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篇文章是怎么发表的？他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事情还要从1983年8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我，说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没想到，到了9月，突然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说是要采访我，报道我的事迹。我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在我看来，记者更应该去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结果记者说，我们是专门来采访你的。我就想方设法说服他们不要采访我，表示自己不愿被报道。晚饭后，他们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我与他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他们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我后来想想，自己确实太傻，从未接受过采访，不知这其实就是记者的采访，还以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我毫无防备，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真是没有任何察觉。
散步后，他们又到我宿舍里坐了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名叫吴晓民，无意中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孩子写来的。她提出能否看看这封信。我想孩子的信也没有什么秘密，想看就看吧。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我大儿子予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看过孩子的来信，吴晓民忽然说：“有了。”我问什么有了？她说，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你的，现在我们就写你是怎么来敦煌的！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记者邀我散步是为了采访，自己上当了，可是为时已晚！这时，我还是与他们商量能不能不要报道。他们回答，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你，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空手而回。到了这个份上，我已无法拒绝。因为在事实上，我已经“接受了”采访，再拒绝已无济于事，好在我是实话实说。这时，我向主笔的吴晓民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按照他们的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我还要求他们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他们答应照办了。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事实有无出入。
这些年轻的记者没有想到，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触动了他们。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宿白先生看见了，住在宿白先生对面的邓广铭先生也看见了。据说，宿白先生对邓广铭先生说，报上谈的基本上还符合事实。我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其实，当时我心里并不是很兴奋。因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去说。而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了。“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从北大到敦煌
我是58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考古虽属历史学科范畴，但因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考古的方法和手段与历史学主要运用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也就是说，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
我们58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年下半年，是我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宿白先生是我们敦煌实习组的指导教师。
宿先生当时上的课程是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涉及广泛而复杂的古代社会文化。与我实习有关的中国历史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是由宿先生建立的。他调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石窟寺，首创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打破了过去仅限于从美术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状况的传统。他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宿先生按照考古学的方法，指导段鹏琦、马世长、谢德根和我对莫高窟的几个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记录。令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听到了宿先生讲授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首次讲授，同时也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莫高窟的毕业考古实习，一直影响着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年，我们的毕业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们这些在莫高窟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工作。1963年毕业分配，马世长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本来要给考古专业的同学开设艺术类的课程，原本请了徐邦达先生来上课，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成这门课程。在校期间主要还是侧重考古专业的学习。到了敦煌才发现，不能不懂佛教艺术和绘画。所以，我们在业余时间就跟着段文杰先生、史苇湘先生学艺术。记得有一次，段文杰先生让我们看一个人物袖子上的线条妙在哪里，我那时根本看不出线条的好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段先生就给我们讲中国画线条的神韵，当时觉得很玄奥，线条里面居然有这样的学问。时间长了，慢慢就发现，不同画工笔下的线条千差万别，一些古代画师的技艺确实了得。在敦煌的老先生们的指导下，我懂得了从绘画中品味笔法、节奏和气韵。
我刚去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我个子小，是个“小不点”，都叫我小樊。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位叫孙纪元的雕塑师，他的雕塑代表作有《瑞雪》《草原民兵》等，跟何鄂两人在国内雕塑界享有盛名。那时候我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提出，希望孙纪元能给使馆雕塑一个作品《青春》。他们这些艺术家进行创作都讲究观察生活，何鄂给他建议，“老孙，这不是刚来了北大的大学生嘛”。孙纪元就总是观察我。我心想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后来才知道他要雕塑《青春》。他一开口就是西安话，问我有没有照片，我说没有，只有学生证、准考证、工作证上的证件照，就把一张证件照给他了。他是先用泥巴塑，塑出一个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最后再翻模。他问我说你看这个鼻子像不像你，我说像。这个原始泥塑就一直放在他的雕塑室里，有人看见了问这是塑的谁呀，他笑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那个雕塑很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像我刚到敦煌时候的样子，那是我的青春。
光阴荏苒，没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了21世纪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项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重任。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师长的教诲，为此继续努力。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
