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儿，”弗里茨说，两只大手弄得报纸哗哗作响，“标题上写着‘本地年轻人自告奋勇践行爱国主义精神’，再听听这一句，‘一位德国绅士——我们这么称呼他’，”弗里茨结结巴巴地说，“‘是想讽……讽刺他——公然抨击了这个美好的国家，也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拽起他的裤子，把他扔下了火车。’其中一个年轻人对记者说道。那个德国佬似乎认为美国很自由，因此他可以自由地摧毁这个国家。可是，他在实践‘自由’时应该更加谨慎一些。他大发厥词时，正好被这些年轻人听见了，他们当时在去堪萨斯的赖利堡的路上，打算跟着美国远征军前往欧洲。那人最后滚到了雪地中，也许这次滚落雪地的经历恰好给他补上了一堂缺失的公民教育课。’”

弗里茨将报纸在身前摊开，在桌面上铺平。他用手掌轻轻拍了拍那篇短文，唐突地点了一下头，好像对报纸上所列的事实很满意。“你让我觉得整趟火车的人都被牵扯进了这场血腥的暴乱。”

格尔达本来正在炉子旁搅动锅中沸水煮着的白色衣物，听到这番话，她转过身来。蒸汽让她满脸通红，还吹卷了她两鬓的发丝。她离窗子很近，手中的木棍在冷风中冒着热气。

“我当时就在现场，弗里茨！我很清楚自己看见了什么！”她对那篇文章和他的反应感到震惊，“他们沿着走道拖拽那个流着血的男人，他的白衬衣和领口都被鲜血浸透了。他跌倒了，他们还踢他！我听到骨折的声音了。”弗里茨不相信她说的话，这让她看起来既愤怒又不安。“他们都在大喊大叫！我们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他们说：‘宰了那个德国佬！’可他们其实一点也不了解那个人！”她拽着裙子的领口，沮丧地盯着弗里茨，嘴巴张得大大的，“你也看到我们毯子上面的血迹了呀！”

“你怎么知道他们一点也不了解那个人呢？”弗里茨问，不等格尔达回答，他便转身走开了，“你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也很激动，因为那时候你看到了一点血迹，这让你吓坏了。你每次看到血就会变得很激动。”他从门后的挂钩上取下了外套。

格尔达闭上眼睛，再次想起车厢里的那三个年轻男子，前一刻，他们还有说有笑，可下一刻，其中一个便抓住那个男人的胳膊，另外两个人则用拳头揍他。她记得，那男人也曾试图保护自己，并且伸手去抓炉子旁的拨火棍，可另外三个年轻男子比他要强壮，动作也比他更迅速，把拨火棍从他手中夺了过来，用棍子不断打他。直到现在，格尔达都还记得拨火棍打在他背上发出的那种吓人的声响。他们沿着过道拖着那男人经过格尔达和孩子们的时候，她看到他的眼珠向上翻起，再也无力做任何反抗。他们把他从火车上扔下去之后，他滚过的雪坡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红色的血在白色的雪地上异常醒目，她知道，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

“不，弗里茨。”她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继续说道，“不。报纸是错的。我很清楚我看见了什么。他们不仅仅拽了他的裤子。这篇报道有问题，这一点我很清楚。”

弗里茨解开外套的扣子，戴上连指手套，对格尔达说：“别自寻烦恼了，格尔达。你和孩子们又没有受伤。”他打开门，雪花被吹到了地板上。他扭头说道：“这事跟咱们没关系。”

格尔达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愤怒如同她脑子里的白噪音，她无法将自己的怒火化作具体的言语。她一句话也没说，而是砰的一声把勺子摔在炉子上，打开炉门，把柴火胡乱塞了进去。她还没告诉弗里茨，她把火车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父亲以后在西点发生的事情；这一刻，她想把那些事大声说给他听。她想说，她父亲是爱她的，他会保护她。“至少我爸相信我，”她对着空荡荡的厨房说道，“他相信我。”她想起自己差一点就留在西点了，虽然厨房里热气腾腾，可那段回忆还是让她不寒而栗。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弗里茨从牲口棚走进屋里，说道：“这跟咱们没关系。”这是他干完杂活后说的第一句话；尽管他们已经有好半天没说话了，可他们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从桌上抓起报纸，狠狠揉成一团，塞进火炉里，纸团遇火立即燃了起来，片刻工夫就成了一摊灰烬。他坐在桌旁，把注意力放在了格尔达摆在他面前的那盘食物上。格尔达正在清除他留在地上的干泥与沙子的痕迹，她干得很起劲，好像可以将什么东西擦去似的。凯蒂蜷缩着坐在楼梯半腰，睡衣紧紧地裹在双膝上，雷从她身后探出脑袋来，他的脸就像一轮苍白的月亮。

