王重民经常探讨敦煌文书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出版了《吐蕃僧诤记》，此书拓展了敦煌禅宗文献研究的范围。他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所贡献。戴密微也研究通俗文学作品，如变文、曲子词、通俗诗及童蒙读物等。谢和耐和童丕利用敦煌文书开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借助敦煌契约文书研究敦煌的借贷问题—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1998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书籍考古学”著称的戴仁教授就任法国远东学院（EFEO）院长后，大力推动法国乃至欧美敦煌学的发展。他一方面邀请有成就的美国、日本、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到巴黎讲学，一方面编辑出版敦煌学专题研究文集。1999年，戴仁主编的《敦煌绘画论集：伯希和与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纸本白画与绘画研究》由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其中收录了苏远鸣、胡素馨、戴仁、太史文、艾丽白的论文。2000年，法国远东学院的刊物《远东研究纪要》第11卷由戴仁任特邀主编，作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敦煌学新研”专号出版，集中发表了苏远鸣、戴仁、穆瑞莲、童丕、茅甘等学者的八篇敦煌学论文，涉及敦煌绘画的供养人、早期印刷术、佛教对道教“厨”观念的吸收和利用、西北地区的占卜、藏文史书等方面。 [3]
20世纪末以来，法国华裔敦煌学者、远东学院教授郭丽英女士的研究颇引人注目，她是藏学家石泰安的爱徒，获得法国汉学最高奖“儒莲奖”，获奖专著为《5—10世纪中国佛教的忏罪与悔过》。她对敦煌的密教文书，特别是《金刚峻经》用力甚勤，发表多篇论文。法国远东学院的青年学者牟和谛关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提谓波利经》《佛说净度三昧经》《佛说十王经》等疑伪经和疑伪经图像，借此考察疑伪经及图像在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过程中的作用。法国汉学界在敦煌学研究中一直与中国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络的态势。
奥登堡是最后一个到敦煌劫取敦煌文献、莫高窟彩塑和壁画的探险家。俄罗斯的敦煌收集品有一万八千多号，其中多为佛经的残片，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敦煌学研究。孟列夫主编了三千号的两卷《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出版了一系列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研究论著。丘古耶夫斯基主要研究敦煌经济文书，1983年出版以研究民籍、账簿、赋役、寺院经济文书为主的《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卷。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和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15卷，其中有《王梵志诗集》《历代法宝记》等敦煌文学、佛教文献；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艺术品》5卷，为研究敦煌艺术提供了资料。
日本是海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基地。日本学者从1909年开始敦煌学研究，不少学者到英法等国收集材料，带回日本整理，刊布出一批珍贵文献。藤田丰八、矢吹庆辉、羽田亨、那波利贞、仁井田陞、松本荣一等学者开始了对佛教文献、中国古籍、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法制文书、石窟壁画和藏经洞绢纸画等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的研究》对敦煌壁画内容的解读，基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法国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的图片资料，通过经文和壁画的对读，解读出《法华经变》《报恩经变》《华严经变》《劳度叉斗圣变》《西方净土变》等大量壁画内容。他的研究对于我们后来深入了解敦煌壁画、敦煌石窟图像很有启发。
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敦煌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这个时期他们找回了大谷探险队收集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又从英国、中国、苏联得到了丰富的敦煌文献的新材料。此时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主，也有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日本涌现了塚本善隆、山本达郎、藤枝晃、池田温、上山大峻等一大批敦煌学学者。出版了日本引以为荣的两项学者集体合作完成的重大项目：一项由石滨纯太郎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一批专家，研究找回的大谷文书，汇为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另一项是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纂的《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此外，产生了敦煌佛教史、经济史、敦煌历史、中晚唐以来的敦煌佛教社会及文学等方面的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还有秋山光和、东山健吾、百桥明穗等学者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 [4]
8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敦煌资料的陆续公开出版，日本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两方面发展。某一种文献的集大成著作纷纷产生，如知名敦煌学专家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分概观和录文两部分。概观部分是对中国古代籍帐的全面详细的研究。录文部分共收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籍帐、差科簿文书三百多件，在文书的汇集、缀合、校录方面优于前人。池田温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是敦煌、吐鲁番等地写本文献中的跋文题记的汇辑，是敦煌写本的集大成之作。竺沙雅章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著作。在专精的研究方面，以《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丛刊为其典范。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日本成立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等，以团体形式开展集体综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学发展的方向。1980—1983年编纂出版的十三卷本《讲座敦煌》是一项规模更大的集体合作项目，代表了当时日本敦煌学的水平。2000年，日本《亚洲学刊》出版了“敦煌吐鲁番专号”，展示了他们为百年敦煌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其中收录了四篇论文：百桥明穗对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探讨，森安孝夫有关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关系的新认识，高田时雄谈敦煌的多语言使用问题，吉田丰报告日德两国学者合作研究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写本的初步结果，即利用对写本汉文一面的比定结果，来帮助缀合考释另一面的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文献。
