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人的宿命

常书鸿先生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是所里生活最艰苦的时候。常先生一家居住在中寺的一套小小的土坯房里。2004年，敦煌研究院为纪念建院六十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请来了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女士，并完全按照当年的布局和陈设将常先生故居恢复起来。常先生住的房子坐北朝南，中间进门有招待客人的“客厅”，客厅一侧是卧室，另一侧是一个小房间，都被原模原样地恢复出来。常先生住的房子年久失修，在2004年之前我们做了加固维修。本想采用落架维修，但为了保持原貌，使常先生的故居呈现原来的状态，我们还是放弃了落架维修，采取“修旧如旧”的修复方法，使故居完全保持原来的状态。

常先生当年的家用物品也如实地保留着。故居的里屋是卧室，外屋是起居室和厨房。卧室里最显眼的是一个土炕，土炕侧壁旁边砌了个小炉子，可以烧些开水。临窗有一个小小的书桌。常沙娜女士说她母亲当年把这个屋子收拾得格外干净有序，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为分隔内外的隔断，帘子下部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我们就在常先生家的门上安了过去那种帘子，门框上挂个钥匙，细节也力求恢复当年的样子。常先生简陋的办公室外墙已熏黑，也保持了原样不变。我们做这些事，就是想隆重地纪念常先生，敦煌研究院的历史离不开常老这一辈先生们。

看了常书鸿先生的故居后，很多人都非常震撼，真切地感到那时候敦煌的生活太艰苦了。常先生住的房子里，基本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床都是土制的，书架也是用土砌起来的。常先生屋里的炕是假炕，上面盖着木板，里面可以放东西，“文革”抄家的时候他就把画稿藏在那里面。维修时土炕已变形，只能让工人钻进去，想办法先把土炕支撑住，再把它扶正。客厅另一侧的小房子里面还有常先生亲手制作的三角脸盆架和一个铁皮浴盆。敦煌当年的条件无法和他以往在巴黎的生活相比。在这样贫困的条件下，为了让妻女不至于太沮丧，做父亲的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尽最大力量安顿好她们。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当时的敦煌就是一个小镇，半个小时就能走完，城里头总共只有两个百货商店，还有一个糖盐局。那时的生活确实非常艰苦，大家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调查内容，研究文献。敦煌的冬天极冷，气温一般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宕泉河的河水冻结成厚厚的冰层，日常用水都得凿开冰层，取冰烧水。夏天的河水又咸又苦，冰水却不咸。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饮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里的苦咸水。深色的衣服晾干后，上面泛着一道道的白碱。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大家就打井取水，可是井水的碱性也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平时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职工住的房子是曾经的马厩。土地、土墙、土灶、土炕、土桌、土凳……土质干燥疏松，地上永远是扫不完的尘土。

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壁橱，屋顶是用废报纸糊住的天花板。冬天，平房里没有暖气设备，必须架火炉子，晚上睡觉前要封火。封火是个技术活，封不好火就会灭，到了半夜，屋里的温度就很低。要封得恰到好处，既不费燃料也不会熄火，才能保持夜间的温度，还方便第二天一早生火做饭。我是南方人，所有这些生活常识都要从头学起。有时候睡到半夜感到极冷，起来一看，炉子的火灭了，冻得实在受不了，索性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把能盖的都盖上，再躺下去睡。有时候清早起来要用水，一看水桶里的水都结成冰了。每到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此外，为了防范附近的土匪，工作人员不得不端着猎枪，轮岗值班。

最痛苦的是骨肉分离。常先生后来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前妻走了，他只能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们一家在分别十一年之后，才终于得到了文化部的调令，段先生把妻儿从四川接到了敦煌。2011年4月30日，段文杰先生的灵骨入葬，他们夫妇合葬在了三危山下、宕泉河边，依然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终生、魂牵梦绕的莫高窟。我和老彭两地分居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妈妈”。王旭东决定来到敦煌工作时，向院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把他妻子也调到敦煌，组织上批准了。但是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妻子因为对紫外线过敏，不得不带着儿子到兰州生活，在一所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从此两地分居。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敦煌的医疗条件长期比较落后，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有一年夏天，我从考古工地回来，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就去医务室找医生看看。医生说要打青霉素，她问我：“你青霉素过敏吗？”我说：“不知道。”医生给我做了皮试，半小时之后并没有过敏反应，医生就放心地给我注射了青霉素。注射之后又观察了半小时也没有事，我就回宿舍了。

