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琴波尔迪几乎与德国作家没有联系，原因之一是，德国作家出国时下榻的旅馆，他很少光顾。不错，他认识一位有声望的法国作家，年龄比他大，其文学散文为他赢得了名誉和地位；这位老作家给阿琴波尔迪说过一处欧洲所有失踪作家的藏身之所。这位法国作家本人就曾经失踪过，因此了解自己说的事情，所以阿琴波尔迪接受了访问那藏身之地的邀请。
二人乘坐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听着出租车司机一人的独白在夜里到达了目的地。司机唠叨个没完，满嘴胡说八道，来回重复，自己跟自己生气，闹得阿琴波尔迪实在受不了了，要他集中精力开车，闭上嘴巴。司机的独白似乎并没有让老散文家感到讨厌，他瞅了阿琴波尔迪一眼，有些许责备之意，似乎觉得阿琴波尔迪惹司机生气了，再说了，这可是镇上惟一的出租车啊。
失踪作家居住的房子周围有一座大花园，里面长满了树木和花草，还有一个游泳池，四周围着白色铁桌子、遮阳伞和躺椅。后院，在几棵百年橡树下，有块玩滚球游戏的地方。再过去一点就是森林了。他俩进门时，失踪作家们正在食堂吃晚饭，看电视节目，此时正在播送新闻。人很多，几乎都是法国人，这让阿琴波尔迪感到吃惊，他绝对没想到在法国会有如此之多的失踪作家。但更为引起他注意的是女性的数量。妇女很多，都年事已高，有些人穿着考究，甚至典雅；有些人则明显地邋遢，阿琴波尔迪想，大概是诗人吧；她们身穿脏罩袍和拖鞋、及膝长袜，不化妆，白发塞进毛帽子里；那毛帽子肯定是自己编织的。
理论上有两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佣在为大家服务；但实际上，食堂实行的是自助餐，每位作家自己端着托盘，想吃什么拿什么。您觉得我们这个小团体怎么样？散文家低声笑着问他，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位作家晕倒了或者突发了什么病。那两个女佣正忙着让病人恢复知觉。阿琴波尔迪回答说，还没有什么想法。随后，他俩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给自己的盘子里装上土豆、菠菜泥，再加上煮鸡蛋和烤牛排。饮料方面，他俩倒了两杯本地生产的葡萄酒——浓郁芳香的饮品。
食堂尽头，在那位晕倒了的作家身边，这时有两位身穿白大褂的青年，还有那两个女佣以及围着一圈失踪作家（有五个人）正在观看晕倒作家的苏醒过程。饭后，老散文家带着阿琴波尔迪去接待室办理入住手续。可是那里没人接待，二人于是去了电视室。那里有几位失踪作家面对着主持人打瞌睡。主持人正在大谈时尚、法国影视圈里名人的情感纠纷。阿琴波尔迪第一次听说名人还有这等丑事。后来，老散文家请他看看要住的宿舍——一个苦行僧样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台电视机、一个衣柜、一个小号电冰箱和淋浴卫生间。
有扇窗户面对花园，外面依然明亮。湿漉漉的花草香扑进房间。阿琴波尔迪听见远处传来狗叫。老散文家始终站在门外。阿琴波尔迪则检查自己的房间。接着，老散文家把房间钥匙给了他，一面告诉他：这里的生活即使不算幸福——老散文家不相信幸福的存在——但肯定可以得到和平与安宁。随后，阿琴波尔迪跟着老散文家下楼去老人房间——位于一层，不仅家具和面积大小，而且光裸的样子都与分配给他的宿舍别无二致。阿琴波尔迪想，谁都会以为老散文家也是刚刚入住呢。室内没书籍，没丢在床上的衣服，没有垃圾，没有个人物品，与他的房间没有任何区别，只有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白盘子，上面摆着一个苹果。