近些年来，日本仍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八木春生、大西磨希子、滨田瑞美、荒见泰史、菊地淑子、赤木崇敏、岩尾一史、岩本笃志、坂尻彰宏、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等，持续从事有关敦煌的石窟艺术、文学文献、历史文献、胡语文献（如回鹘文、西夏文）等方面的研究，显示了日本学者对敦煌学研究的持续热情和发展后劲。
美国没有很多的敦煌材料，没有专门研究机构，也没有太多研究者。他们受到法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比较突出的有梅维恒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出版有《绘画与表演：中国看图讲唱及其印度起源》《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与戏剧兴起的贡献之研究》，还有研讨经变的《劳度叉斗圣变》。一些学者对早期禅宗史、华严宗、密宗也有研究，赖华伦与兰卡斯编有《汉藏两地的早期禅宗》《北宗与早期禅宗的形成》。太史文所著《十王经与中世纪中国佛教的炼狱观念之形成》，是用宗教学的理论方法，来解析敦煌的疑伪经问题。司马虚把法国道教研究引入美国。美国还有一些学者注重佛教艺术，尤其关注以敦煌为代表的佛教石窟艺术研究，如高居瀚、方闻、巫鸿、胡素馨、汪悦进、王静芬等学者都曾发表过有关敦煌石窟研究的论著。
罗振玉、王国维与中国敦煌学的发轫
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有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向达、姜亮夫、王重民这些重量级的敦煌学学者，他们开拓了中国敦煌学的许多研究领域，为此后敦煌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振玉在整理刊刻敦煌遗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和王国维等人，把伯希和从敦煌贿买的十多种藏经洞文书编为一集，以《敦煌石室遗书》为名刊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他又整理出版了《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佚书续编》，收录了《大云无想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各类宗教经书。1918年，罗振玉把自己历年整理敦煌遗书所写的序、跋编成《校刊群书叙录》二卷。他从日本回国后，还编写、出版了一系列敦煌学的论文和著作，如《敦煌零拾》《敦煌石室碎金》《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敦煌写本毛诗校记》《补唐书张议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
王国维协助罗振玉做了很多敦煌藏经洞整理的工作，他对敦煌学的贡献主要是考证了古代经济、政治制度（如均田制、古代官制），纠正了史籍中的史实讹误，同时补证了西北民族如回鹘、于阗的历史，对汉代长城、丝绸之路及一些古城遗址进行了考证。王国维是最早对敦煌写卷曲子词予以关注、介绍和辑录的学者。1913年，他在《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中首次介绍了敦煌写卷曲子词《云谣集》的情况，这也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开端。1912年，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游历欧洲时，在大英图书馆抄录了多种敦煌写本，王国维见到其中一篇载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诗文残卷，立刻断定这是失传已久的《秦妇吟》。之后他致信伯希和，希望对方可以寄来《秦妇吟》的写卷照片。1920年，他在《敦煌发现唐代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首次发表了《秦妇吟》残卷录文。
陈寅恪对中国敦煌学的贡献 [5]
20世纪初，陈寅恪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期间，曾经拜访过伯希和。他还去伦敦游学，是第一个看到国外敦煌资料的中国学者。陈寅恪开创了敦煌学研究的风气，他的贡献在我看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学科概念。1930年，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一书中整理公布了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陈寅恪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在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个学科概念。他在序中还最早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号召学者使用好遗留的敦煌文书，做好敦煌学的基础研究，并指出中国敦煌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这是非常有眼光的。陈寅恪最早全面肯定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劫余文献在摩尼教文献、唐代历史、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学、佛经旧译之别本、学术之考证等九个方面的珍贵价值。其次，是他对敦煌文献研究的开拓性贡献。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很多：撰有《大乘稻秆经随听疏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编序》《元白诗笺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书中，在其他著作中也使用了一些敦煌资料。陈寅恪在研究唐代民族关系史、中古史、佛教教义的文献等方面，都提出过独到的见解，贡献过很多敦煌学研究的开拓性视角。比如关于变文到话本再到小说的文学史发展，陈寅恪在1930年《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就有过精彩的论述。还比如他指出在汉文经卷中有很多是对中亚古文的翻译，其中不仅有意译，还有音译，这对于中亚古文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资料，是对世界学术发展的一大贡献。他对敦煌学的价值的认识涵盖了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不仅有传统的学术继承，也有西方的方法借鉴，几乎囊括了敦煌学研究的所有重要问题。
陈寅恪既能够看到未来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空间和作为，也能够看到我国对敦煌学研究的不足和差距，他强调学术不能闭门造车，应当和世界接轨。后来，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蓬勃发展起来，很多学者投身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逐步与世界学术潮流相融合。
张大千和向达在敦煌
有人问张大千到敦煌去干什么，他说宋代的画我都看过真迹，我要到敦煌去看六朝和隋唐的壁画。为什么张大千要跑来敦煌看六朝和隋唐的壁画呢？汉晋两代出过许多大画家，这些名家现存的作品少之又少，在敦煌却留下了那个时代艺术家的真迹。山水画最盛是两宋到元代，唐代也有山水，最著名的就是青绿山水画。唐代青绿山水画是李思训跟他的儿子李道昭一起创造的。要想看唐代青绿山水的真迹，只有在敦煌。
据说张大千刚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手电和蜡烛进了洞，当他迎面看到壁画上的仕女图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他曾说：“人物画到了盛唐，可以说已达到了至精至美的完美境界，敦煌佛洞中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动。” [6] 他边欣赏边赞叹，如痴如醉。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画集序》中说：“莫高窟，诚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大千流连绘事，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十之九，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乃类于寻梦！石室壁画，简籍所不载，往哲所未闻，丹青千壁，遁光莫曜，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继作，实先迹之奥府，绘事之神皋也！”