“上床睡觉去。”格尔达粗声说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厨房里只听得见扫帚划过油地毡时的刮擦声以及银器碰到骨灰瓷时的叮当声。

“我真的亲眼看到了。”最后，格尔达说道。

弗里茨啪的一声将叉子放到木桌上。“你这女人，难道没看报纸上是怎么写的吗？”他大喊道，但他并非有意如此，“你别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他突然站起来怒视着她。一时间，房间里似乎明亮了些，就跟先前报纸燃烧时房间变亮一样；两人瞪着彼此。格尔达突然意识到两人的体型迥异，可率先扭头看向别处的却是弗里茨。他把羊毛外套披在工作服外面，又把冬帽猛地扣到头上，这让他看起来比格尔达高大得多，离她也更远了些，哪怕他还没有朝门口走去。“别因为一些跟咱们没关系的事情乱发脾气。”他蹬着高腰套靴“当当当”地从桌边走向后门，一言不发地出了门。

他走到暗处，任由身后的门关上，又抬头看了看天空，天空中撒满了乳白色的星星，星光下躺着一弯银白色的新月，那弯新月看起来很美丽，又显得岌岌可危。远处，一头郊狼在嗥叫着，另一头在牲口棚附近回应着。弗里茨裹紧外套，向漆黑的远处走去，他的靴子将脚下的碎石与积雪踩得嘎吱作响，声音回荡在夜晚的旷野之中。该睡觉了，牲口棚的活儿可以先放一放了，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要在外面做些什么。一阵疾风吹得雪花在空中打转，他有些头晕目眩，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失控了。

他想起了初闻战事的那一天，当时他还在担心庄稼和天气，还在忙着把活儿干完。他依然能回想起从他看不见的田野里传过来的邻居的声音。尽管最近的农户离他有将近一英里远，可在风的吹拂下，在山谷之中，他偶尔还是能听到“嚯嚯”和“啊啊”的温柔呼唤声。弗里茨知道，那是丹·莱亚伯，他既把丹当作朋友，又把他视为对手。两人都无法掌控决定种子发芽与否的天气，可他俩可以先人一步播种。在这块地里种小麦，在那块地里种土豆，又在靠近水源的一块地里种玉米。这些庄稼足够养活一个家庭，还能剩下一些拿去卖掉；日子越过越红火，如同一排又一排作物向远方的地平线延伸开去。

对弗里茨来说，这便是他记忆中1917年4月的那一天他所畅想的未来的走向：那未来一直通向地平线，通向他自己的土地的尽头，在那里，他的土地与邻居的土地连接在一起，他知道邻居的名字，也摸得清邻居的脾气。他能够理解那样的未来，那里满是像他这样的人及他熟悉的工作。他哪里想象得到眼前的变故呢？今晚，他依旧记得那种感觉：他周围全是熟悉的人，他们一起朝着相同的目标共同努力——种植庄稼，养家糊口，生活蒸蒸日上。从那天起，发生了一些事情，可他不太确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男人们依然在工作，家庭也在壮大，可是有东西，有东西一直转个不停，他看不清楚那东西是什么。

他想了想自己在报纸上读到的其他消息，那些念给格尔达听的消息。在西线，德国人已经开始释放毒气攻击协约国的军队了。他可以在研究过的地图上画出那条河流[1]的流向，不过他只能想象出与那条河平行的战壕的真实模样。去年夏天，他挖了一条灌溉渠，那时候，他在脑海中将那条沟渠想象得又宽又深，大得足够容纳一支军队，可他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有报纸上的文字和照片就足够了。此时此刻，他的想象中有一幅挥之不去的画面：战壕里排满了尸体。有一个连，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片刻就丧了命，连枪都来不及开。怎么会发生那种事呢？即便这里与之相隔半个地球，但一想到这件事，他仍然难以置信。