老散文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好像在阅读他的思绪。那眼神有些困惑。阿琴波尔迪想，他知道我在想什么，现在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只是并不理解，就像我同样不理解一样。实际上，二人的目光里，不仅是困惑，还有悲伤。阿琴波尔迪想，可是白盘子里还摆着苹果呢。
老散文家说：“苹果夜里散发香味。我一关灯，香味就像抒情诗一样散发出来。但是，最后一切都要下沉，下沉到痛苦之中。任何雄文都是痛苦的。”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懂。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明白。随后，二人握握手道别。老散文家关上了房门。由于没有睡意（阿琴波尔迪睡觉很少，但有时能连续睡上十六个小时），他到院里各处走走。
走进电视室，这时只剩下三位失踪作家了，都在酣睡。电视里有个男人似乎要被杀了。阿琴波尔迪看了一会儿电视；后来，烦了，就去了食堂，那里已经空空荡荡。又走了几条长廊，来到一个像是健身房的地方，也许是按摩室吧；里面有个身穿白衬衫、白短裤的年轻人正在举重；他旁边有个身穿睡衣的老人。二人看见他出现在门口就瞥了一眼继续说话，好像他并不存在。举重的那人像是院里的职工；穿睡衣的老人像是被遗忘的小说家，而不是失踪作家，是糟糕的法国小说家，运气不好，可能生不逢时。
从后门走出房子，阿琴波尔迪遇见两个老太太坐在有照明的门廊尽头的摇椅上。一个在用爱唱歌的甜蜜声音说话，好像溪水流淌在小石板上。另外一个静静地望着滚球场那边黑幽幽的森林。他觉得说话的老太太像个抒情诗人，身上充满了该讲述而在她诗歌中无法讲述出来的许多东西。他觉得那位不吭声的老太太像是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厌倦了废话。头一位老太太穿的就算不是童装，也是少女装。第二位身穿一件廉价长袍、运动鞋和牛仔裤。
他用法语问二人“晚安”。两位老太太瞅瞅他，一笑，似乎邀请他坐下来。他没等她俩多说就照办了。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问他：“是来院里的第一个晚上吗？”
没等他开口，一直没说话的老太太说道，天气在好转，很快人们要穿短袖衬衫了。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是的。穿少女装的老太太笑了，也许在想她的衣服吧。接着，她问阿琴波尔迪从事什么工作。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写小说。”
保持沉默的那位老太太说：“可你不是法国人。”
“对。我是德国人。”
“是巴伐利亚人？”穿少女装的老太太问，“我去过巴伐利亚。很迷人的地方。一切都很浪漫。”
“我是北方人。”阿琴波尔迪回答说。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装出打冷战的样子。
“我还到过汉诺威。”她说，“您是那里的人吗？”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差不多吧。”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说：“你们的饭菜难以下咽啊。”