可是就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开始感到浑身发冷。到了宿舍已冷得浑身发抖，我把两床棉被都盖在了身上，还是感到非常冷。不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十点，只记得屋里很黑。我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我甚至有一种幻觉，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坟墓里？为什么这么黑！我一摸自己身上，慢慢意识到自己打过针，是打针之后开始发冷。于是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没有死。

再看外面，有一星灯光，那是旁边房子里煤油灯的光，昏暗的光照射到了我黑压压的屋子的窗户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屋子旁边住的是一个司机师傅。于是我就使劲爬起来，去敲这个师傅的门，边敲边说：“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杨大夫给请过来？”这位师傅就把下午给我打针的医生请了来。杨大夫看到我的样子，吓得大声说：“这是青霉素过敏，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过来了。”那天晚上，杨大夫不放心，把我安置到医务室观察了一夜。

还有一次我感冒了，以为到医务室输液就会好。结果注射了清开灵后不久，我的嘴唇肿起来了，喉咙也难受，原来又是药物过敏了。当时也很危险，嘴都发白了，脸上没有血色。负责输液的那位护士吓得不轻，赶紧拔了针头，做了脱敏、防休克处理，我的嘴唇慢慢开始有了血色。因为我当天还要出差去北京，恢复过来以后，就直奔机场了。

在敦煌的日子里，每每有点不舒服，我就在医务室开点药吃一下。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我也感到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还应该多关心其他工作人员的健康。现在医疗条件比从前好了，我也每年都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

父亲的突然死亡带来的伤痛

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对待工作非常投入，下班回家后不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看书。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有这股子认真劲儿，可能是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留在我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画面，就是手上不离三角板、曲线板、丁字尺、计算尺，弯着腰绘制图纸的样子。

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也喜欢艺术，爱看书，知识面很广。记得我们有一次从父亲的书架上翻出一套书，非常精致，打开一看都是英文，根本看不懂，因为我们当时学的是俄文。父亲看见了就告诉我们，这是英国莎士比亚写的戏剧，里面有很多哲理。还说将来我们一定要学好英语，这样就可以看很多英文书籍。他还告诉我们可以先找中文的莎剧译本来读，父亲最喜欢的是朱生豪的译本。此外，他还喜欢林语堂，家中有不少林语堂的书，还有不少古书。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要么看英文书，要么看古文书。小时候他教我们学古文，让我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如《桃花源记》等。父亲曾对我说：“中国人，一定要学好古文，文章要写得好，必须要学好文言文。”我小时候在他的影响下，练书法，听评弹，看中外经典。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非常热爱艺术，家里还让小弟学了钢琴。大概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看书。有一次我读到北京大学叶朗教授的《文章选读》，里面选了很多好文章。我看这本书时，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他让我们背那些文言名篇。

我的父亲为人低调谨慎，但厄运还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了。记得是1968年初，有一天我收到弟弟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故。这事发生得太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搞运动，所以我急急忙忙向组织请假之后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

一路上我暗自思忖，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来也没听说他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就病故了。父亲这样的年龄，一般猝死的话，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父亲有这方面的毛病—越想越觉得蹊跷，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呢？在火车上，我几天没有合眼。

火车停靠上海站，我的两个弟弟来接我。我一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父亲不是病故，而是非正常死亡。

两个弟弟一路上沉默不语，没说父亲的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病故，他们肯定会把病情告诉我的。我越发感到父亲死得蹊跷。到家以后我看到一个文件，那是单位开的死亡证明，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刺目的两行字：“此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把他关押在单位的一个房间里，不让他回家，接连批斗，还轮番审讯。父亲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羞辱，就跳楼了。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样的人会被斗，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后来才知道斗他的理由是说他私自藏匿枪支，是“反动学术权威”。