虽然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但起初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敦煌的生活。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北京大学的食堂，想念学五食堂的饭菜，有时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我刚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一直到离开敦煌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我的头发还是会发黏？后来才知道敦煌的水碱性很大。因为敦煌的水碱性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的碱。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后，我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带什么洗发产品，因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种树的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一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的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的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亲手植下的。
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吓得一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从1963年到1966年，我参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在甘肃山丹县花寨公社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敦煌魏晋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我先后在敦煌义园湾、文化路和七里镇的古墓葬，以及党河古墓葬负责考古发掘与调查。一边发掘，一边搞社教活动，一边咬紧牙关，等待命运的转机。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我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不快。
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我一直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时，本来打算到武汉生产。之所以计划去武汉，是因为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我从小体弱多病，上海家里很担心我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我去武汉。况且我在敦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生了孩子无人照顾，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五十六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敦煌，坚决让我去武汉。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我去向革委会请假。当时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不但不给请假，还对我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又气又羞，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我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仅不能哭，我竟然还接到通知，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节，所里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里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我挺着大肚子，怎么摘？所里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劝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请假。我赌气说：“我决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就这样，我就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当时，我们吃住都在老乡的家里。老乡很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老乡很善良，她希望给我说情让我赶紧回去，以免发生意外。我说：“没关系，谢谢您！”我没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现好一些，坚持摘完棉花后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请的时候，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有多久，我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她告诉我这是见红了，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
上海家里知道我不会做针线活，在上海为我买好了婴儿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汉。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汉生孩子，这样照顾起来比较方便。他还把我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武汉，准备照顾我坐月子。婆婆特意从河北老家为我带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见我回去。而我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
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只带了一些碎布，准备给孩子当尿布用。我很害怕因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那怎么面对老彭？我当时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那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现在想来，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当产妇的病房，可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敦煌医院的护士长真好，见我不在病房就到处找我。等找到我之后，她见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宽慰我：“你怎么在这里散步啊？外面冷。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可千万不能着凉。”我说：“我难受，想走走。”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说：“好啊！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就这样，护士长把我搀回了病房。到了病房，她发现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着我聊天。就这样，我慢慢睡着了。这位护士长对我真好，我永远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护士过来按着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
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怎么办？人家说：“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我能说什么，有苦说不出。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权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医生说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医生接着问：“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我说：“我丈夫还不知道。”医生惊讶地看着我：“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
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
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老彭见我哭，他也很难过。他说，接到电报后，听说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两个家给我们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等各种各样东西全部带上，找了一副扁担，担了满满两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车。他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到达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他到敦煌县城后，马上给研究所打电话，研究所唯一的手摇电话居然无人接听。他只好在研究所驻敦煌县城办事处找人打听，终于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老彭，樊锦诗在医院里。他马上挑着担子赶到医院。他听说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难过得直掉眼泪。