后来，阿琴波尔迪问她俩是干什么的。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说，以前在罗德兹当理发师，后来结婚了，先是丈夫，接着是孩子们就不让她做下去了。另外一位说，她是裁缝，可是她讨厌说工作。阿琴波尔迪想，多么奇怪的女人啊！告别她俩后，他进入花园里，离开房子越来越远了；但房子依然有照明，好像还在等候什么客人来访。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先享受这美好的夜晚和田野的芬芳再说，慢慢走到了大门口，大木门没有关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通行无阻。他发现门的一侧挂着一个牌子，他和老散文家来时没有看见。牌子上用不大的黑字写着：“梅西埃诊所，神经科休养所”。他并不惊讶，立刻就明白了，老散文家把他带进了疯人院！！片刻后，他回到大房子，上楼到了房间，拎起手提箱和打字机就走。临行前，他想去见见散文家。敲门后，无人回应，他推门进去了。
散文家在沉睡，灯光已全部熄灭，但前门廊的光线透过拉开的窗帘渗透进来，床铺几乎没有整理，好像一支被手帕盖住的香烟。阿琴波尔迪想：真是老啦！随后，他静静地离开了。穿过花园时，他觉得看见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迅速跑动，躲进诊所一侧与森林搭界的树后面去了。
他一走出诊所，上了公路，方才放慢脚步，让呼吸正常下来。公路是土路，穿过了森林和缓缓的山坡。一阵阵夜风晃动着树枝，吹乱了他的头发。风儿暖洋洋的。他过了一座桥。来到那个村子外面的时候，狗们狂吠起来。他在火车站广场一侧，发现了那辆拉他俩去诊所的出租车。司机不在驾驶位上。阿琴波尔迪从车旁边经过时，发现后排座上有一团模糊的东西在蠕动，时不时地发出叫声。火车站的几座门还敞开着呢，但售票窗口没开。他看见有三个摩洛哥人坐在长凳上聊天，喝酒。他们冲他点点头。阿琴波尔迪走到铁道旁边。那里有两列车停靠在仓库附近。等他回到候车室的时候，有一个摩洛哥人已经走了。他在长凳一端坐下来，等候开始售票。后来，他随便买了一张车票。就这样离开了那座村镇。
阿琴波尔迪的性生活仅限于跟所住地区的妓女打交道。有几个女人不收费。起初收费，但是后来，当阿琴波尔迪成了这道风景线中的形象时，她们不再收他的钞票了，或者说不总是收费；这弄得总是推推搡搡，最后解决的方式有些粗暴。
在这些年里，阿琴波尔迪几乎始终保持联系的惟一之人就是女男爵冯·聪佩。一般情况下，二人是书信联系；但有时候女男爵也出现在阿琴波尔迪落脚的城市或者村镇。二人长时间散步，手挽着手，像两个已经没有私情可谈的旧情人。然后，阿琴波尔迪送女男爵回旅馆——城里或者镇上最好的旅馆，贴贴脸蛋分手，假如某一天特别伤感就加上拥抱。次日早晨第一时间，女男爵不等阿琴波尔迪来旅馆找她就会悄然离去。
在二人的书信里，事情就不同了。女男爵写她的性生活，虽然上了年纪，依然性交，跟越来越令人伤感或者越来越不可靠的情人上床；信里写她出席的晚会——依然像个十八岁的姑娘那样欢笑；信里写一些阿琴波尔迪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据女男爵说，都是德国和欧洲的时髦人物。当然啦，这是因为阿琴波尔迪从来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纸。他通过女男爵才获悉柏林墙倒塌的消息，而她那天夜里就在现场。有时，女男爵出于伤感就恳求他回德国来。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已经回来啦。她说：我希望你彻底回国。多待一段时间吧。如今你是名人啦。应该做个新闻发布会。也许你觉得发布会太过分。但和有声望的文化记者来一场独家采访总是可以的吧。阿琴波尔迪信中回答说：这种事情只能在我最坏的噩梦里发生。
有时，二人谈起圣徒，因为女男爵如同某些性生活强烈的女子一样，有着神秘倾向，虽然这一倾向相当单纯，可以艺术地自行解决，或者借助收藏中世纪的浮雕和木刻自行了断。二人谈起了忏悔者爱德华，他死于1066年，曾经把自己的宝贝戒指馈赠给传福音的圣约翰；后者在多年后通过朝圣之旅把戒指还给了爱德华。二人还谈起了贝拉亚——安蒂奥基亚剧场的女演员，她在学习基督的过程里，多次改名换姓女扮男装，扮演了无数角色，好像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发疯了就决定：她的舞台就是整个地中海，她惟一的神秘之作就是基督教义。