父亲走的时候，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也被抄了，全家人被赶出了原来住的房子，安置到另外一间房子。一家人就蜗居在那间房子里。“文革”期间，连我大弟结婚也都在这个房子里，只能把房子一分为二，大弟的那半边房连窗户都没有。他的就业也受到了影响，街道不给安排工作，最后只能去挖地道，每天回家都是一身水。最可怜的是小弟，父亲在世时最喜欢他，希望有朝一日把他培养成钢琴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未来本可以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去世以后，他当钢琴家的梦也破碎了。“文革”以后，面试的人听说他会弹钢琴，就让他随便挑一首曲子弹奏，不一定非要弹《红灯记》，西洋的曲子也行。这样他总算谋到了一个职业。

父亲一走，全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面对此情此景，我觉得家里再不能乱了。因我当时只请了几天假，很快就要赶回敦煌，我就把自己工作以来攒下的全部存款交给了我弟弟，一共两百多元，并承诺以后我会每月给家里汇款。临走还嘱咐弟弟们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要相信党，最后终会弄清楚，父亲绝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到单位去闹，闹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我这样坚信？因为我自己戴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高中时老师同学曾动员过我入党，我坚持不入，原因是我内心对共产党太崇敬了。小时候看过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非常感动，我一直坚信“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格。“共产党”这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何其神圣，所以我坚信我的父亲一定会平反昭雪。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其实我当时申请回家料理后事的事情并不是很顺利，研究所也有人主张不让我回家。我说我必须要回去，因为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受的打击最大。然而，我从上海一回到研究所，就有人在会上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回去“为反革命吊孝”。批我的人不讲道理，我当然据理力争，说因为父亲死了，母亲没有人管，两个弟弟又都没有工作。我说的时候异常冷静，没有掉一滴眼泪。那时，再有委屈只能自己默默地忍受，有眼泪也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掉。

我整夜睡不着，从此以后我要代替父亲养活全家人。

回到敦煌后，我就每月给上海家里寄钱。那时我刚刚和老彭结婚，但是还没有孩子，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就给家里寄去60元，自己留15元生活费。父亲留有遗言，他让我的两个弟弟好好照顾母亲。可是他们当时连工作都找不到，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家里。我几次梦见父亲在梦里说要跟我划清界限，但是对于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怎么可以不管。加上我不能在母亲跟前尽孝，所以宁可自己苦一点，也要坚持给家里多寄一些钱。尽管后来我有了孩子，生活也比较拮据，两个弟弟又先后有了工作和收入，叫我不要再给家里寄钱，但我觉得还是该寄。一直到1998年我的母亲去世，我始终没有放下这个家。为什么？因为我不在母亲跟前，我照顾不了家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义务，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孝心。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跟全国一样，也在搞运动。研究所的不少前辈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处境。首当其冲的就是常书鸿先生，他的所长职务被撤了，还经常要挨批斗。我至今不能忘记，常先生被抄家之后，不能住自己的房子，家门钥匙也被没收了。天气越来越冷，他的衣服又比较单薄。他提出要回家去拿厚衣服。我就把他家的钥匙取上，陪着他去家里找衣服。所以有人就认为我同情阶级敌人，阶级立场有问题，认为樊锦诗这人比较“灰色”。什么是“灰色”呢？就是说我的人生观有问题。我当时想，就算是有问题，衣服都不叫人家穿暖吗？就这样让人家挨冻吗？在心里我非常同情这些老先生。

我从青年时代就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怀疑过。最后，终于盼来了“文革”结束，父亲终得平反昭雪，还给他落实政策。父亲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最后弄清楚了，结论写着“革命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资产阶级。

我父亲平反是在1978年，那时我刚把小儿子从农村接回武汉。我知道上海的家人不一定能够很好地面对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回上海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在武汉回上海的轮船上，我连夜写了悼文。一到上海，我就和大弟说：“你是长子，到时候你要代表全家去念。”后来在追悼会上，我大弟代表全家念了悼词，会后，当着父亲当年的同事和单位领导的面，我冷静地说：“我们单位也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我们那里一个人也没死，而你们单位死了好几个，你们当时那样对待我父亲，他的死，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事后他们议论说：“这家老三的嘴巴很厉害。”我说：“我厉害什么？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我不过是觉得我父亲背负了这十年的污名，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让家属，特别是我母亲就我们的遭遇申诉一下吗？也就是让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一些慰藉，这难道也需要遮遮掩掩吗？”