那时敦煌的医院条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两张病床，住了两个病人。老彭没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后，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间房子里，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有碎，他真了不起。唯独带来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没有一件可以穿。我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样式，找旧布自己做。依样画葫芦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裤子，这样就可以替换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我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后来我就根据这本《妈妈手册》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产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里很难过。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里，时常可以听到外面在开斗争会，不时听到有人大声吼叫。每当这时我就特别烦躁，老彭就说：“别管他，你休息你的。”但是我心里不舒服，这么斗来斗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天左右，武汉大学就来电报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队来的电报，意思是说怎么能请这么长的假。我说老彭你走吧，心里当然非常难过。老彭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带孩子，就靠那本《妈妈手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没有奶水了，研究所来探望的人说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则就不会有奶水。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种各样的汤，什么鱼汤、鸡汤、猪蹄子炖汤，当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汤，吃羊肉讲究要吃羯羊肉。我就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挺照顾我，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场。只是他长到三个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够了。我给上海家里写信，让家里人寄奶粉过来。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后来每个月要吃五六斤奶粉。现在的婴儿有专用的奶粉，那时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点事也没有。后来奶粉不够的时候，就逐渐给孩子搭配着吃上海家里寄来的奶糕，不时添加苹果、蛋黄这些辅食。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我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我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家都说绝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我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开门看见他冲着我笑，我就赶紧去亲他；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后来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必须把孩子送走。
一天清早，我去地里干活，等到回来喂奶时，宿舍门一开发现孩子一个人在玩，还回头冲着我笑，笑得非常开心。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我一边收拾一边想，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屋里，不是长远之计。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敦煌四五月份的气温还比较低，屋里需要生炉子。我临走的时候把炉子给挡上了，没想到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后怕。所以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在找到合适的去处之前，我看到有位同事的母亲是安徽农村来的，就去求她老人家帮忙看一看孩子。我说：“大娘，最多两三个月，我上班的时候，你帮我看一看。喂奶的时候我会送奶来，尿布脏了我通通拿走自己洗。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把孩子看住就行了。每个月给你二十块钱。”老人家勉强答应了，但是说时间长了可不行。我就死缠烂打地请老大娘帮我看了近半年的孩子。半年过去了，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帮忙了。
就这样，到了1970年2月，孩子只有送走了。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一个人也照顾不了，最后我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儿，请老彭姐姐帮我们带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亲含冤去世，11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二年，我又要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养。这些事情凑在一起，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1973年10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之后我必须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没办法带回敦煌。还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导致了严重的哮喘。后来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霉素。可能是遗传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丢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养，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汉，由老彭亲自照顾。1978年，老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老二也已经五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后，做了个决定，这次把老二从河北老家接回武汉之后，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调离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时候，已经两三年没见到孩子了。我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丝不挂，我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没在意。进屋看见大姐，我说：“大姐，我来了。”大姐说：“你来啦，你没见你儿吗？”我说：“没见到啊。”她说：“刚才就在门边啊。”过了一会儿，大姐去把他领了进来。孩子领进来的时候穿得可整齐了，还给他穿上了长筒袜子。大姐拉着孩子说：“这是你妈，叫妈。”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儿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妈，我一听是一口河北话。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带回来了。我到哪里他就跟我到哪里，孩子是怕我再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伤心，因为从小带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孩子就这样离开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带到北京，在北京买了火车票，我们母子俩再一同坐上回武汉的火车。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武汉大学的宿舍，房间非常小，我们四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我看着他们父子三个，心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那怎么才能离开敦煌呢？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这个脱岗的办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潜意识中总是牵挂着敦煌。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尽管嘴上说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没有放下。我越犹豫，心里就越想着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们都睡了。我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半年一过，我又回了敦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不在敦煌的半年时间，单位不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资。省里当时也要求我尽快回去，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副所长。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当面与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地调走。