所以，张大千一来索性就不走了。在1941年至1943年间，他率领弟子门生和一些工匠住进了莫高窟。在为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间断地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临摹壁画，共临摹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等历代壁画精品约三百幅。张大千离开敦煌后不久，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形成“敦煌热”，为弘扬敦煌石窟艺术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大千通过临摹，对敦煌壁画艺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曾在《对江兆申话敦煌》中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的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敦煌壁画所绘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饰制度，可以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盖敦煌文化，不仅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之余，通过调查研究完成了长达二十余万字的《敦煌石室记》手稿（后更名为《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1985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对他所重新编号的309个洞窟的结构、大小、内容做了文字说明和年代推断。20世纪70年代，他又发表了一篇万余字的画论《谈敦煌壁画》，深入解析了敦煌壁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张大千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也是功不可没。1941年10月5日，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到敦煌莫高窟，会见了张大千。张大千谈起对莫高窟的现状与前景，极为痛心与担心，他向于右任提议，国家应赶快把莫高窟等收归国有，并立即建立起一个保护机构。于右任非常赞同张大千的提议，很快向国民政府递交了提案。 [7]
向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他治学严谨，成就卓越，堪称一代宗师。 [8] 他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都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向达先生早年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时就与敦煌结缘。1935年秋，他被派往欧洲调查和研究流散的敦煌文书。他先是到英国影印及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经，在收藏了许多东方善本书籍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考察期间，他克服种种困难和刁难，先后调查了五百多卷敦煌文书，并做了大量的摘抄和笔记。他还到巴黎、柏林的博物馆抄写敦煌吐鲁番文书。从1935年到1938年，他把所能看到的敦煌文书都用工整秀丽的小楷做了详细的抄录，写成目录提要，累计抄写了数百万字，对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向达先生带回的抄录资料，为后来国内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向达先生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敦煌俗文学的拓荒者， [9] 他利用敦煌卷子所做的研究，为敦煌俗文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沈从文特别提到过向达先生对俗文学研究的贡献，他说向达先生的研究对唐代白话小说发源于讲经中“俗讲”一说，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一生也为敦煌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向达先生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两次赴西北、敦煌考察。这两次实地考察以及此前的赴欧考察敦煌文献，使得向达先生与敦煌、敦煌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段时间也恰好是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的时期。1941年，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并担任历史考古组主任。考察团于1942年10月9日到达敦煌，次日向达就率团考察了莫高窟。他还在给友人曾昭燏的信中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敦煌石窟艺术的激动，以及目睹石窟受到自然破坏的担心。他后来在给李济、傅斯年、曾昭燏等人的信中反复呼吁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他还曾撰文呼吁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和开展研究工作。
1942年，向达先生返回重庆后，很快写出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文章经傅斯年的推荐，以“方回”为笔名，首先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引起强烈关注。现在我们说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建议之功，而实际上，向达先生对社会的呼吁，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保护和管理的具体建议，被后来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采纳，成为敦煌石窟保护和管理的参照。向达提出的“不可轻易剥离壁画”的主张，也是敦煌研究院几十年来在壁画保护和管理中一直恪守的纪律和原则。
向达先生可以说是真正做到将敦煌文献研究与石窟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第一人。他的两次敦煌之行都亲自实地考察石窟，并对石窟做了美术史分析、敦煌文献考释，同时还调查了石窟周围的古遗址。他创造了将敦煌文献与石窟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陈寅恪曾经为向达赋诗：“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可见向达先生当年的学问、风采和影响力。
向达先生精力过人。他两入敦煌，第一次到敦煌之前，他考察过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的古遗址，到敦煌后实地考察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还考察了敦煌寿昌城城址、南湖古董滩、汉长城沿线的大小方盘城遗址、敦煌西南五里的岷州庙，还在岷州庙发现了六朝经幢，以及安西破城子遗址。第二次考察中，他先后考察了酒泉文殊山石窟、酒泉金塔县汉代烽燧遗址，发掘了敦煌佛爷庙古墓群，并再次详细考察了敦煌莫高窟。他的第二次敦煌考察，本来计划发掘第一次考察期间所勘查过的古墓群，希望能够在敦煌文书、藏经洞之外，发现并开辟出敦煌学的新领域。但由于这些古墓群多数被盗掘，考察结果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敦煌地区的石窟艺术，还是敦煌和西域考古，向达先生都贡献卓著。 [10] 他的一些文章后来被收录进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
向达先生拥有百折不回的坚忍品格和世界性的学术眼光。正是这种可贵的人格和深厚的学术造诣，才使他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令人叹服的学术贡献。 [11]