随着年龄的增加，女男爵的字体——总是手写——越来越歪歪扭扭。有时，信的内容难以辨认。阿琴波尔迪只能破译几句话。奖金、荣誉、表彰、候选什么、什么。谁的奖金？他的？女男爵的？大概是他的，因为女男爵按照自己的方式处事，她是非常谦虚的。也可以这样解读：工作、出书，出版社的光芒就是汉堡之光，因为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了她和女秘书；后者帮助她下楼，走到街上，那里有辆汽车（像灵车）在等候她。但女男爵总能恢复健康，苦苦挣扎一番之后，从牙买加或者印度尼西亚给他写信，字体有力多了，她在信中问他（明明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地中海）是否到过美洲或者亚洲。
有时，二人的书信很分散。由于阿琴波尔迪常常变更住址，就时常用新地址寄信给她。有时，他夜里突然醒来，因为梦见了死神，但是信里不说此事。女男爵则相反，或许因为年龄比他大，经常谈到死神、死去的熟人、死去的爱人（已经变成了一堆骨灰）、不认识的死婴，可是真想认识他们、养育他们啊。这时，人们会以为她要疯了。但是，阿琴波尔迪知道她情绪一直稳定，知道她为人正派、诚实。的确，女男爵很少说谎话。从她早年间去家族别墅、扬起一路风尘拉着朋友们开始，一切明白无误，她是个纯真、骄傲的柏林妙龄女郎，阿琴波尔迪那时站在远处，从一扇窗户里面望着她和朋友们笑着走下车来。
有时，阿琴波尔迪一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就在信里问她是否知道她表兄胡戈·哈尔德的消息。女男爵回信说，不知道，战后一直没有胡戈·哈尔德的消息。有一段时间，也许就几个小时吧，他胡思乱想，认为自己就是胡戈·哈尔德。有时，说起他的作品来，女男爵承认自己不愿意阅读，因为，她很少看那种“晦涩难懂”的长篇小说，比如说他写的那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习惯已经很牢固了；七十岁后，她阅读的范围仅限于时尚杂志。阿琴波尔迪问她，既然她不读书干吗还出书呢？这个问题有点明知故问。女男爵回答如下：1．因为出书是好事；2．因为这是布比斯的指示；3．因为很少有出版商阅读自己作者的作品。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应该说很少有人会相信在布比斯去世后，女男爵会继续率领出版社前进。有人盼望着她卖掉出版社一心一意去做爱和旅行，因为这是她驾轻就熟的爱好啊。但是，女男爵把出版社的大权掌控在手，出版质量半点都没下降，因为她善于团结高品位读者；就是在企业管理方面，她也显露出以前很少有人在她身上见到的刚毅品格。一句话，布比斯的生意在发展。有时，女男爵半玩笑半认真地对阿琴波尔迪说，要是他再年轻一些，她会任命他做财产继承人。
到了女男爵满八十岁大寿时，汉堡文学界非常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去世后，谁来管理布比斯的出版社？谁将被正式任命为财产继承人？女男爵是不是已经留下了遗嘱？布比斯的财产给了谁？她没有亲戚。冯·聪佩家族最后一位就是女男爵了。从布比斯那方面说，不算他第一位死在英国的妻子，家族的其余成员早就在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里失踪了。他俩都没有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表兄表弟（胡戈·哈尔德除外，但如今大概已经不在人间了）。没有侄子、外甥（除非胡戈·哈尔德有子女）。据说，女男爵打算除去出版社之外，把全部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据说，几个非政府组织怪异的代表拜访过她的办公室，就像有人拜访梵蒂冈或者德意志银行一样。找出版社的继承人倒是不乏人选。人们议论最多的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长得像塔奇奥 ［67］ ，身材修长，像个游泳运动员，会写诗，是哥廷根大学的助教；女男爵曾经让他主编过诗集。但所有这一切都停留在流言蜚语的虚幻层面。