还有一条不太吉利的新闻，与他们的镇子关系更大。在一条出售家畜的新闻和一则W.N.外套厂刊登的广告（我们需要你的手艺，而且会让你充分发挥才华！）之间，夹着一条不太起眼的通告：“来自斯图尔特乡下的阿道夫·戈特利布于上周赴瓦伦泰因，接手了儿子奥托的牧场，奥托已于早些时候被征召入伍。”

弗里茨上次见到阿道夫时，阿道夫告诉他，奥托在桑德希尔兹[2]有一大块地。“干得还算不赖。”阿道夫说道。他的口音依然很重，说话时还有喉音，就像二十年前他初到内布拉斯加州时一样，还会时不时会冒出一两句德语来。他一边说话，一边靠在马场的围栏上，以减轻他那条瘸腿需要承受的重量：“奥托那小子的第一个小家伙就快生了，最近这几天，那孩子随时都有可能出生。我老婆终于要当奶奶了。是啊，我们一大家子都开心得不得了。”

弗里茨读完这则通告后便用手遮住了它，仿佛这么做可以让它消失，或者让里面的内容发生变化。他能从这样的新闻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呢？此前，报纸上说，务农及有家室的男子都可以免服兵役——如果奥托·戈特利布既不是农民，也没有家室，那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呢？弗里茨知道问题的答案，可他不允许自己考虑这个问题，不能在眼下，或者说，尤其是不能在眼下，在他独自一人待在黑暗之中、家人在他身后的时候。戈特利布一家与沃格尔一家在同一年来到这里，也许两家人坐的还是同一艘船，不过弗里茨当时太过年轻，而现在，他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

早晨刮起了暴风雪。在漫天飞雪的笼罩下，乡间化为白茫茫的一片，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这世界上又一次只剩下格尔达和孩子们，以及手头的工作。甚至连不断吹打房屋的寒风也化作了某种安慰，将他们与无法改变的那些事物隔绝开来。

窗户上结了厚厚一层霜，蛛网般的“几何图案”迷住了孩子们。凯蒂和弗兰克在白霜上浅浅地写下几道数学题，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窗子上发现一块新“石板”，这会让他们开怀大笑。干完杂务后，弗里茨回到家，觉得自己活像个雪人，他把身上的雪抖落到门口的地毯上。他的羊毛外套冒着热气慢慢变干，湿漉漉的羊毛散发出酸味，其中还混有木头燃烧的烟味以及烤玉米面包的香味。白天的时候，他们虽然依旧沉默不语——又或许正因为此——到了睡觉时，弗里茨会用双臂搂着格尔达，蜷缩着身子贴紧她，仿佛害怕她会再次从自己身边溜走。他们窝在自己的小房子里，温暖的炉火、二人的亲密无间，把严寒与整个世界都隔绝在外。不过，弗里茨还是忘不掉他没有读给格尔达听的那几篇新闻。

据报纸报道，威尔逊总统称，美国参战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不仅为自己而战，也为我们所有的后代而战。美国人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好准备，准备好做出最终的牺牲。”这篇新闻接着写道，第二轮征兵很快便会开始：九万五千名美国男子即将受到征召，接受训练。

美国参战时，弗里茨三十一岁，他的人生才刚刚过了三分之一多一点，可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一点。像我们一样，他也只有一扇“窗子”，只能透过那扇“窗”来观看千变万化的当下。战争开始两个月后，弗里茨登记报名，申请入伍；根据新闻报道，一共有将近一千万年龄在二十一岁至三十一岁的男子报名，弗里茨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内布拉斯加州霍尔特县的地方委员会报了名，报名编号为837。

从报名登记点奥尼尔回来以后，他曾向格尔达解释，报名就是人家会给你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他指着带回家的那些表格上出现在他姓名前的那个号码，说道，“就是你的编号。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如果你被征召入伍，他们就能通过编号知道你是谁。”