现在说起我的父亲，我依然感到心痛。我觉得他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样子，懂英文、有学识，他写给学校老师的信，是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对我的老师也是恭恭敬敬。他一生为人谦和，彬彬有礼。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纯正，对于功名利禄看得也比较淡。记得父亲生前为我的工作分配给北大领导写信，并让我向领导转呈信件。我没有听他的话，没有转信。他毫不责怪我，相反教育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去了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干！我认为他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从心里觉得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纯粹和高尚的。

现在，我还会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工作的时候那种投入用心的样子。父亲去世之后很多年，我一想起他，眼前总是浮现他弯着腰画图纸搞研究的身影。

简单相信，傻傻坚持

几年前的一天，中欧商学院到敦煌考察，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我一到会场，就看到大屏幕上写了八个字：“简单相信，傻傻坚持。”会议还请我发言，我就说：“那屏幕上的八个字，不就是说的我嘛！”当时大家都笑了。

那天演讲时，我就说到了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思想非常单纯，我们这一代也还是这样，我们就是相信新中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说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将，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打过人，也没有参与过抄别人的家，因为我想打人和抄家是犯法的，这怎么能行呢？当时的革委会说你们是学历史、学考古的，你们擅长整理资料，你们就去整常书鸿的材料。结果材料整出来又说材料整得不太好，嫌不够上纲上线。

现在回想“文革”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觉得不该这样做，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直到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发生之后，我才开始对好多自己曾经相信的事情产生了怀疑。“文革”后期，一会儿“批孔”，一会儿“批邓”，让我反思了很多事情。反思的结果是，希望赶紧恢复停滞多年的业务，希望单位内部不要再搞批判斗争，不要再互相指责，任何时候不能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事了。当时我嘴上不说，心中还是有点数的。有人说我阶级立场模糊，阶级路线不清晰，说当年常书鸿是给大家“找窝下蛋”，我现在干脆是给人“铺窝下蛋”。我听过就算，也不放在心上。当时，我自己认为邓小平复出实施整顿有道理，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批邓”。我想不管怎样，在研究所内部都绝不能再发生互相上纲上线、检举揭发“窝里斗”的事。有一点我特别清楚，就是之后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打个问号，不能盲目轻信。任何时候千万不要跟着风乱转，这个教训太大了，这都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这以后，我遇到任何事情都会不自觉地打个问号，问个为什么。

等到“文革”结束，大家真的是迎来了一个春天，敦煌也迎来了春天，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恢复研究所的业务了。再后来，改革开放来了，市场经济也来了。我们有思想准备吗？经济大潮给文物保管工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社会发展得太快了。

父亲走了以后，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当时，我和老彭刚刚结婚不久，老彭在武汉，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就回到敦煌。那段时间我比较迷茫和痛苦，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故乡，举目无亲，就像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每到心情烦闷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周围没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哭。哭过之后我释怀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了。

但是，应该如何生活下去呢？如何在这样一个荒漠之地，继续走下去？常书鸿先生当年为了敦煌，从巴黎来到大西北，付出了家庭离散的惨痛代价。段文杰先生同样有着无法承受的伤痛。如今同样的命运也落在我的身上，这也许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这样伤痛的人生，不是我樊锦诗一人经历过。凡是历史上为一大事而来的人，无人可以幸免。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洞窟里的那尊禅定佛，他的笑容就是一种启示。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能也不再会失去什么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拥有什么。任何一个人，过的只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别的生活，最长的生命和最短的生命都是如此。对当时那种处境下的我来说，我没有别的家了，我只有莫高窟这一个家。我能退到哪里去呢？如果是在繁华的都市，也许还可以找个地方去躲起来，可是我已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退，还有哪里可以躲呢？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为安全和可靠。