1979年，我带上了老二晓民，重返敦煌。谁知回敦煌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不同意我调走，坚决要把我留下。这样，我在敦煌，一方面应对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尽量带好孩子。因为老二从小不在父母身边，性格有点内向，不太敢说话。孩子很听话，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我也不着急，想着要让他放松，就放开他，让他跟小朋友满处跑着去玩，今天到水沟里，明天又去玩沙子，渐渐地他就活泼起来了，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我们单位的果树很多，我跟孩子说：“咱们家里的东西你可以吃，你想吃其他东西，妈妈可以给你买，但是你不能摘单位树上的果子，妈妈也不能摘。”有一天他回来问我：“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奶奶怎么能摘树上的果子？”我告诉他：“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老人家年纪大了，大家都不去计较，等你长大就懂了。”有时候，我也会带他进城，去之前跟他“约法三章”：“晓民，咱们进城只是去看看，不买东西，你要买东西就不进城了。”他虽然点头答应，但毕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场的玩具柜台就挪不开脚了。我问他：“晓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只是盯着玩具看，不说话。看了好一会儿，他自己跟我说：“我们有玩具，我们不买。”我常给他讲些童话故事，教他学数数，孩子逐渐会数到一百、一千，后来两千都会数。这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办了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复合班，因幼小的职工子弟不多，就让高中毕业的职工子弟担任教员，教五个年级的幼小职工子弟。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学后，一次回来问我：“妈妈，为什么2-1=1？”当时我真想说，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数学对小孩来说比较抽象，所以就用点油灯的火柴来引导他掌握加减法。过一阵子孩子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36÷6=6？”我心想，难道学校老师不教乘法口诀吗？我就给他教。有一次，孩子写了错字，我给他指出来，他说是老师说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评老师，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又有一次他回家给我讲故事，故事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老师给四年级讲语文课的课文。
老二在我身边有两三年时间，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但我意识到孩子在莫高窟这样的学校继续学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学。老彭借探亲之机，到敦煌就把晓民带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儿。在上海过了两年后，我姐姐说孩子不好好上学，经常独自跑掉，这使姐姐和母亲担惊受怕，要我把孩子领走。孩子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严了一些，孩子记得自己是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车去敦煌找妈妈。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审查，根本顾不上去上海领孩子。这时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从上海接到武汉，从此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怜。这一年，我与老彭的分居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因为双方单位都不同意调动，此事又拖了两年，最终在老彭的理解下，他放弃了他创建的事业，来到敦煌、来到我的身边，我们一家才得以团聚。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一个当母亲的应尽的责任。相反，老彭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要带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由于我的原因，造成我们长期两地分居，使两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受到了影响。老大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老彭为此很苦恼。老二只读到了大专，再没有给他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由于自己对孩子的内疚，在家里我从不训斥孩子。我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善待他们、理解他们、引导他们，遇事与孩子耐心讲道理。我对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坏事，成人后能自立，为社会做点有益之事。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女生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因为27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学习空间很狭窄，所以就要跑图书馆看书。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说话，我也不多说话。据他后来说，他认为我这个人学习还不错。其实，他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我，大概是因为他看见过我用白色、蓝色的手绢，我才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绢，黄色的，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我既觉得他对我很关心，又觉得这手绢实在是俗气。他们老家爱吃腌臭鸡蛋，有一次他就带了臭鸡蛋给我，还说特别好吃。我当时想这有啥好吃的，不过又觉得这个人朴实得可爱。
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我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正式谈恋爱。到了他家以后，我感觉他们家的氛围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响。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长得也很像他大哥。大哥比他大五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2015年9月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他心里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学习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认真，成绩很好。
还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见愁”，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儿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儿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就晕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动了。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北大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只有历史专业，他一开始当谭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老彭当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另外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
1964年秋天，我在张掖地区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了。
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我的同事也很关心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就让老彭住到同事他们家里，常书鸿和几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对老彭都很好。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