“可是，如果他们搞错了，给了两个人同一个号码，那该怎么办呢？”格尔达问。弗里茨并没有理会这个问题。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他说，“这一套方法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每个州都有很多很多的号码，相应的号码只有相应的州才有。然后，那个州又将这些号码按县来分配，这样一来，一旦你知道某个家伙的号码，你就能知道他住在哪个州的哪个县。不论他去哪儿，政府都会通过他的号码知道他来自哪儿。”他把表格放在桌上，用手掌轻轻拍平。格尔达收走了晚餐的餐具，并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因此弗里茨有地方展示那份表格，然后说一说他这次去奥尼尔一路上的见闻。弗兰克和雷斜靠在父亲的肩膀上看着表格，凯蒂跪在弗里茨对面的椅子上，格尔达则站在他身边。家里人很喜欢听他的那些见闻，他们都急着想要了解些新消息，对与征兵有关的消息尤其感兴趣。在学校和教堂里，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征兵这件事。上一次全家人去镇上的时候，甚至有一支乐队在那里演出，他们的演出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去报名入伍；报纸上每个礼拜都会在首页刊登两三篇文章，谈论为什么要报名入伍、谁应该报名，以及如何报名。斯图尔特一家日用百货店的老板威廉·欧文斯曾被选为他所谓的“四分钟演讲者”[3]，负责向公众普及爱国主义教育。四分钟演讲者既可以受人任命，也可以自我任命，他们遍及全国各地。除了美国陆军部提供的演讲内容，欧文斯还准备了很多四分钟演讲，他会给他能接触到的所有听众做演讲；在他看来，所有顾客都是他现成的听众。沃格尔一家曾不止一次目睹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说。每次去镇上，他们都能感受到弥漫在空气中的兴奋气息；弗里茨独自进城的时候，他们也会热切地等着他回来。

“等到我们这些斯图亚特的小伙子到那儿的时候，县政府大楼前蜿蜒的长龙一直排到了正门门口。还好没下雨，听说有些小伙子天不亮就在那儿等着了。”弗里茨喝了一小口咖啡，“不知道他们在急什么，委员会的人都说了，他们会一直待到县里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完成报名登记。”

“再给我讲一遍‘符合条件’是什么意思吧，爸爸。”凯蒂请求道。

“意思就是，如果政府需要你去当兵，你就得收拾好剃须刀，然后出发。”弗里茨想尽力说得轻松些，假装只是又去了次镇上，等到他收好表格，一切又会恢复如常。他会出门做杂活儿，种植庄稼，在自己的土地上散步。他会留在此岸，而战争会在对岸。他对此很有信心，毕竟，一来这个国家需要农民务农，二来他的年纪太大，再大一点就不符合入伍的条件了。他相信，如果到了十一月，在他年满三十二岁时，还没被征召入伍，那么他就没有入伍的可能了。他倒不排斥为国参军，可是，如果他被征召入伍，他的农场及他的家人会怎么样呢？这才是让他担心的地方。

“那他们怎么决定需要谁去当兵呢？”弗兰克问。

“这个嘛，他们会采取所谓的抽签的办法。”弗里茨一边把表格的两边对齐，一边小心地用拇指折好。

“然后呢？”格尔达问。

“呃，如果他们选了你的编号，他们就会把你的编号和他们选择的其他所有编号放到一起，按顺序排列。接下来，他们会给你另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你的序号。这意味着，小伙子们要按照他们被选中的顺序去参军。”他拿出钱包，把表格塞到两块钱的纸币旁边。他站了起来，两个男孩子却抓着他的脖子不放，一边晃荡着一边咯咯地笑着。弗里茨像熊一样抖了抖身子，两个男孩便落在了地板上。

“那你怎么知道你被选中了呢？有人会来找你吗？”问这两个问题时，格尔达无意识地朝窗外瞥了一眼。

弗里茨谨慎地想了想答案，才开口说道：“不，他们会把名字登在当地的报纸上。他们会告诉你去哪儿、什么时候去。”格尔达看了一眼弗里茨带回家的报纸，仿佛在那个时候，它就已经有本事让她感到烦恼了。他当然能理解她的感受。

1914年，战争拉开序幕，故国的人很快便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中。与那些人不同，在威尔逊总统投入人力、物力参战之前，像弗里茨这样的美国人有大把时间来考虑这场战争对这个国家及其公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先前，弗里茨不相信威尔逊会让美国卷入对岸的战事。他曾多次同阿洛伊斯争论这个问题。威尔逊竞选连任时，他给威尔逊投了票，因为威尔逊在第一个任期内让美国远离了那场战争。阿洛伊斯说他就是个傻瓜。“对岸的那场战争，”他说，“就像头饥饿的野兽一样，没那么容易被人制伏的。”虽然自威尔逊宣布参战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可弗里茨还是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震惊。