那段时间我反复追问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留下，还是离开敦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没有我这个家就是不完整的，孩子们的成长缺失了母亲。但是，在一个人最艰难的抉择中，操纵着他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经过了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经过了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最终我还是选择留在敦煌，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愿。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我已经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研究。我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然后看见壁画上菩萨的脸色微红，泛出微笑。我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长出第一片叶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直到现在，我每年过年都愿意在敦煌，只有在敦煌才觉得有回家的感觉。有时候大年初一为了躲清静，我会搬上一个小马扎，进到洞窟里去，在里面看看壁画，回到宿舍查查资料，写写文章。只要进到洞窟里，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我的心就踏实了。

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他们成了猪倌和羊倌

“文革”的时候很多老先生都被赶出研究所，下放农村劳动，等于是被开除了公职。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都是莫高窟的“老人”。他们在“文革”时期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

段文杰先生1946年来到敦煌。50年代，段先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代所长，他主持的临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80年代初，段先生接替常老，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段先生不仅具有坚实的国画基本功，在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艺术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专业水平。段先生身居大漠，志存高远，数十年如一日，在钻研学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虑，潜心于敦煌艺术的临摹和研究。

据段先生回忆，他刚到莫高窟时，洞窟所依附的石崖破败，已经无法攀登，只有用“蜈蚣梯”才能进入洞窟，一不小心还会从梯子上摔下来。那时的莫高窟没有电，只有靠“借光法”，就是用镜子在洞外把阳光反射到洞内的白纸板上，这样整个洞就敞亮起来。那些无法采用“借光法”的洞窟，只能“秉烛作画”。段先生临摹的过人之处在于，不是就临摹而临摹，就绘画而绘画，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临摹。他常说临摹也是研究。他的临摹壁画经验，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在50年代“反右”运动中，段先生是重点批斗的对象，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但他凭着宽阔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没有倒下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曾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身体浮肿。段先生在敦煌城里上学的儿子段兼善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每个月的粮食定量不足，妻子龙时英不得不省吃俭用，为儿子晒馍干，还养了兔子，为段先生调理身体。“文革”时期，段先生又被赶到乡下养猪，当了猪倌。

史苇湘和欧阳琳都是四川人，夫妇二人都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他们在1947年、1948年先后来到敦煌，主要从事敦煌石窟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史苇湘是敦煌学研究专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中心主任、研究馆员。他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最早运用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学者。他首先发现了佛教史迹画的题材内容，首次发现了虽有史书记载却没有留下实物的曲辕犁图像，首次排比出23个北周窟，纠正了6个唐代窟编年的错误，被研究所同行誉为敦煌石窟的“活字典，活资料”。他生前出版的《中国敦煌壁画全集6：敦煌·盛唐》，还有2002年出版的遗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都是敦煌学术史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史苇湘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参加远征军的经历，在后来的动荡时期里，过去那段为了国家浴血奋战的经历，却成为他遭到批斗的理由。1970年左右，他被勒令转移户口，下放到敦煌县黄渠公社劳动。他的妻子欧阳琳虽然没有下乡，但也在接受改造之列。因为不敢送别自己的丈夫，只能让女儿史敦宇看着父亲拖着行李离开，等史先生走到下寺的时候，她瘫倒在地上失声痛哭。

史苇湘在黄渠公社放羊，这个曾深受张大千赏识的年轻才子，一夜间变成了一个沉默的羊倌。他没有书可以读，没有壁画可以临摹，唯一的任务就是琢磨怎么把羊养得更肥。他常常把羊群赶到碱湖滩上，然后找个土墩坐下，凭借记忆做些笔记，思考不同时代壁画的异同。史苇湘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最喜欢苏东坡，放羊的时候，也许他会想到被贬至黄州的苏东坡吧。蛰伏放羊的这段时间，他居然发现和确定了敦煌藏经洞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和《沙州地志》里记载过的西汉时期敦煌效谷县城的原址。

欧阳琳先生专注于敦煌石窟图案的临摹和研究。她临摹的敦煌壁画曾多次在海内外展览过，并被收入日本、法国出版的图录《中国敦煌壁画》。她从藻井、平棋、人字披、边饰、龛楣、圆光、华盖、幡幢、桌帏、地毯、地砖、香炉的图案纹样中，寻找植物纹、动物纹、天人、飞天、神灵异兽、龙、凤的独特含义。她的主要著作有《敦煌线描集》（合著）、《敦煌图案》（合著）、《敦煌图案临摹本》（合著）、《敦煌壁画解读》、《敦煌图案解析》、《感悟敦煌》、《史苇湘、欧阳琳临摹敦煌壁画选集》等。