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虽然他说“我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的。
1966年，动乱开始了。1967年元月，我“串联”到了北京，还专门去拜访了他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说：“小樊，你们俩该结婚了。”就这样，在兄嫂的安排下，我到武汉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车站接我，结果我到站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我心里感到很害怕，担心他发生了什么事，心想不能继续等下去，决定自己步行去武大。从大东门摸到武汉大学，走了很长的路，终于看见写着“武汉大学”几个字的那个牌楼。进了校门，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老彭的湖边五舍的宿舍。结果他不在，原来是到火车站接我去了，我们俩走岔了。我就在宿舍门口等他，南方没有暖气，冻得哆哆嗦嗦。当老彭满身大汗地回来时，我感到非常委屈。进屋后，发现屋里和外面一样冷，于是我就钻到被窝里抱着个热水杯子，一边生着气一边打着哆嗦。他一个劲儿安慰我，说去车站接我，却没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给我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我们《毛主席语录》、杯子什么的作为结婚礼物。我们买了糖果、茶叶、香烟，招待同事们。
那是1967年1月15日，我们就这么结婚了。
老彭这个人非常朴素，读书的时候就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我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料子的裤子，结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给他准备的衣服。后来到上海我又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一直到生病离世，他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结婚当天，我也没怎么打扮，就穿着北京那种条绒系带的棉鞋，蓝布裤子，上衣是一件丝绵棉袄。棉花有点露出来了，我就把它往里面塞一塞缝起来。在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罩衫也是旧的，我洗了洗就当新娘子的衣服了。
结婚没几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带老彭回家。当时，上海家里已经被抄家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因不知情，我和老彭下了船，先到原来父母居住的虹口武进路的家里，刚上楼梯，看到我父母的卧室里有光，还没等进门就听见里面有声音，透过门缝看到屋里全是红卫兵，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脚下了楼，拉着老彭直奔二姐家。因为我二姐的家就在不远的地方，等见了二姐才知道家里被抄的情况。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在二姐家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我带着老彭去见父母，家里人看我们俩刚刚结婚，就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父亲听见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我后来想，幸亏那次带老彭回上海，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母亲要按上海的老习惯送给我一床被子，我说，带着被子坐火车太不方便了。被子虽准备好了，我并没有拿。我离家的时候，给母亲留下了50块钱，因为家里被抄得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结婚以后，我和老彭经常通信，我感觉他对我非常关心和体贴，是个可靠、有情的丈夫。后来听他跟别人说，他找我是因为觉得我虽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没有骄娇二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席卷全国。军宣队进驻研究所，单位三天两头开会搞运动。我父亲刚刚含冤而死，大弟因为父亲的原因不能落实工作，母亲又病倒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自己又怀孕了。我觉得自己身心俱疲。我往来于敦煌、上海、武汉之间，由于过度劳累，以及精神上的紧张和巨大的悲痛，导致我有流产的迹象。经过及时治疗，才幸运地保住了孩子。
那时候，最强烈的念头就是离开敦煌，到武汉去。我觉得只有到武汉，到老彭身边才能感到安全。显然，在动荡时期，是无法解决分居问题的。我们想调到一起，也只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为什么我们俩经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是同学，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老彭知道我喜欢他，他也从来不给我说狠话，也不愿意抛弃我这个人。
我们结婚时，没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年初，我们要把第一个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时，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农村的老家。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还算宽敞，但家里最现代的东西就是暖壶，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我们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准备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几岁，别人总把她当成我婆婆。我在武汉度过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彭把我照顾得非常好，给我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我动手，晚上让我休息，他起来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汉又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带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汉，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正是调皮的年龄。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所以我们家的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动乱”已告结束，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只有老彭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可是这时的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1986年，为了我们俩谁调动的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老彭与莫高窟北区考古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清的问题。老彭很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说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的鸣沙山东麓，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一千年间，佛教信徒们在这处高约四十米，全长约一千七百米的断崖上，持续不断地开凿了许多石窟。依照石窟在崖面的分布情况，分成南区和北区。
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的第1窟为界，此窟及以南为南区，此窟以北称为北区。南区崖面分布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录的492个洞窟中的487个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北区崖面稍短些，大约七百米，也开凿了两百多个洞窟。这些洞窟和南区洞窟一样，也是上下相接，左右毗邻，形状就像密密麻麻的蜂巢，最密集的地方上下有五六层，看上去十分壮观。但是北区仅有五个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即第461—465窟。其余的洞窟因为没有壁画或塑像，所以没有编号，也根本没有记录。
由于北区以往没有进行过整体的考古清理发掘工作，所以对于北区洞窟的性质和功能，长久以来都没有定论。关于这些洞窟的性质，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是供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赶庙会的香客们住的；有人认为是放羊人圈羊用的，这样可以保护羊群不受狼的侵害；有人认为是供游方僧暂住的；也有人认为是画工居住的画工窟、塑匠窟……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还有一个问题，北区洞窟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北区洞窟形制有什么特征？相比莫高窟南区，北区洞窟处于什么地位？北区洞窟分属于什么时代？这些都是有待揭开的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老彭从1988年开始，带队主持了北区洞窟的考古。