遗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向达和许多北大学者一样被下放劳动，身患尿毒症却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北大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了向达先生惨遭批斗、备受凌辱的惨状：他被剃光了头，被迫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个小时……非常不幸，那样强壮的一个人，过了不久就去世了。
常书鸿先生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于1944年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与于右任先生有很大关系。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威望很高。他本人出生于陕西三原，母亲是甘肃静宁人，所以对甘肃这个地方很有感情。他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期间，来甘肃视察，了解政情并参观一些名胜古迹。于右任于1941年10月5日，抵达莫高窟参观，在参观了洞窟之后，挥毫题写“莫高窟”三个大字。我刚到敦煌时，还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北侧大门的门楣上看到过这三个大字。
他到敦煌莫高窟的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邀于右任去他的临时住所吃饭赏月。席间，他们就谈起了莫高窟的文物破坏严重，长期得不到重视与保护，不断遭到掠夺和破坏的问题。大家都深感有必要成立一个研究保护机构。于右任在后来写的八首《敦煌记事诗》中，表达了他当时的急切心情。在敦煌巡视数天后，10月13日，于右任又兴致勃勃地去了距离敦煌一百多公里的安西榆林窟，还写下了《万佛峡纪行诗》四首。
1941年12月15日，于右任完成西北考察之后，返抵重庆。1942年1月12日在第七十五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上，他提交了“请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交教育部负责筹划，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以期保存千佛洞（莫高窟）等处壁画”的议案。会议决定“原则通过，交教育部”。这一建议还以《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为题，发表在了1942年《文史杂志》的第二卷第四期。
于右任起初的想法就是在莫高窟成立一个艺术学院，然后聘请一批艺术家担任教员，教授学生学习壁画艺术。于右任的这一倡议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虽然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中国正在对日作战，财政支出非常困难，但是于右任的建议还是得到了国会的通过，通过以后就交给行政院落实，行政院责成教育部负责此事，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陈立夫。
教育部认为要成立艺术学院，那肯定要有教师和学生，可是一时半会儿哪里去找这么多老师和学生？这个方案实施起来有难度。但是莫高窟这个地方又太重要了，保护的工作刻不容缓，所以决定先不要成立学院，而是搞一个保管所，然后慢慢招一些懂艺术的青年学生过去。1943年，教育部将于右任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名称，改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定陕甘青监察使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员，共同筹备组建工作。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创立，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学的专门机构，教育部任命从法国回来不久的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至此，敦煌莫高窟收归国有，它标志着敦煌莫高窟四百多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的结束，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翻开了新的一页。
常书鸿先生是个艺术家，是喝过洋墨水的，有思想有水平。他1927年留学法国，在油画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曾在里昂和巴黎的沙龙展中获奖。常先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后萌生了对莫高窟的向往。他1936年回国后，先是担任了北平艺专的教授，“卢沟桥事变”后随校南迁。40年代初期，常先生参加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活动，他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后，举家迁居敦煌。
掌管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初，常书鸿先生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希望他们推荐和招聘愿意来敦煌工作的年轻人。很快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絜兹、李浴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陆续来到了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常先生的学生。常先生还从重庆招聘了一批学者，如史岩、苏莹辉等。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这些人大多又离开了。1946年后，常先生又招募范文藻、段文杰、凌春德、霍熙亮、孙儒僩、欧阳琳、史苇湘等人先后来到莫高窟，他们成为第一代莫高窟人。这一代人在风沙肆虐、荒凉寂寞的大西北戈壁沙漠中，面对破败不堪的石窟，以及土屋土桌、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物资匮乏、信息闭塞、孩子不能上学等种种困难，毫不畏惧，以对敦煌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倾情保护之心，扎根大漠，含辛茹苦，筚路蓝缕，初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的基业。
常书鸿先生克服了人员和资金短缺的困难，在极其艰苦的工作条件下，白手起家，一边抓保护，一边抓艺术。他带领大家清除了数百年来堆积在三百多个洞窟内的积沙，拆除了洞窟中俄国人搭建的全部土炕土灶，对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还募款为部分重点洞窟装了窟门，修建了长1007米的土围墙，有效地阻挡了人为破坏和偷盗，莫高窟得到了初步保护。
与此同时，在缺乏资料和起码的研究条件的情况下，常所长带领大家开始了临摹工作，短短几年就产生了第一批数百件壁画临摹品。敦煌壁画摹本曾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中展出。他们还对莫高窟各窟做了更合理的重新编号；对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进行全面调查记录；撰写洞窟说明；设置陈列室，展示文物；制定了进窟工作和参观的管理办法。当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这些工作，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开辟敦煌石窟研究新领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继任所长。他以更大的力度针对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对洞窟中病害严重的壁画和彩塑开展了初步抢救性保护和修复；对裂隙纵横的莫高窟南区危崖和洞窟实施了全面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经过加固的莫高窟能承受7级强度的地震，使濒临坍塌的洞窟脱离了险境，得到了妥善保护；为了防止风沙对壁画和塑像的侵蚀，还着手在崖顶做防治沙害的试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敦煌彩塑和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霍熙亮、李承仙、欧阳琳、关友惠、刘玉权等前辈画家专心绘事，辛勤工作，临摹了大批敦煌石窟中经典的代表性的壁画。雕塑专家孙纪元、何鄂也临摹了一些经典的敦煌雕塑作品。敦煌研究院现藏的敦煌艺术临摹品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当时临摹的壁画和彩塑，还举办了国内外的展览。敦煌临本的展览，不仅弘扬了敦煌艺术，而且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对敦煌的兴趣，他们从中收集资料，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和图像的关注和研究。