战争开始前，他对美国在国外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太大兴趣。他深信美国所讲述的美国梦，这些能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到证据。一开始，他一无所有，靠着自己坚实的后背、有力的臂膀，以及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白手起家；再看看如今的他：三十二岁，有了一块土地，还育有三儿一女。这正是他父亲带着他们几个兄弟来到这个国度时为他们设想的生活。弗里茨相信美国，在他看来，这个国度不像童书里描述的那样，街道上铺满了黄金，而是这样一块土地，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挺起腰板，梦想也可以得以实现。他之所以会这么想，一是因为他作为农民，有了自给自足的经验；二是因为作为一名进步人士，他相信每一代人都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他原以为，美国可以置身事外。战争，尤其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发动战争，是疯狂之举。如果没有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那么自由便没有半点意义。

邻近三月中旬，天气突变，此后，弗里茨开始忙活早春时该做的例行工作。他一边打扫牲口棚，一边将粪肥装到施肥用的推车里，给地施肥。大点儿的孩子们放学以后，格尔达就派他们去猪圈把玉米棒子捡回来做燃料；他则把母猪从一个猪圈转移到另一个猪圈，这样孩子们便可以安全地干活儿了。他熟悉每项工作、每个步骤，这让他感到安慰，也让他能够适应他所理解的工作模式。只有在走神的时候，他才会再度感到恐惧。他确定奥托·戈特利布比他稍微年长些，所以他才会觉得大为不解。符合条件的年龄上限是三十一岁，按照弗里茨的理解，单凭奥托的年纪，他就不该被征召入伍。更何况他还是个农民，又有妻小，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报纸上不是说“务农及有家室的男子无须应征入伍”的吗？他很想问问别人征兵的条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种问题听起来很可疑。据他所知，他和格尔达不再谈论的那个德国男人正是因为问到了征兵的问题，才会被扔下火车。

战争开始时，出现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他不再幻想着对格尔达说一大堆事情了。他现在特别想念格尔达，和当初她回西点时一样想念她。虽然她也许就在厨房里烤面包，或者在屋外的孵化室照顾小鸡，但她似乎与他相隔了很远很远。不，并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因为她抑或是他的一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从娘家回来后，她跟他讲了火车上那个德国男人的故事，他却不知该跟她说些什么好。更糟糕的是，他也不明白她对自己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在彼此眼中成了外人。有时候，他认为问题出在她下火车时穿的那件皮毛大衣上。就好像她的家人、他的父亲，将她裹在了某种他无法冲破的东西里。天气转暖以后，那件大衣也被收了起来，这让他很高兴。

他意识到，自己开始在脑子里构思着一些话，却不知道讲给谁听。铺天盖地的消息出现在他们周围，给他一种错觉，仿佛他能获取一个人所需了解的一切消息。起初，乍看起来，如果一个人足够仔细，懂得从字里行间中搜寻，他就一定可以发现万事万物的真相，可弗里茨却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消息纷繁复杂，众声喧哗，反倒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说不出话来。他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所带来的压力。在密室内，在岔路上，谣言和新闻在也许还信得过彼此的人之间来回传递；也许他们也像弗里茨一样，发现自己在混乱消息和未知结果的汪洋之中随波逐流。曾经友好的对话如今也变得简短生硬、晦涩难懂。弗里茨觉得，哪怕自己远离小镇，都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而在镇上，情况则更加糟糕。

“问题出在那些没有公开做出声明的外国男性身上。”弗里茨进店后，看见威廉·欧文斯正向聚集在他柜台周围的人们解释着什么。欧文斯得到了三位声名显赫的商人——弗里茨从未确切地知道是哪三位——的支持，非常认真地承担起教育公众的职责来。他准备激发起斯图尔特这个小社区的居民对战争的热情，鼓励他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他的演讲热情洋溢，颇有一种自认为是在服务于一项无私事业的风范，可他的这种热情却令弗里茨十分尴尬。每当欧文斯开始发表那长达四分钟的演讲时，弗里茨都有一种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感觉。

这时，欧文斯说道：“这些人没有公民证书，都是移民，他们被自动免除了兵役。他们甚至都用不着去登记报名！”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这些卑鄙的人沾沾自喜地待在家里，坐享我们那些年轻的公民用生命换来的好处。”