有一次，女男爵对阿琴波尔迪说：“我永远不会死。或者说，我要活到九十五岁，这就等于长生不老。”
二人最后一次相见是在意大利一座幽灵般的城市里。女男爵冯·聪佩头戴白草帽，手持拐杖。她说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还说起那些失踪作家的臭毛病，那是一种恶习或者更像美洲而不是欧洲的玩笑。阿琴波尔迪身穿短袖衬衫，非常注意听她讲话，因为他有些耳背；但时时发出笑声。
最后，应该说到阿琴波尔迪的妹妹洛特·赖特尔了。
洛特生于1930年，金发，蓝眼，像哥哥；但是个子没有哥哥那么高大。阿琴波尔迪上前线的时候，她九岁，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哥哥获得奖章，胸前挂满战功勋章荣归故里。有时，她在梦中听见了哥哥那巨人般的脚步声。哥哥的脚很大，需要穿德军最大号的皮靴，是专门为他定做的，走在田野里一脚一个坑，不管水洼和荨麻，直奔父母和她睡觉的家里来。
醒来时，她觉得特别难过，不得不极力克制才没哭出来。有时，她梦见自己也去战场了，仅仅是为了找哥哥的尸体。有时，她把梦的内容说给父母听。
独眼妈妈说：“梦就是梦啦。小猫啊，别瞎做梦啦！”
瘸子爹则问得仔细，比如，那些牺牲士兵的模样，他们怎么样？脸上怎么样啊？像是在睡觉吗？洛特回答说：对，就是正在睡觉。于是，父亲摇摇头，说道：小洛特啊，那就是没死。牺牲的士兵面孔，怎么跟你说呢，都是脏的，因为整天干重活，下班后，没时间洗脸。
但是，梦里的哥哥总是干干净净，表情悲伤但是态度坚决，好像人虽然死了，但精神上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洛特心里想，哥哥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她总是非常注意倾听哥哥的脚步声，那巨人的步伐总有一天会靠近村庄，靠近住宅，靠近菜园；她要在菜园里等候哥哥回家；哥哥会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了，他要彻底回家了，从此后一切要变了。但是，什么事情要变呢？她不知道。
另外，战事没完没了。哥哥回家的事情变得遥遥无期了，甚至不存在回家的问题了。一天夜里，父母说起了哥哥，不知道女儿在床上用棕色毛毯蒙住脸并没入睡，还在听父母谈话；二人说儿子的口气仿佛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洛特知道哥哥没死，因为巨人永远不死；她认为，就是倒下了，也是因为老了，老得厉害了，不知不觉就死了；其实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坐着，或者在大树下坐着，于是就这样死了。
三人不得不离开村子了。据父母说，不能不走啊，因为战争临近了。洛特想，要是战争临近了，哥哥也就快回来了，因为哥哥就在战火里面嘛，就像胎儿在母腹中。于是，她躲了起来，不让父母带走，因为她相信哥哥一定会露面的。父母找了她好几个小时。傍晚时分，瘸子爹在树林里找到了她，给她一记耳光，拉起来就走。
三人沿着海岸线逐渐向西边走去，路上遇到了两支队伍。洛特喊叫着问大兵们认识不认识她哥哥。头一支队伍里有各种年龄的人组成，老的像她父亲，小的只有十五岁；有些人身上只有半截军服，没有一个因为上战场而显得很兴奋的样子；但是，对于洛特提出的问题，个个都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不认识，也没见过她哥哥。