我1963年来到敦煌的时候，常先生已经开始重视敦煌石窟人文学科的研究。常先生学识渊博。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期间，他在研究西方绘画艺术的同时，就开始反思中国民族传统艺术，探索中国未来绘画，发表了《巴黎中国画展与中国画前途》一文。在敦煌工作的数十年间，他除了临摹敦煌壁画、创作油画，还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和介绍文章，先后发表在国内外数十种报刊、书籍上。常先生以一位艺术家的敏锐眼光，看到了敦煌石窟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他认为敦煌壁画以其内容的无限丰富性、强烈的时代性和广泛的人民性，代表着中国古代艺术的精髓。他发表了《敦煌艺术的特点》《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礼失而求诸野》《从敦煌艺术看中国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等论文，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和规律。他眼界开阔，不仅考察了敦煌石窟与龟兹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还把敦煌艺术放在世界范围去认识，发表了《阿犍陀与敦煌：纪念阿犍陀石窟艺术1500周年》。
20世纪50年代末，常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60年代初学院被解散之后，常先生就动员了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等一批学文史的师生来莫高窟。后来又吸纳了美术专业的高尔泰、建筑专业的萧默、历史专业的孙修身等一批专业人员。我和马世长作为考古专业人员是在常先生向宿白先生请求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研究所组建了研究部，下设考古组和美术组。研究所除国画、油画、雕塑专业人员外，还增添了文学、历史、考古、古建筑等人文学科的专业人员。常先生在全所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积极筹备召开莫高窟创建1600年的学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开展。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但常先生所做的努力，为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发表了一批极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其中大部分就是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的研究。
段文杰先生与敦煌研究院
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先生接替常老，继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适逢改革开放时期，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敦煌文物工作。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先生为第一任院长。他带领大家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增设研究部门，通过大学分配、招聘、调动等各种方式，持续地大力引进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如保护方面的李最雄、李实、王旭东、汪万福、苏伯民等，文科研究方面的马德、罗华庆、赵声良、李正宇、汪泛舟、梁尉英、张元林、杨富学、张先堂、杨秀清等，这些专业人员后来都逐渐成长为各自专业领域很有成就的专家，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段先生带领全院职工努力奋斗，把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各项事业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他带领全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和引进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经验，积极培养保护人才，保护水平迅速提高。敦煌石窟的保护从过去对壁画的抢救性保护走向科学保护，以真实、完整地保护莫高窟本体及其赋存环境为目标，逐步建立了石窟本体壁画抢救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这个时期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修复的科学技术，逐步与国际接轨，在中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段先生接任所长之后，面对我国和我所的敦煌学研究现状焦虑不安。他给研究人员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是一片空白，而港台地区和日、法、英、俄、美等国的敦煌学研究却有了较大发展的现状，并指出：我们只有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成果，才能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扩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领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版一批有一定水平的论文和著作。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状况，要为国争光，为改变敦煌学研究的落后面貌而努力！
段先生率先垂范，埋头苦干，除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夜以继日撰写研究文章。他先是写出了《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晚期的莫高窟艺术》一组论文，后来又对隋代、初唐时期的敦煌艺术进行了一番研究，发表了《融合中西成一家：莫高窟隋代壁画研究》《创新以代雄：敦煌石窟初唐壁画概观》《榆林窟的壁画艺术》等论文。段先生个人的学术研究概括出了一部相对完整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段先生把敦煌艺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深入透彻地探讨了佛教思想、社会环境对石窟艺术发展的影响，并翔实地分析了各个时代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演变，揭示其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他对各时期敦煌石窟艺术风格特色的总结，对敦煌艺术的基础理论建设意义重大。
段先生对拓宽研究领域、资料收集和整理、撰写文章、出版书籍等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在他的带领下，经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研究院学者除了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综合精选敦煌艺术及文献的《敦煌》图录、精选的专题论文集《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和彩塑各一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0卷）、敦煌石窟的专题分类《敦煌石窟全集》（26卷）、以研究单个精华洞窟为特点的《敦煌石窟艺术》（22卷）以及中日合作撰写的《敦煌莫高窟》（5卷）和《榆林窟》等一系列出版物。
段先生除积极推动研究和出版外，还十分重视学术交流。在他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先后召开了四次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物的艺术、考古、历史、地理、宗教、民族、民俗、书法等各个领域。