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对北区石窟进行统一编号，第二项工作是对编号的洞窟逐一进行科学的考古清理发掘，再对发现的遗迹和出土的遗物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并撰写考古发掘报告，以探索北区石窟的性质与功能，以及与南区洞窟的关系等。
这项工作非常复杂。由于北区的洞窟没有门，里面的沙土都是成百上千年积累下来的。在那些发掘清理的日子，老彭像一个民工一样，每天回家都是一身土。七年里，他对北区洞窟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几乎筛遍了北区洞窟里每一寸土，发掘出了大批珍贵文物。他最终确定了北区崖面现存洞窟总数为248个，其中243个为新编号的洞窟。连同南区的487个洞窟，莫高窟现存洞窟总数为735个，与唐代石碑所载莫高窟有“窟室一千余龛”的数字比较接近。
老彭对北区考古清理发掘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北区洞窟是画工窟或塑匠窟。经过对已经发现的大量遗迹和遗物的考察和研究，他把北区崖面上的洞窟按功能和性质，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禅窟”，就是供僧众禅修用的洞窟；第二类是“僧房窟”，就是过去供僧人日常起居生活用的洞窟；第三类是“僧房附禅窟”，也就是同一个洞窟具备生活和禅修两种功能；第四类是“瘗窟”，是用来瘗埋死去的僧人遗体和遗骨的洞窟；第五类是“礼佛窟”，顾名思义，是僧众、俗人向佛顶礼膜拜、举行佛事活动的洞窟，窟内有壁画或塑像；还有一类是“廪窟”，是用于储藏粮食等物品的洞窟。
在这六类中，僧房窟在敦煌地区是首次发现。老彭最后统计出僧房窟在北区现存50个，洞窟大多比较宽敞，窟顶较高，甬道也比较高，这是为了便于僧人在洞内行动。僧房窟主要用于僧人生活起居，所以窟内有土炕、土灶，还有通向窟外的烟道，放置灯盏的小壁龛，有些灯龛至今还残存了厚厚的油垢。有的僧房窟还附设禅窟，这样的窟过去也没有发现过，这次总共发现了5个，大体结构是由两个后室共一个前室组成。
最重要的是，25个瘗窟的发掘，不仅填补了这类洞窟在敦煌地区的空白，而且数量如此之多，为其他石窟群所罕见。石窟瘗葬是露尸葬的一种形式。露尸葬源自印度，包括林葬和水葬，其中林葬被印度的苦行僧提升为一种修行方法。很有可能这种方式到了中国就改变了。僧人坐化于禅修石室，石室就当作他的葬所。瘗窟甬道口均用土坯或石块封堵，壁面上没有壁画。瘗窟也分几种，一种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这种窟比较低矮狭小，里面有棺床；第二种是由禅窟改为瘗窟的，这类窟的特征与一般的单室禅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据老彭推测，这些被瘗埋者，生前或许就在窟里禅修，死后不做移动，禅修的洞窟就被当作埋葬他们的瘗窟。还有一种是经僧房窟改造而作为瘗窟用的。
敦煌北区考古除了发现了重要遗迹外，还出土了许多重要遗物，比如老彭他们首次在敦煌发现了波斯银币。从银币的特征来看，应属于波斯萨珊朝卑路支王时期所铸造。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该地区波斯银币的空缺，同时也反映出中西交通以及商贸往来活动的情况。此外，还出土了大批西夏时期的文物和文献，如12世纪西夏文佛经、西夏文活字版《诸密咒要语》印刷品，后来被证实为世所罕见的重要文物。
伯希和当年盗走藏经洞无数文献精品的时候，也到过莫高窟北区。他曾在B181号洞（即今第464窟）攫获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其中960枚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另有4枚在东京东洋文库，4枚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来俄国人奥登堡又在北区洞窟盗掘回鹘文木活字130枚，现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989年，老彭他们发掘北区洞窟的时候，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48枚，使得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回鹘文木活字总数达到54枚（敦煌研究院是国内唯一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机构）。
北区考古还发现了残存四整页的文献。这是藏经洞里所没有的文字书写的文献。这件叙利亚文书使用的是从埃斯特朗哥罗字体演化而来的景教体，记录的是《圣经》文选，摘录的是《旧约》中《诗篇》的内容。文书使用白麻纸，纸张纤维均匀厚实，文书的年代应属元代。这个文书的珍贵价值在于，它可以确定中亚地区和中国曾经有景教的传道活动。景教在“会昌法难”时被禁，此后，唐末以至五代北宋，这个教派在中国内地已经绝迹，但在一些边远地区仍有信仰者。在莫高窟发现的叙利亚文的《圣经》文献，以及景教徒的铜十字架，这些可以证明，唐宋至元末期间，在敦煌、新疆东北部、高昌国故地等区域内，应仍有景教徒的活动。
通过莫高窟北区考古可以发现，地接西域的敦煌，较早地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中亚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传，也不断传到了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都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其结果，必然使敦煌这个地区留下遗迹和遗物。北区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实和根据。
田野考古结束后，老彭就开始对北区洞窟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并撰写出版了一百余万字的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他为了撰写这份考古报告，夜以继日。我们家的会客室也是餐厅，有一天院里的工作人员来家里跟我谈工作，他们无意中发现餐桌底下放着一个北区挖出来的骷髅，吓坏了。这是老彭带回家里来准备编号的遗物，一般是不会拿到家里的。但我们都是学考古的，也没有那么多忌讳，我们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工作和生活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
在老彭之前，也有人搞过北区洞窟的研究，但认为北区没什么东西，不值得考古发掘。我就对老彭说，你一定要搞，哪怕真的发掘不出什么文物，光是弄清楚北区石窟这些洞窟的结构、用途就有价值，再说谁能保证里面就一件文物也没有。后来经过他的考察证实了，北区石窟不光发现了文物，还出土了很多过去未曾发现的珍贵的文献和文物，比如西夏文文献、回鹘文木活字、叙利亚文《圣经》等。北区原来是个谜，老彭的考古发掘把洞窟的类型和功能弄清楚了，非常有价值。
那段时间他确实非常辛苦。他1988年开始北区石窟考古工作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六十多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后来又专注于莫高窟南区洞窟内汉密壁画研究。他除考古报告外，还写了不少文章，还当了《莫高窟北区考古论文集》的主编，这本论文集后来在中国香港、法国都出版过，有一定影响。这都是他在1988年到2008年这二十年之间做的事情。他主持北区发掘的时候，时常让我帮他拼接文献的碎片，定文物的名称和性质，确定洞窟的性质类别等；写考古报告的时候需要确定体例，他也让我给他出出主意。我跟他说，考古报告虽有一定之规，但也可以有不同体例的写法。因为北区石窟的洞窟里基本没有壁画，出土文物也较破碎，如果你现在不收入考古报告，后人不一定都会重视这些遗迹和遗物及其信息。所以我建议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最好将发掘的每个洞窟的结构和洞窟内的全部出土文物，及其相关信息原原本本都收入进来，这样可以把北区石窟全部遗迹和遗物的资料及其信息都永远保存下来。他在报告最后感谢这个人，感谢那个人，我给他开玩笑说你怎么不感谢樊锦诗同志，老彭说，谁让你是我老婆。
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始终得到宿白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他亲自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题写了书名。宿白先生是我们的恩师，当他看到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正式出版后，他对我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老彭年过五十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他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于老彭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花甲之后拼尽全力
我六十岁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