孙儒僩、李其琼夫妇也是四川人。孙儒僩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是莫高窟当时唯一一个专业的建筑人才，主要负责考察、加固随时可能出现危险的石窟，并负责治沙的工作。他还长期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洞窟测绘，石窟加固和保护等工作。他后来担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厅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他参与编写了《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辞典》中关于敦煌石窟建筑的词条。李其琼1949年毕业于四川西南美专西画科，1952年从部队复员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临摹壁画。她曾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她临摹壁画的水平很高，把握住了唐代壁画艺术精髓的完美境界，特别是把握住了唐代壁画中线描和色彩的神采气韵。莫高窟唐代第329窟佛龛内的《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第220窟的《帝王图》，等等，都是她临摹的杰作。她还参与编写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敦煌艺缘》（文集和画集）等。

在“文革”中，孙儒僩、李其琼夫妇被遣返回四川新津县老家，在那里参加公社水电站的修建。水电站还没建好，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军代表就赶到四川，要求孙儒僩夫妇三天内收拾好行装，返回敦煌工作。

李贞伯从前和徐悲鸿同时举办过个人画展，曾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1953年参与了首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的工作。他1954年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后，完成了《敦煌画库》（12册）、《敦煌艺术丛书》（6册）、《敦煌彩塑》、《敦煌壁画》等作品的摄影工作。万庚育194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曾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1954年，她随同丈夫李贞伯到敦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她在敦煌的壁画临摹和分期断代方面做过重要的贡献，出版有《中国敦煌壁画全集9：敦煌五代·宋》《万庚育临摹敦煌壁画集》，并发表多篇论文。

李贞伯一度被认为有海外关系，夫妇俩都遭到了批斗，被隔离居住，各自放羊，不能见面。“文革”期间，万庚育不仅要放羊、喂猪，还要照顾寓居在下寺的两位老喇嘛，直到他们去世。

毕可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后来转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设计专业。他来敦煌后，担任常书鸿先生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负责临摹敦煌石窟的壁画。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又是搞艺术的，有时难免会得罪人。

毕可在1957年的时候，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遣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其实后来，组织上认为毕可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甘肃省文化厅指示其继续留任原单位接受批评教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毕可本人并不知情，所以他仍然一无所知地在夹边沟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听说他去夹边沟的时候还带了画册、画架和画布，坚持画画，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回莫高窟临摹他喜爱的敦煌壁画，从事他热爱的绘画事业。可惜他后来饿死在夹边沟农场，年仅三十岁。

1978年，党中央英明决策，给过去的冤、假、错案该平反的平反，该落实政策的落实政策。

毕可的女儿和女婿从山东来敦煌文物研究所找常书鸿先生，想为自己的父亲平反昭雪。虽然那时我是研究所的副所长，但是为了长期分居的家，我心里是想着离开敦煌的，所以我本不打算管毕可这件事情。可是这小两口因为见不到常先生，就找到了我，问我：“你是不是樊副所长？”我说：“是。”我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父亲的冤案平反来的，我说你们不用说了，你们父亲的冤案我知道。按中央的政策，省里已决定要给你们父亲平反昭雪和落实政策。当时我没有办法袖手旁观，就把为毕可举办追悼会这件事情担了起来。

常所长问我，追悼会怎么开？我回答说，为毕可平反开追悼会，我们研究所应该把它办好。这是对毕可沉冤的公开平反昭雪，对毕可的亲属是慰藉，对毕可的山东父老乡亲们和研究所的同仁们也是个交代。