在段先生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从过去以敦煌艺术临摹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对敦煌石窟珍贵价值和丰富内涵深度解读的研究体系，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史苇湘先生对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社会历史关系、敦煌艺术美学的深入解读，贺世哲先生对敦煌早期石窟图像的深入考察与解读、对敦煌石窟营造史的总体把握，施萍婷先生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编目和研究，李永宁先生对敦煌碑文的考察研究，孙修身先生对敦煌佛教史迹画的系统论述，李正宇先生对敦煌文献从历史、地理、文学、宗教、硬笔书法等多方面的研究，马德对敦煌石窟营造史、敦煌工匠的专题研究，赵声良对敦煌石窟艺术史的系统细致考察，罗华庆、王惠民、张元林、张小刚、赵晓星等中青年专家对敦煌石窟各种造像题材、图像的深入考察解读，刘永增对敦煌密教造像的考察解读，杨富学对回鹘、西夏等民族文献和历史文化的系统研究，张先堂对敦煌供养人文献和图像的综合考察，杨秀清、王志鹏等对敦煌历史文献、文学文献的考察研究，等等，这个科研团队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1982年，在段文杰先生的倡导下，研究院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研究》，从不定期，到双月刊，又到季刊，研究范围逐步扩大，至今已出版170多期，发表学术论文3400余篇，成为国际敦煌学界最有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
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全院同仁的艰苦奋斗和不断创新，改变了“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季羡林先生与敦煌
季羡林先生青年时代在海外求学，主攻印度学和语言学，中年又投身于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晚年开始引领敦煌学研究。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先生长期担任会长直至去世。我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先生的引领下，走过了三十多年的不平凡历程，打下了坚实基础，收获了丰硕成果，为敦煌学的当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季先生曾经亲临敦煌考察，由我负责接待他。那时候季先生已经年近七旬，但是精神矍铄，身体健朗，还担任着北大副校长的职务。这次考察，除了对敦煌艺术的研究的关切之外，他还勉励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要珍惜全社会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积极化解和妥善处理“文革”遗留的历史矛盾，努力把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和敦煌学的研究尽快搞上去。此后，我与季先生长期保持联系，在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等方面经常得到他的教导。
1984—1998年，他率领敦煌学界编写了《敦煌学大辞典》，并亲自撰写词条。《敦煌学大辞典》的出版，对总结国际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并向大众普及敦煌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敦煌研究院作为主要参编单位，许多学者参与了大辞典的编写工作。
1988年8月，季先生在《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上发表《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一文。他充分肯定了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提醒敦煌学界同仁，密切关注世界文化大势的纵横开阖，努力跟上伟大时代的前进步伐，加强同世界各国同行们已有的联系，进一步调查整理国内外的资料，提高认识水平和研究水平。放眼全球，用更新的、更广阔的眼光来从事工作，不断提高敦煌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那次会议是敦煌学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藏经洞发现一百年非常重要，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及甘肃省政府都非常重视。6月28日，我和研究院同仁一起去北京大学朗润园拜访了季老，向季老报告此事并请示面谕。季老那时候已经年近九十高龄了，而且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医生要求尽量不会客。但是当他了解到我们是从敦煌来的，马上就答应见我们。
看到我们，季老非常高兴，他说：“今天有喜事，我亲手种的荷花今天开了第一朵花。”我向季老报告了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并向他送上文化部、甘肃省政府邀请他参加“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座谈会”的请柬。季老表示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座谈会，但他十分关心敦煌的文物保护，向我详细了解了敦煌石窟的现状及保护措施。
他对我说：“敦煌是中国的骄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敦煌石窟，最严重的是下层洞窟，要采取措施保护好。”当我告诉他，我们对下层洞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保护措施时，季老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接着说，“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季老的赞扬，常先生是实至名归，我则愧不敢当。但是我理解季老的这番话，它包含了对老一辈敦煌莫高窟人扎根大漠、无私奉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我们现在的敦煌文物工作者的无限期望和深情勉励。
临别时，他特意亲自送我们到门外，又和我们一起在荷塘边合影留念。后来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授予季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对季先生多年来对敦煌学的卓著贡献给予高度赞扬。
后来，季羡林先生长期住在301医院，我也曾去看望过他。记得2003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去医院探望季老，他一听是我，便让秘书想办法让我进去。其时先生已行动不便，言语低缓，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仍然和我谈工作、谈课题、谈敦煌学研究。他那天一再嘱咐我注意自己的身体，令我感动。
2004年，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举办了“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季老因为身体原因未能与会，但他托柴剑虹先生转达了对大会的祝贺及对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仁的勉励。
2006年8月6日是季先生的生日，我曾派《敦煌研究》编辑部的杨秀清前往北京看望他，一来是代表研究院为季老祝寿，二来是想请季老为《敦煌研究》出版100期题词。季先生欣然同意，并且一再嘱咐杨秀清转告我注意休息。过了没几天，就收到柴剑虹先生从北京寄来的季老题词：“行百里，半九十。”
每当想到这些往事，季先生的这份关爱之情总会温暖着我。
潘重规、饶宗颐的敦煌情缘 [12]
谈到中国学者对敦煌学发展的杰出贡献，潘重规和饶宗颐二位先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的。