我的专业是石窟考古，20世纪70年代中期改为从事管理，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我初到管理岗位，不懂什么是管理，也没有什么想法，以为就是继续做常书鸿先生以前做过的保护管理工作。1966年之前，常先生在莫高窟主持了二十多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他带领前辈们殚精竭虑、含辛茹苦、不懈努力，使莫高窟从20世纪40年代的满目疮痍到60年代的重现光彩。他们当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怀着对敦煌艺术的敬仰和敬畏之心，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长期坚守大漠。他们甘愿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那时我只能做到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开展起来。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7年。这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扩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敦煌研究院的重要决定，为敦煌研究院的未来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敦煌研究院在著名的敦煌学者段文杰先生领导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传播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开展的主要工作在保护和管理两个方面。保护方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始在莫高窟建立了全自动气象站，对莫高窟开放洞窟微环境及其赋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监测；对壁画材质和病害的调查研究；对威胁莫高窟保护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调查研究；对威胁莫高窟保存的风沙实施监测、研究和治理；拆除了莫高窟窟区近现代添加的构筑物，迁移了窟区前所有的工作和生活用房，完整地保护了窟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保护研究配备仪器设备；设置安全防范技术设备；为永久保存莫高窟壁画，试验制作数字化壁画档案；安装洞窟窟门和玻璃屏风设施。管理方面，开始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和培训一支专职的讲解员队伍；制定了使用和旅游开放洞窟的管理制度；扩大了编制，增加了部门，汇聚了人才，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越是了解敦煌，就越知道敦煌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级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研究院责任重大。我经常想，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护就是罪人。偶尔放松警惕在所难免，时间一长就会麻痹，麻痹以后就要出事。所以我有个特点是爱“找碴儿”，爱发现问题，常常在想有什么因素会对石窟安全构成威胁，甚至想到如果“坏人”来会干什么事。
莫高窟曾经出过一件大事，那就是1989年1月14日第465窟壁画被盗，当年被列为“公安部十大案件”之一。
学术界对第465窟的年代判定有争议，有人认为是西夏，有人认为是元代，这一窟是莫高窟唯一的藏传密教洞窟。1989年春节前夕，第465窟墙上的壁画被切割下来，犯罪分子不知所踪。我们立刻把壁画失窃的情况报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又层层上报，报给分管公安和分管文化的副省长，此事还惊动了公安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甚至连乔石同志都亲自过问，从北京派来了专家。
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段文杰院长非常着急，带头值班查夜，希望尽快协助公安部门破案。分管敦煌的副省长一来就问我们，是否有档案可以确定是哪几块壁画被盗，我们马上调出了第465窟壁画的全部照片档案。
从现场来看，被盗洞窟门锁并未被破坏。犯罪分子是刨开了临近洞外的一处小佛龛后钻到第465窟内的，由此可断定犯罪分子对洞窟情况非常熟悉。专家怀疑是内部作案，要求单位里每个男同志都按手印、验指纹。万幸的是，壁画被盗那天敦煌下了场大雪，犯罪分子留下的脚印从莫高窟北区作案的洞窟门口一直延伸到莫高窟南区前面的小商店，将近一公里长。可能由于作案后饿了，他们曾撬开过小商店的门偷吃过食品。商店老板一早发现商店被盗，也报了案。
那时候虽然没有监控录像，但公安局顺着交通沿线逐一排查公共汽车，终于找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曾在我们敦煌研究院做过工，他到玉门拉了一个同伙来莫高窟，两个人只带走了一点壁画，其余的还埋在洞前的地底下，准备过些时候再来取。记得酒泉地区公安部门一位姓石的处长问了我好几遍，这个洞里面的壁画都是一级文物吗？他们来确定被盗壁画是否为一级文物，其实是在为罪犯量刑做准备。
这次事件对于莫高窟来说是一劫，好在最后还能采取补救措施，壁画都被“大国工匠”李云鹤贴回墙上进行了修补。对研究院来说也是一次教训，本来我们有个保安科，但是并没有负起责任。被盗案后，我们成立了保卫处，采用现代化仪器设备对洞窟进行监控，有效保护了文物的安全。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力度，大幅度增加了经费投入并引入了科技手段，国际上也对莫高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加大了国际交流，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管理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莫高窟保护的任务愈益繁重。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量逐年攀升，社会对莫高窟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要求，给保护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要解决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改进提高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已时不我待。
这个阶段开展的主要工作，首先是制定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制定以后，社会上有人让敦煌研究院压缩莫高窟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里修建与保护无关的设施，企图在保护范围内搞开发建设，建议莫高窟“捆绑上市”，要在莫高窟搞开发建设，要改变莫高窟规划，把莫高窟交给企业经营等，我们都依照《条例》进行了解释与制止。其次，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以下简称《规划》）。这个规划由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中国建筑研究院历史建筑研究所三国四方合作编制完成。《规划》为保护管理莫高窟提供了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依据。
通过多门理工学科和工程技术的合作，对塑像、壁画的制作材料和病害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使文物保护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变为现在的科学保护，建立了石窟壁画保护科学技术体系，形成了壁画与土遗址科学保护的程序和规范。用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对窟区大环境、洞窟微环境、壁画病害、风沙动态、崖体稳定、游客流量等进行长期监测，初步建立了预防性保护科学技术体系。为了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莫高窟的珍贵价值和历史信息，经探索研究，自主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标准体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
莫高窟的特点是价值珍贵、洞窟狭小、材质脆弱、病害频发。面对逐年迅猛攀升的游客人数，为了既保障文物的安全，又对游客参观质量负责，我们在国内首次开展了文化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对开放洞窟的游客数量、流量和窟内微环境变化常年实时监测，确定了莫高窟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科学依据。在中央和甘肃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满足了游客的参观需求。
我的老彭走了
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开创的考古专业为了我而中途放弃；还没等享受天伦之乐，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兰州检查确诊为直肠癌。记得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情况不好，他说：“我查出来了，直肠里面有个疙瘩，怎么办？”我就联系兰州的同事陪他继续检查，又给北京、上海到处打电话，最后在上海找到了一位专家。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术和治疗。手术很成功，治疗的结果亦很好，没有复发。他出院后在上海孩子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我天天为他做饭，加强他的营养。他刚出院时瘦得只有80多斤，慢慢营养好了，他的体重到了120多斤。我们俩2009年春末夏初回到敦煌，老彭的身体已基本康复。我跟他说：“你现在要休养，以休息为主，以玩为主。想看书就看书，不想看，就不看。愿意怎样，就怎样。”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从2008年到最后走的近十年时间，他过得还是很愉快的，有时出去开会，有时出去游玩。老彭很早就喜欢玩微信，那时候我都还不会。他也愿意散步，喂猫，到接待部和年轻人聊聊天。我每年都让他到上海体检。我和孩子们交代，他喜欢的皮鞋、衣服就在上海买。他退休之后，我们俩一起到过法国，他自己还去过印度。我工作以来只疗养过一次，就是2015年和老彭一起去贵阳。