第二支队伍像幽灵，像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活僵尸，像身穿灰色或者青灰色军装和头戴钢盔的鬼魂，好像谁也看不见他们的样子，只有洛特除外。她再次发问：看见我哥哥了吗？几个丑八怪老大不情愿地回答说，看见了，那是在苏联的土地上，你哥哥是胆小鬼，是逃兵；或者回答说，你哥哥在第聂伯河里游泳呢，后来淹死了，死了活该；或者说，你哥哥在高加索草原上呢，在喝水，像是要渴死的样子；或者说，看见你哥哥藏在匈牙利一片树林里，他打算用自己的步枪自杀；或者说，看见你哥哥在公墓外面转悠，那个浑蛋，不敢进去，他转啊，转啊，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公墓里亲属好友走光了，这个二尾子才停止转悠，爬上墙头，那带钉子的皮靴踩在泥灰剥落的红砖上，露出鼻子和蓝眼睛看看里面，那躺着死人的墓地，躺着格罗特们、克鲁泽们、尼采克们、昆泽们、巴斯们、维尔克们、莱姆克们和诺斯克们，他们旁边躺着谨慎的拉登廷和勇敢的福斯；后来，你哥哥鼓起勇气，登上墙头，两条长腿耷拉下来；然后，冲死人吐舌头，摘下钢盔，双手按住太阳穴，尖叫起来。这些话就是那些鬼魂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给洛特听的，一面跟在活人后面走远了。
后来，洛特的父母跟同村许多人在吕贝克安顿下来。但是，瘸子爹说，俄国人快到了，拉着妻子和女儿继续向西走去。这时，洛特忘记了时光的流逝，昼夜不分，有时觉得白天和黑夜混沌一片，一切都是耀眼光辉和火焰的连续载体。
一天夜里，洛特看见一群人在收听广播。其中就有她父亲。另外一人是她母亲。别的人，她看不清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口唇像胡萝卜片，没有胡须，鼻子像湿土豆。人人都用手巾、毯子蒙着脑袋和耳朵；收音机里有个声音说希特勒不在了，就是说已经死了。可是，洛特想，不在了和死了并不一样啊。此前，她第一次初潮已经向后推迟了。但是，那天早晨开始来经了，感觉不舒服。独眼妈早就跟她说过这很正常，每个女人都会如此。洛特想，我那巨人哥哥不在了，但这并不意味他死了。收听广播的人们没有察觉她也在场。有人在叹息。有人哭了。
“元首啊，元首啊，我的元首啊！”众人高呼道，好像始终没来例假的妇女那样神经质。
她父亲没哭。可母亲哭了。泪水从那只好眼睛里流下来。
那群人说：“元首不在了。他死了。”
有个人说：“他死得像个战士。”
“他不在了呀。”
后来，父母带着她去了舅舅家。可是，到了那里之后，住的地方已经被难民占了，只好暂时安顿下来。他们根本没有见到舅舅的影子。邻居说，如果没弄错，那么永远别想再见到舅舅的影子。在一段时间里，三人靠别人施舍过活，靠英国人的馈赠。后来，瘸子爹病死了。他最后的愿望就是戴上军功章埋葬在村里。独眼妈和洛特说，照办，照办，一定照办。而实际上，他的遗体被扔进了帕德博恩市郊的公墓里。没有时间精心操办啊。而洛特认为，这个时候恰恰是应该细心、细致、精心操办的时候。
难民们纷纷离开了。独眼妈把弟弟的住宅收为己有。洛特找到了工作。后来还念了书。时间不长。又重新干活去了。再次放下工作。再次读点书。再次找到工作，相当好的工作。此后，永远不读书了。独眼妈找了一个男人，是个老头，曾经在德皇时期、纳粹时期当过官员，战后又当了德国官员。
老头说：“德国人当官实属不易，更别说在德国了。”