潘重规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对敦煌学用力尤勤，屡赴欧洲各国，披览敦煌写卷，考正辨误，拾遗补阙。他的研究广涉敦煌文书中经学、文学、佛典、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其所著《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敦煌云谣集新书》《敦煌俗字谱》《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坛经新书》等论著广受国内外学界推重。他对敦煌学的杰出贡献，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推崇。1974年，法兰西文学院授予他代表法国汉学最高成就的“儒莲奖”；他本人被法国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会”聘为名誉会员。1992年，段文杰院长率团赴台，授予潘先生“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员”头衔。
除了敦煌学的研究，他还创办《敦煌学》专刊，开设敦煌学讲席，培植人才，奖掖后进，开拓出中国台湾敦煌学的一片园地。潘先生一生致力于教学事业，桃李满天下。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90年，潘先生穿越海峡之阻隔，携诸弟子来敦煌莫高窟参加我院主办的国际敦煌学术会议，促进了海峡两岸敦煌学者的学术交流。
饶宗颐先生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术泰斗。我有幸与饶公交往多年，亲承教诲，留下了十分深刻而难忘的记忆。饶先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学术秉持着深厚的敬意与真切的热爱。他家学渊源，学养深厚，终生潜心治学，其治学广博深湛，横无际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宏通人文学科的十余门学科。他对每一项研究都力求以扎实的文史资料的考证和调查为基础，穷其源流，求真务实，不做蹈空之论。
在敦煌学的许多领域，饶先生都曾做出过原创性的研究和开拓性的贡献。如20世纪50年代他校录、笺证伦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尔注》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阐明原始道教思想，引发了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他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首次根据英伦敦煌写卷研究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问题；最早提出“敦煌白画”的概念，把散布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有价值的材料编成《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上的一项空白；他的《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先驱之作。此外，他也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第一人，由他编撰的《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是最早对敦煌书法予以系统整理和介绍的一部著作，对敦煌书法乃至中国书法史研究影响深远。饶先生被学界誉为当代“导夫先路”的敦煌学大师。
饶先生对敦煌深厚的感情，令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永远难以忘怀。1980年，他第一次亲临敦煌考察，写下了著名的《莫高窟题诗》：“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对敦煌历史文化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被敦煌研究院聘任为荣誉研究员，对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工作更是关爱有加。1983年、1987年、2000年，他曾三度亲临莫高窟参加敦煌学国际会议，发表精彩的学术演讲。2000年8月，他第四次来到莫高窟，恰逢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国际学术盛会。饶先生兴奋地赋诗《重到鸣沙山》：“东寺能容百丈佛，西关曾贡双头鸡。情牵栏外千丝柳，不怕鸣沙没马蹄。”并将此诗书赠予我院，表达了对敦煌的一往情深。
在那次学术盛会上，饶先生以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为例说明中国西北的山水很有特色，提出中国山水画应有“西北宗”，并答应“为文张之”。2006年，饶先生撰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发表于《敦煌研究》，在学术界首创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之说。
饶先生对我这个后学晚辈一直关爱有加。他先后惠赐我《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12册）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14卷20册）。拜读这两部文集，加深了我对饶先生学艺双绝的理解。2009年，饶先生为我亲笔题词：“极深研几。”我明白这是他引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之语，勉励我在学术研究中要刻苦钻研。我把饶先生的题词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时时提醒自己。2015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为饶公编辑《选堂集林·敦煌学》文集，来函索序于我。我多次辞谢，竟未获免，只得勉力为之。这使我有机会再次认真细致地拜读了饶先生关于敦煌学的五十余篇论文，进一步加深理解了饶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后来，我撰写了题为《从敦煌学研究来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一文，在2015年12月香港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大会发言。
2000年8月，在莫高窟举办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年纪念活动”期间，国家文物局与甘肃省政府隆重举行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颁予潘重规、饶宗颐二位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莫高窟九层楼广场灯火辉煌的颁奖场面至今令人难忘。
为了敦煌学回归中国
敦煌藏经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多国收藏机构，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新中国成立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学者，艰苦奔波于英法等国的图书馆，忍受刁难，眼观手抄。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赴国外考察敦煌写卷条件有所改善，但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方广锠为考察英、法、俄、日等国敦煌藏卷，前后奔波历时三十余年。荣新江辗转于世界各国考察写卷。他去德国国家图书馆考察时，善本部只有八个座位，学者们每天要争着去坐那八把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必须每天每次从上午九点坐到下午三点，一直抄，能抄多少就抄多少，根本舍不得留出吃饭的时间。在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从开馆待到闭馆，他只带一块巧克力充饥。许多珍贵的研究资料，正是这样一点点被发掘出来的。2011年，敦煌研究院张先堂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去查阅敦煌资料，负责敦煌文献管理的蒙曦博士告诉他按照规定，每人每天只能看五件经卷，考虑到他是从敦煌来的，可以优待，每天能看七件，此外只能去看那些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公布的数字化的敦煌文献。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这自然极大地刺伤了中国学者的自尊心。让敦煌学回到中国是几代学者的梦想。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以季羡林、常书鸿、饶宗颐、段文杰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我国于1983年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相关学者奋起直追，广泛深入开展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北京大学、首都师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大、西北师大、陕西师大、兰州医学院、天水师专（后改名天水师院）、庆阳师专（后改名陇东学院）、张掖师专（后改名河西学院）等众多院校，中国社科院、国家图书馆、甘肃社科院、四川社科院、宁夏社科院等众多科研院所，都相继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开设了与敦煌学相关的课程，设立了与敦煌学相关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点，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水平较高的敦煌学专业人才队伍，不仅保证了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成为国际敦煌学未来的生力军。