人群中再次传来窃窃私语声，不过弗里茨觉得这声音听起来有些像低沉的怒吼声。他想转过身去，可欧文斯这时抬起了头，跟他对上了视线。“沃格尔先生，我说的是那些移民，他们不是美国公民，却生活在这里，生活在这片伟大的土地上，一边夺走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一边让我们的小伙子牺牲自己来保护他们。”

弗里茨觉得自己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说得对。”他说。碍于自尊心，他没能继续说下去：“我是美国公民。”他环顾四周，看了看站在那儿的人。他只看到阿洛伊斯·鲍姆这么一个熟人。他想知道这些陌生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他在这个社区住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从来没见过这些人呢？他们死死地盯着他看。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有德国血统的人。

弗里茨站在门口，等着欧文斯做完演讲。这四分钟似乎过得很漫长。这一次，他的“中心思想”——这个四字词语的出现，标志着他的演讲即将圆满结束——如下：每个男人不仅有责任在符合条件时去报名参军，而且有责任确保他那些符合条件的邻居也去登记报名。弗里茨转过身去，离开时既没有跟阿洛伊斯说话，也没有买走他原本来镇上想买的那些日常用品。

回家的路上，他弓着背坐在马车的座位上，让雨水从他的帽子上滴落下来，在他面前稳稳地形成了一道“水帘”。他想了想回家后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告诉格尔达的。

欧文斯勉勉强强算是个富人。弗里茨知道，欧文斯觉得自己不仅比这个社区中的移民更能代表美国，甚至比美国本身更能代表美国。他经常告诉人们，他们一家早在宣告美国诞生的那场革命爆发之前就登上了美国的海岸。甚至在新近的这场战争开始之前，他便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将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不是传统，而是种种行为准则，因此必须将这些行为准则传达给移居至美国当地社区的每个族群。他总爱说，这是为了光顾他店里的“那群外族人”——又名德国人——着想。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美国人，并非因为他的出身或是选择，而是因为他能够与大家同心同德，共抗公敌；此外，教育对真正的美国人而言至关重要。战争似乎点燃了欧文斯的激情，他传播信息、普及教育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弗里茨几乎可以断定，欧文斯相信文明自身岌岌可危，而他本人和他的杂货店是拯救文明的支点。无论如何，他显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责任，逢人就教育对方，大家一定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他一直都很喜欢讲故事，他能留住那些顾客，不仅靠他周到的服务，还靠他编造的故事；可战争爆发后，他跟人说话的腔调都变了。欧文斯认为，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容不下多种多样的观点。

等到弗里茨下次顺路光顾欧文斯的店铺时，他却发现店里几乎空了，一时间，他觉得仿佛回到了过去。他们像过去那样轮流交换各自的趣事，可轮到欧文斯的时候，他讲道，一群兔子把他的菜园子吃了个精光，吃得比他种得还快；他本来想说“垄沟”，却说成了“沟渠”[4]，结果他和弗里茨一下子就不笑了。那则故事原本是关于菜园子里的兔子的，不管它听起来多么有趣，它都已经变了味，变成了一则与兔子毫无关系的故事。两人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一切变化像一阵冰冷的风冲进了房间里。在彼此的眼睛里，他们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噩梦般的画面——战壕、死亡，还有一场充斥着饥饿、似乎永无止境的战争。他们戛然而止的笑声飘荡在空气中，还夹杂着尘埃、饲料、种子、皮革以及其他无法辨认的东西的气味。

弗里茨觉得颈后和下巴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如今，他在和邻居以及镇上的人说话时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了，他想。这时候，他本应早已踏上了回家的路；他的家人也早就回到马车上等他了。他也早就在卖契[5]上签好了字，手也早就放在了堆在一起的一袋袋种子上，也早就准备好双肩各扛一袋种子，回家去干那些总得有人干的农活。春意正浓，这个季节给农民提出了种种要求，每当他停下脚步，这些要求似乎会越来越急迫，让他不敢懈怠。不过他也知道，货物与金钱的交易只是镇上任何交易中的一部分。在真正的交易中，谈话才是货币。

欧文斯隔着柜台盯着他看，“沟渠”这个词依然困扰着两人。弗里茨使劲将下巴扭向左边，努力想让脖子舒展、放松一些。他看向门外，发现自己那几匹套着马具的马正在打瞌睡。他低头看了看放在种子袋上的那只手，注意到每个指甲下面都有呈新月状的黑色土壤，又想起来自己那块地上西北角的农田还没来得及施肥。他这个人不习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去做，不过他也知道必须等到交易完成之后才能去做那些事。