老头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聪明才智、思想敏锐。的确，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可对于独眼妈来说，她不愿意回村了，因为那里已经是苏维埃占领区了。她再也不想看大海了。甚至没兴趣打听儿子在战场上的下落。她表情无奈和坚强地说：他可能被埋在俄罗斯了。洛特开始外出活动了。起初是跟一个英国大兵外出。后来，大兵被派遣到别处了，她就跟一个帕德博恩城里的小伙子交往，他家属于中产阶层，不待见儿子跟那个金发、轻佻的姑娘恋爱，因为那个时候，洛特已经会跳世界上各种时髦的舞蹈了。她在乎的是幸福，也在乎那小伙子，不在乎他有什么家庭，一直交往到那小子去念大学为止，后来联系就中断了。
一天夜里，她哥哥出现了。洛特正在熨衣服，她听见了脚步声。心里想：是汉斯来了。外面刚一敲门，她就去开门了。哥哥没认出她来，因为她已经长大了（这是后来他说的）。但是，她无需多问就扑过去把哥哥搂在怀中。哥哥和妹妹拥抱了好长时间。他俩一直聊到天亮。洛特不仅熨好了自己的衣服，而且有时间熨好全家的服装。几小时后，阿琴波尔迪睡着了，脑袋就依靠在桌子上，直到母亲来拍他肩膀，方才醒来。
两天后，阿琴波尔迪走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那时候，独眼妈已经不要那个老官员了，而是找了一个机械师当未婚夫。此人性格开朗，有自己的买卖，为占领军、帕德博恩的农民和工厂主修理车辆。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本可以找个更年轻、漂亮的女子，但他宁肯要这么一个勤劳、诚实的妇女，免得像吸血鬼一样吸光他的血。机械师的修理部很大，按照独眼妈的要求，他给了洛特一份工作。但是，洛特不接受。在母亲跟机械师结婚前，她结识了一个在这个修理部干活的工人，他名叫维尔纳·哈斯。二人互相喜欢，从来不吵架，就开始出去玩耍了，先是看电影，后来去舞厅。
一天夜里，洛特梦见哥哥出现在她窗户上，问她为什么妈妈要结婚。洛特躺在床上回答说：不知道。哥哥嘱咐她：你可别结婚啊！洛特点点头。后来，哥哥的面孔消失了，只留下了模糊不清的窗户和巨人脚步的回音。但是，等母亲结婚后，阿琴波尔迪去了帕德博恩，洛特把维尔纳·哈斯介绍给哥哥。二人似乎都有好感。
独眼妈结婚后就带着洛特住到机械师家里去了。按照机械师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大概是个依靠坑蒙拐骗或者走私维生的坏蛋。
机械师说：“走私的人距离百米，我就能闻出他们身上的气味来。”
独眼妈没说什么。可洛特和维尔纳·哈斯却谈到了此事。维尔纳说，搞走私的恰恰是机械师——常常通过边境走私汽车配件，他总是说在修车，其实没修。洛特认为，维尔纳是好人，常常说别人好话。那些日子，洛特冒出来这样的想法，无论她还是维尔纳，凡是1930或者1931年出生的年轻人，命中注定是永远不会幸福的了。
维尔纳——她的知己——静静地听她讲话。然后，出门去看电影，看美国或者英国片子，或者去跳舞。有些周末，二人去乡下，尤其是维尔纳买了一辆破摩托车之后，他在下班后把摩托车给修好了。为了郊游，洛特准备了黑、白面包片，做了蛋糕，再带上三瓶啤酒（从来不超过三瓶）。维尔纳则带上一水壶水，有时买些点心和巧克力。有时，散步和在树林里吃饭后，就在地上铺好毛毯，双双拉着手，睡着了。
洛特在乡下睡觉，梦境让她提心吊胆。她常常梦见死去的松鼠、死去的鹿、死去的兔子；有时候，她以为看见密林里有头野猪，她慢慢向野猪走去，等分开树枝后，发现了一头大野猪，是母的，躺在地上垂死挣扎，它身边有好几百只猪崽已经死了。一有这事发生，她就会吓得跳起来。等看到维尔纳在她旁边安安静静的睡态，方才镇定下来。有一段时间，她一直考虑要不要吃素。结果吃素不成，却养成了吸烟的习惯。
那个时期帕德博恩像德国别的地方一样，已经有妇女吸烟的情形了，但人数不多，至少在帕德博恩，没多少女人在街上抽烟，那是散步或者上班的路上。洛特是在街上吸烟的女性之一，早晨第一时间她就点上了第一支香烟，等到去公交车站的路上已经在抽第二支了。相反地，维尔纳不抽，如果洛特非要他抽，为了不惹她生气，顶多用她的香烟抽上两口，还让烟憋得半死。