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我国在敦煌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研究有素、成果卓著的学者，如在敦煌历史研究方面有宁可、沙知、姜伯勤、陈国灿、朱雷、荣新江、赵和平、郝春文、郑炳林、刘进宝等；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有蒋礼鸿、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江蓝生、许建平等；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有项楚、柴剑虹、张锡厚、张鸿勋、颜廷亮、伏俊琏等；在敦煌宗教研究方面有杨增文、方广锠、林悟殊、王卡、刘屹、张勇、张小贵等；在敦煌民俗研究方面有高国藩等；在敦煌中医药研究方面有赵健雄、丛春雨、王道坤、李应存、张侬等；在敦煌体育研究方面有李重申、李金梅等。以上不过是举其荦荦大端者，难免挂一漏万。
三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民族、民俗、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贡献了数以千计的成果，已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居于先进和领先地位。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落后局面。荣新江教授曾经说：“我们已经夺回了敦煌学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我想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敦煌，因为莫高窟在我们这里。他们搬走藏经洞的经卷和文书，他们搬不走莫高窟！”
1988年8月20日，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看法，得到了与会学者一致赞赏。 [13] 后来，这成为敦煌学发展的指导理论，显示了中国敦煌学者的开阔胸怀。随着中国敦煌学的长足进步和繁荣发展，中国学者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于“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而是愿意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的学者都来从事敦煌学的研究。
敦煌学的未来
敦煌学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敦煌学还要继续发展。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呢？这是我近些年来经常思考的问题。
第一，百年来的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研究，已经为我国古代历史、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丰富和更新了许多关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但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研究还远未开发完，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去探索。今后一方面需要继续从不同的单一学科微观层面挖掘资料及其内涵，另一方面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诸多学科的力量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从多学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价值和意义。
要深入拓展对敦煌石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和文化遗产在艺术史方面的研究。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反映了历代无名艺术家创造的奇迹，这些令无数观众感动的艺术在以前的艺术史里却很少提及。因此，对敦煌和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艺术史的研究，必将成为中国艺术史的突破口。
要在以往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西部古代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及南亚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古代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研究被称为“冷门”和“绝学”，但这些冷门和绝学学科往往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新的窗口，成为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点。可是，目前我们国内懂得这些语言文字的专家并不多，必须要加强与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的合作。
第二，敦煌学研究要进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化遗产资源，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
敦煌文化遗产，是两千多年来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等世界几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交流、汇聚的结晶，体现了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共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加强敦煌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可以架设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促进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
敦煌文化遗产，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的成功典范。我们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遗产蕴含的“丝绸之路精神”，向国际社会传播、弘扬。
第三，敦煌学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圈内，要让敦煌文化遗产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14] ，要“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15] 。我们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遗产的底蕴，使之成为当代文化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库，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国民道德素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