“我听说他们的长筒橡胶靴快不够用了，”弗里茨终于开口了，“凡尔登附近的水位非常高，一下雨，战壕就变成了河流。”

欧文斯草草地点了点头，他很熟悉弗里茨提到的那片地区，因为他钻研过同样的地图，也研究过同样的新闻报道。

“烂脚的杀伤力可不比大炮的杀伤力弱，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些天了。”欧文斯一说完，弗里茨便知道他又准备抓住机会来教育移民了，要知道，弗里茨如今在他眼中就是个移民——一个德国移民，并非他的老相识，甚至并非与他打过多年交道的顾客。欧文斯把手伸到货架下面，拿出一双六扣的长筒套靴，把它放在柜台上。“你能想象这玩意儿居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他突然提高嗓门儿问道，仿佛在对着一大群人说话。说着说着，他的眼神渐渐黯淡，可不知怎的又亮了起来，这让人很难在他身上找到昔日熟悉的那个店铺老板的影子。

他轻轻地摇了摇靴子，把靴子摇得哗哗响，仿佛要唤起对它们的注意力似的。

“似乎很难想象这种为和平而战的义举居然会依赖这么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可这千真万确，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为少了一颗马蹄钉而掉了马蹄铁，因为掉了一块马蹄铁而失去了一匹马，因为失去了一匹马而输了一场战役’，紧接着整个国家也没了。”欧文斯个头虽小，但嗓门儿很大，每当他兴致勃勃地说起某个话题，他的身体似乎会膨胀起来，占据的空间也更大，不再是那个穿得下货架后排低价甩卖的童装的小矮子了。

“你明白吗，弗里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这个伟大的国度负起责来。”他双手扶着柜台，身子前倾，凑近弗里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我就像这些靴子。”

弗里茨低头看向那双靴子，又抬头看了看欧文斯的脸，决定微笑着附和他。每次站在柜台后面的时候，欧文斯都会与他四目相对，这总能逗笑弗里茨。欧文斯很早以前就垫高了柜台后面的地板，以便自己可以平视或俯视所有顾客。若是两人站在欧文斯店铺以外的其他地方，弗里茨都会比欧文斯高出一大截。这样也没关系，弗里茨觉得。他对一个用自己的财产为自己谋利的人没有任何意见。在欧文斯继续着他的“四分钟演讲”时，弗里茨本来积了一肚子怒火，可一想到欧文斯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突然矮一截、落到他肩膀以下的画面，便不再生气了。

“如果你想想那些小事有多重要，”欧文斯继续说着，“你就会明白，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方式。”欧文斯转过身去，从身后的货架上拿起一本目录，“如今，我每次订购设备或日用品的时候，都会留意卖家是谁。当然，我们的国家已经切断了和德国的商业联系，但我还是得小心一点，免得从喜欢德国皇帝的企业那里买东西。我是怎么做的呢？你也许很好奇吧。我会关注合同中的附属细则——从说明性文字中使用的德语就可以看出来。只要他们使用了表明他们亲德的文字，我就不会从他们那里进货。”他用力点了点头，啪的一声合上了目录，“这就引出了我的中心思想：学校里教的科目。林肯的那所大学[6]居然还在教那些毫无戒心的学生那种邪恶的语言，这事你知道吧？”

弗里茨觉得自己的耐心正在渐渐消失，他把两条粗壮的胳膊交叉放在胸前。

“如果我们说不同的语言，我们就没办法成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度。我们就会像《圣经》里讲述的巴别塔的故事那样——没办法理解彼此，整个国家也会分崩离析。这些学校必须明白这一点。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做美国人。”

欧文斯的脸上泛起了光泽，这不完全是因为他流了汗，而是被他的那股热情浸润了。两人面对面站着——一个是店铺老板，一个是农民——要不是一阵雷鸣声将两人都吓到了，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听到那雷声，两人吓了一跳，转身走向门口。弗里茨看到格尔达和孩子们都在马车里，正凝视着西边。两个男人同时走到门口，欧文斯后退几步，让弗里茨先出门。他们走到街上，抬头看向天空。云砧如同拔地而起的高塔，黑压压一片，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猛然吹来的一阵凉风，卷起街道上的沙子，吹向他们，噼里啪啦地打在店铺门面上。