举行追悼会的那天，常先生和研究所的所有同仁都来参加。追悼会会场，正面挂了毕可遗像，两侧悬挂着同仁们写的挽联，放着同仁们做的花圈，桌上放置着毕可的骨灰盒（因为毕可的尸骨已无法找到，他女儿就从夹边沟捧了把黄土回来，和他的遗物一起，放入骨灰盒内）。追悼会上，除了研究所的悼词，也安排毕可的女儿代表亲属发了言，表达了他们对父亲的追思。追悼会结束后，常先生和所有参会的研究所同仁，陪同毕可的女儿女婿将骨灰盒送到三危山下宕泉河旁边的山坡上，面对着莫高窟，安葬在研究所故世同仁们的墓地。

后来毕可的女儿女婿来和我告别。我说：“你们父亲是不幸的，可以告慰的是现在他的沉冤终于正式平反了。回去跟山东的父老乡亲们说，请他们放心！我已向文化厅汇报，给你们这次来敦煌申请了误工补贴和返程的卧铺票，一路好好休息休息。”

一副追念毕可同志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胶东红缨，沂蒙烽火，京沈学子，敦煌新芽。

追思金戈：少年昔日风华安在？堪肠断，山东父老！

正义虽申，沉冤难泯，孤女寻父，沙碛渺茫。

悲问莫高：冤魂今夜游归何处？可痛苦，河西英灵！

莫高窟没有被破坏是个奇迹

许多人都问我，莫高窟在“文革”期间有没有遭到破坏？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破四旧”，导致很多文物和古迹破坏极其严重。大家都在想，莫高窟能幸免吗？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仁们确实非常担心红卫兵进洞窟搞破坏，因为洞窟里面都是泥塑和壁画，根本经不起折腾。但是，“文革”期间敦煌文物研究所没丢一本图书，没有一幅壁画和一尊彩塑被破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很多人不解，一些外国记者也经常问我。我说，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眼见为实，确实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雕刻壁画等都应当加以保护”，这个文件我们研究所的同仁都知道。红卫兵不知道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我们是干文物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洞窟及其文物。第二个原因是：“文革”中敦煌文物研究所内部虽然也搞派系，但是在保护文物的问题上，大家都毫不含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无论在什么时候，个人可以去莫高窟以外的地方参加活动，但是绝对不能把武斗引进来。谁要是引进武斗，破坏了文物，要负法律责任。

虽然当时研究所总共48个人还分了16派，甚至有的一人就宣布是一派，并且各派之间也都写大字报，互相攻击，互相批判，可对于洞窟保护和绝不把武斗引入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尽管也有各派之间的“窝里斗”，但是始终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文物的事件。

当时，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外面的红卫兵来破坏敦煌莫高窟。为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敦煌文物研究所对重要洞窟采取了特别的封洞措施，以防真有打砸抢事件发生。

果不其然，有一天，一队红卫兵来到了莫高窟。

整个研究所一下子非常紧张，我和当时所里的几位领导就去跟红卫兵斡旋。我们对来者说，这儿的洞窟、壁画和彩塑，不是“四旧”，而是重要的古代文明的遗物。国家也有规定，要保护文物。我们这么说，是希望能做做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希望他们保持冷静和理性。没想到这群年轻人说：“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就是来敦煌看看。”我心里一下就明白了，这应该是一群借“串联”之机，溜到敦煌来看莫高窟艺术的首都学生。

但是，他们提出要进洞参观，让不让他们进？让他们进，万一他们在洞子里心血来潮，趁机破坏怎么办？棍子抡起来，根本不要使什么劲，那些泥塑就完了。如果不让他们看，也许会激怒这些人。今天走了，明天再带领一帮人来怎么办？我暗自想，兴许这些年轻人和当年的自己一样，非常向往敦煌这个地方，好不容易来了，希望看看莫高窟的艺术，那不妨就先让他们在一般的洞子里看看。于是就派专人陪他们去看洞。我心里想好了，陪同的作用有二，一来可以随时防止破坏行为，二来说不定可以化敌为友。

红卫兵们一看我们特别郑重其事地派专人给他们讲解，大受感动。一方面感动于研究所的“热情接待”，另一方面也感动于石窟艺术的魅力。于是，我们就趁热打铁，和对方达成了一个“协议”，由双方联合写小字报，打印出来在敦煌的马路和车站到处张贴。小字报的主要意思是：首都红卫兵团已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造反派联合起来，共同保护莫高窟，其他企图在此造反的兵团，你们就不能再过问了！这个联合小字报“协议”真的起了作用，其他造反兵团看到已经有首都红卫兵团进驻，便不再过问了。