2016年秋天，邓小南教授邀请我参加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仪式，我就说我要带老彭一起去。我们利用这次机会一起回到了母校，还去看望了宿白先生。我们俩后来还一起去过武当山，到四川成都看展览，不过我都是有任务在身，到周庄也是出差顺路经过。以前我总是想着，等我真正退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到各处去走走玩玩，实际上我的闲暇时间很少，无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后我不让他做饭，早上、中午两顿都是他去食堂打饭，晚上就熬点稀饭，他还承担了洗碗。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顾我，家务事是他帮我在做。其实他不太会做饭，但只要他做，我就说好吃好吃。他爱包饺子、爱吃饺子，馅儿调得很不错。他喜欢吃鸡蛋羹，却总是蒸不好，我告诉他要怎么蒸，怎么掌握火候才好吃。我蒸的鸡蛋羹他就说好吃，他满足的样子像个孩子。他从农村出来，一直很注意节约。以前在武汉大学住的房子后头种了丝瓜，孩子吃腻了就不吃，他对孩子说：“有丝瓜吃就不错了。”我从来不要他给我买东西，他买的东西我看不上。但他的衣服大多是我买的，内衣、衬衫、外套、西装和皮鞋，只要是我买的他就喜欢。实在太忙，就在他出差前提醒他自己去试一下买点衣服。90年代初他去日本进修，我说他清瘦的身材跟日本人差不多，让他在日本好好给自己置办点衣物。
他2017年第二次生病，来得突然，来势凶险，发展迅速。年初突然胃口不好，后来出现晚上睡觉时，前半夜胃部不适，后半夜腹部不适。我还以为是他消化出了问题，后来吃了点胃药也不起作用。我建议他给上海熟悉的专家打电话询问原因。上海那边听他电话里描述的情况，判断他可能是胆囊出了问题。我就让他赶紧去敦煌的医院检查。谁知老彭被叫住院了。我到了医院，院长给我看了给他拍的CT，我一看就傻眼了，院长说老彭患的是胰腺癌。年初，春节没过完，我就送他去上海住院治疗。医生为他做了磁共振检查，后来又做了一次CT，确诊老彭患胰腺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几乎绝望，浑身无力，实在难以接受，心里一直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我请求医院设法救救老彭。医生耐心地给我解释说，胰腺癌一旦发现就是晚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乔布斯也是死于这种病。要么开刀，我们把你当朋友，跟你说实话，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开刀就是雪上加霜。我把孩子们叫来一起商量，最后定下的治疗方案就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不搞抢救。老彭他自己不问是什么病，跟大夫相处得还挺好。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也不让我说，医生亲自告诉老彭，说你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这个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老彭整整六个月的治疗过程里，我几乎天天来往于旅馆和老彭的病房，也经常与医生联系，商量如何治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像他这样好的人不应该这样不幸，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让老彭得这个病？我查了一些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有一次看到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文章，她是医生，见过无数病人痛苦而走，她说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她不主张无谓的抢救，认为这样非但不能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反会给病人增加痛苦，主张要给临终病人一个尊严。后来我还看过女作家琼瑶写给孩子的信，发表她对“死亡尊严”的理解。她的见解，基本与罗点点医生相似。这样，我也慢慢平静下来，只得面对现实，告诉自己多陪陪他，饮食上多想些办法，尽量给他弄些他爱吃的食物，多给他一些照顾，多给他一些宽慰，尽量减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医生，从来不跟我打听病情，其实少知道点也有好处。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说死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死，但最好是没有痛苦地死去。治疗过程中的前三到四个月，老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心态也比较乐观，饮食也还不错。他说治好了，要给大家发红包。我问他给不给我发红包呀，他说那我也给你发红包。他很愿意跟人聊聊天，有时候和医生也能说上好一会儿，我就叫他少说几句多歇息。那时候他还会看看电视，听听歌，我也不太愿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时候我让他吃一点酸奶，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又让我先吃，然后他吃了还说：“甜蜜蜜。”医院的饭是每个礼拜三有一顿饺子。一到日子，他就说今天礼拜三，你们早点去买饺子，一定要让我们陪护的人就在病房里吃，他看着我们吃。我说：“老彭，你看着我们吃馋不馋，要不你吃一个尝尝味道。”我心里知道，虽然我们努力帮助他减少痛苦，但毕竟这个病很折磨人，要做到完全不痛不难受基本不可能。
到后来，我搀着他走路的时候都能感觉他浑身在发抖。他说自己又酸又胀又痛，还跟我说想要安乐死。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请大夫想办法，缓解他的痛苦。老彭特别坚强，痛到那种程度了，他还坚持要自己上卫生间，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什么姿势对他来说都很难受，但他也没有叫过一声。一看见医生来查房或看他，他还露出笑容，稍微好一点点就又有求生的希望。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看不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
老彭对大哥非常尊重。他一直不愿意告诉大哥自己生病，不想让大哥为他担心。后来大哥打来电话问他，他都说好着呐。我说老彭这样不行，怎么能不告诉大哥呢？我就先把情况告诉了大哥的女儿，这样可以让大哥有点心理准备，然后我代老彭给大哥大嫂写了封信。信中写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辈子感谢你们对他的培养，他在学术上做了点事，做出了贡献，都不会忘记是大哥大嫂的教诲。老彭得了这个病，希望你们不要难过……”他大哥知道后非常着急，派女儿女婿专程到上海来看望老彭。其他哥哥的孩子也从北京、河北过来看他。他跟孩子们说自己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这个病不好治。
最难熬的就是最后一个月。他知道自己用的是吗啡镇痛，就说：“我知道现在吃的是毒药，这个病不可能好了。”后来出现了腹水，很多药都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虽然每天看着还在挂水，实际上就是盐水和葡萄糖。医生对我说：“可能时间不多了。”
他刚住院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还偶尔到外地出个差，这期间参加过一次“两会”，都是快去快回。最后将近一个月，我和两个儿子还有一个照顾老彭的小伙子，四个人轮流值班。白天我在病房守着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药睡下，我再回去休息。他从来不想麻烦别人，因为夜里难受来回折腾，第二天我还听到他给老大道歉，他说：“昨天晚上对不起。”我说：“你说这个是多余的话，他是你儿子呀，护理你是应该的。”但是，老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天，我轻轻摸摸他的额头，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抬起身子，把我搂过来吻了一下。他走的那一天早上，医院五六点钟就来了电话，说老彭心率、血压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医院赶。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我就大声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泪了。听人说弥留之际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想他应该是听到了，那是中午12点。
老彭走后的半年，我瘦了十斤。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后事越简单越好。我向研究院报告了情况，叫院里不要发讣告。老彭是7月29日走的，我们31日就办了告别仪式。我没有发言，两个孩子也不让我发言，他们就代表家属发言。我想把老彭带回敦煌宕泉河边。两个儿子说，你带走了我们看不见，所以骨灰暂时存放在上海，他们清明、立冬，还有一些节日，都会去看看。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点饼干、鸡蛋、燕麦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饭，一个人打一次饭就够中午、晚上两顿，晚上有时候也熬点小米粥、煮点挂面，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其实，我一直觉得他还在，他没走。有一次别人给我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我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直到去年，我才去看了老彭的大哥大嫂。每次出门，我都想着要轻点关门，老彭身体不好，别影响他休息。我把一张他特别喜欢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边。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