没几分钟，弗里茨和欧文斯便把货物搬到了马车上。马儿使劲想要挣脱挽具，面对正向他们袭来的暴风雨，它们和坐在马车后面的孩子们一样焦躁不安。弗里茨将脚放到脚镫子上，上车前，他停住了。他不喜欢做事、说话有始无终。他也相信小事同样很重要。他在工装裤的口袋里摸索着，仿佛想找些合适的话说，接着掏出了一块红色的格子手帕。他擤了擤鼻涕，小心翼翼地重新叠好手帕，然后转向了欧文斯。欧文斯正站在那里，轻轻地拍着那匹体型稍小、有些紧张的骟马的后背，警惕地看着弗里茨。两人现在都站在平地上，欧文斯不得不仰头看着这个大块头德国人的脸。他噘着嘴，脸上没有了推销员特有的那种微笑。

“你的儿子……”弗里茨说到一半，停下来清了清嗓子。他这个人不会表露自己的感情。和许许多多的男人一样，他也活在自我的孤岛之上，并非总能意识到自己形单影只；而等到他意识到的时候，他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似乎已经遥远得无法跨越了。他注意到，自己的心里也有一道道沟渠。先前，他们曾因为兔子和垄沟而开怀大笑，而现在，弗里茨看着欧文斯，两人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他拿不准自己的声音能否传到另一边去。

“你的儿子，”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出人意料地洪亮，“马上就要出发去赖利堡了吧？”几个礼拜前，他在报纸上看到过那个小伙子的名字，名单里还有一些熟悉的名字，每次看到那份名单，他都觉得心惊胆战。奇怪的是，他感觉到脸上的肌肉仿佛在跟他对着干，在他想要一脸严肃时，让他的嘴角上扬，露出微笑来。他希望欧文斯知道，他也担心那些奔赴前线的小伙子。他很想说自己也是美国人，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欧文斯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捂着脸，仿佛也在试图控制那些不听他使唤的肌肉。“是呀，”他说，“他们马上又要征召一批小伙子了。”他稍作停顿，然后说道，“你知道吗，他很擅长鼓捣机器，一直都很擅长。他知道怎么让机器动起来，也喜欢研究机器为什么出故障。这会让他远离前线，但他依然可以做一些重要的工作。”他点点头，对自己的设想充满信心。

弗里茨也点了点头：“他们需要机修工，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想起了之前读到的某篇文章，便趁机说道，“如果能打胜仗的话，获胜的关键就是机修工。”

“没错，”欧文斯说，“机修工会赢得那场战争。”他一定读了同一篇文章，不过弗里茨也不能肯定，毕竟在这段时间，他说过的很多话听起来都像是刻意练习和组织过的。“可我们也需要农民来养活他们。大家各司其职嘛。”欧文斯没和他握手便走回了店里。弗里茨很好奇这件事到底重不重要。虽然天气刚开始时还挺暖和，可沃格尔一家回去时一直刮着冷风，马儿们性子很急，跟缰绳过不去，想赶在风暴来临前回到牲口棚。天气一向变化莫测，这一点弗里茨倒是拿得准。

[1]此处的河流有可能为依普尔运河。1915年春，东线俄军战败，处于防守态势，德军便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西线，准备在依普尔运河一带与英法大战一场，即第二次依普尔战役。也是在这次战役期间，德军首次展开了毒气战，致使英法联军死伤无数。

[2]英文为Sandhills，也常被成为“沙丘地区”。在内布拉斯加州中北部地区，有一片固定沙丘，沙丘上有一块长有不同种类牧草的草原地区，该地区即为桑德希尔兹，其覆盖了该州四分之一以上的面积。

[3]即“Four Minute Men”，是经过美国总统威尔逊授权的一群志愿者，就公共信息委员会安排给他们的话题发表的简短演讲。1917—1918年，有超过7.5万个杰出的演讲者在5200个社区发表了超过75万次演讲，听众多达4亿。演讲主题涉及美国在一战期间做出的贡献。演讲被设定为四分钟，以方便演讲者在城镇会议、餐馆、影院和其他有观众的地方发表演讲。

[4]英文中，“沟渠”（trench）一词也有“战壕”的意思。

[5]指的是出售田产、货物等时立下的契约。

[6]此处指的应该是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