正是因为我们主动与首都红卫兵团联合写小字报宣传文物保护，加之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很多重要洞窟在当时都被封闭保护起来，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洞窟都没有遭到一丝一毫的破坏，莫高窟得以保全。

那段时间真是如履薄冰，想想都后怕！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出头，拿一根棒子，进到洞窟里，那洞窟文物就完了！我们担心红卫兵破坏，担心武斗，怕洞子被砸。好在当时研究所内部只有一个人到外面去参加武斗，也并没有把外面的武斗引到莫高窟来。研究所总共48个人，没有一个人那样做。

但是分裂成16派的48个人，经常有小范围的相互抵牾和攻击。比较严重的就是研究所的红卫兵对所谓有种种历史问题的人的揪斗，常书鸿先生首先受到冲击。常先生从兰州被揪回敦煌来，站在台上挨斗。段文杰先生也被扣帽子，同样是重点批斗的对象。当时，常先生和段先生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工作的人，几乎都被揪了出来，家也都被抄了，且还在继续一个又一个往外揪人，进牛棚的人越来越多。我和观点相同的同事在一起分析推测研究所的形势，我估计再揪几个人之后，有可能就要轮到我自己了，我有心理准备。我心里明白，一是，父亲刚刚出事不久，留着他的信，如被抄走，有人可能会借此做文章；二是，有一个同事被揪了出来，他的宿舍同样也被抄了。他在被揪之前将一本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画册存放在我这里，画册中有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蒋介石等人物的照片。这本画册一旦被造反派发现，他们必然会大做文章，上纲上线。留着这样的画册，万一被抄家就非常危险。在这样的时刻，必须事事谨小慎微，以防万一。所以，我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同事存放在我这儿的画册，以及祖父和父亲给我的所有信件从床底下找出来，全部烧掉了。

一般人在“文革”中难免做些从众随大流的事情，大多数人也是应付一下，甚至口头上附和着参与一下，这可以说是情有可原。因为随着“文革”的声浪不断被推高，任何人都不能逃脱这个命运，所有人都要参加运动，不想参加也不行。今天说某个人有问题，就必须批判他；明天说你有问题，大家也得批判你。人人都知道，这是大趋势，可以理解。但有的人并不是被动地参与“文革”，而是有意借这个机会整人，这一类人有人格的缺陷。面对同事之间互相揪斗，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父亲，至亲的朋友相互检举，一切伦理道德仿佛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人性中的恐惧或妒忌，在一种公开的场合中被催化发酵。其实大家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有的人就看不清这一点。看到其他人在受罪，有些人就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快乐，还要加以嘲笑和欺辱。有些人想利用“文革”牟利，加之一种野心的内在驱使，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不惜把别人拖进泥潭，甚至落井下石。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之后，开始以历史审判者的语气和姿态写文章。但事实是，他所说的历史、历史中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假的，是自己编造的。

经历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我认识到从前的自己太傻，太单纯。但是我很庆幸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始终有着自己的道德律，即便是父亲的非正常死亡，也没有让我失去理性。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父母和北大给予我的教育，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显示出真正的意义。

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性和良知，绝对不能乱跟风，今天刮东风就被东风吹着跑，明天刮西风就被西风吹着跑。我们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来到敦煌，都是为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事业而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把这一件事做好，把我们自己的业务搞好。不要你整我，我整你，就像《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不然最后我们都将一事无成，把莫高窟毁了，也把自己毁了。跟着乱转就要付出代价。

回顾这段历史，最可惜的就是大量时间都荒废了，没有用于学术研究和业务提高。1972年我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负责人之后，仅和老同学马世长合写了《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以及《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这两篇论文。和很多学者一样，我真正的学术生涯都是从80年代后才开始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敦煌莫高窟，是国家交给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使命。作为保管机构，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有主心骨！在历次决定敦煌命运的关键时刻，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够使石窟保管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仅因为依靠了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更在于大家始终坚持担当使命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