洛特开始吸烟以后，维尔纳向她求了婚。
洛特说：“我得想想。不是想一两天，要想几个星期、几个月。”
维尔纳说，慢慢想，不着急，因为他要跟她白头到老，知道要对这样的事情不仓促作决定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洛特跟维尔纳外出玩的时间就拉开了间隔。对此，维尔纳有所察觉，就问洛特是不是已经不喜欢他了。洛特一回答说正在考虑是否跟他结婚，他就后悔不该求婚。二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郊游了，也不去看电影了，更不去跳舞了。就在那个时候，洛特认识了一个在城里刚刚开办的钢管厂工作的男人。此人是工程师，名叫海因里希，住在市中心的宿舍里；他真正的家在杜伊斯堡，那里有这个厂的主楼。
洛特跟海因里希交往不久，后者就告诉她，自己有老婆和孩子，可他不爱妻子，打算离婚。洛特不在乎他已婚，在乎他有个儿子，因为她喜欢孩子，一想到会伤害孩子，哪怕是间接地，都让她感到恐怖。尽管如此，二人一起外出玩耍的时间，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有时，洛特跟维尔纳说起这事，维尔纳会问她跟新男友相处得怎么样。洛特说，很好呀，正常，好像面向大家讲话一样。但是，到了最后，她才明白海因里希永远不会离婚；于是，跟他中断了来往，但偶尔也看看电影，吃个晚饭。
一天，她下班的时候，看见维尔纳骑在摩托上等她。这一回，维尔纳没有谈婚论嫁，也不谈情说爱，而是仅仅邀请她去喝咖啡，然后送她回家。渐渐地，二人又恢复了交往。这让独眼妈和机械师感到高兴，因为机械师没有子女，他看好维尔纳，觉得这小伙子办事认真、勤快。洛特从小就做的噩梦大大减少，到了最后好梦、噩梦都没有了。
她说：“可能我像大家一样也做梦。不过，很幸运的是醒来的时候，我就不记得内容了。”
当她告诉维尔纳已经考虑好了他的建议，同意跟他结婚时，维尔纳哭了，结结巴巴地坦白，从来没像眼下这么幸福过。两个月后，二人结婚了。在餐厅的院子里举办的婚礼晚会上，洛特想起了哥哥，不知道——因为她已经喝过量了——是否邀请了哥哥参加婚礼。
二人的蜜月是在莱茵河畔的一家小疗养院度过的。婚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生活依然如故。与维尔纳共同生活，尽管只有一个房间，却很容易，因为丈夫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她高兴。星期六，夫妻去看电影；礼拜天常常骑摩托去乡下或者去跳舞。一周工作日内，维尔纳虽然工作很重，却尽量安排时间帮助妻子做家务。他惟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下厨房。到了月底，他常常给妻子买礼物，或者带着她去市中心挑选鞋子、衬衫和头巾。为了家里不缺钱，维尔纳常常额外加班，或者背着机械师自己去揽活，为农民修理拖拉机或者收割机；这些客户给钱不多，但是可以换来香肠、腊肉，甚至好几口袋面粉，闹得洛特的厨房像个仓库，或者好像二人为下一场战争在作准备一样。
一天，机械师在毫无疾病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了。维尔纳管起修理部的事情。机械师的远亲跑来索取遗产。独眼妈和几位律师一道解决了一切。最后，那几个乡下亲戚带点钱财走了。那个时候，维尔纳已经发福，开始掉头发；体力劳动是减少了，可责任增加了，这让他变得比以往更加不爱说话。夫妻搬到了机械师家去住了，那里很宽敞，刚好在修理部上面，于是逐渐模糊了住家和工作的界线；这在维尔纳身上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在没完没了地干活。
打心眼儿里说，维尔纳真希望机械师活着才好，或者独眼妈请随便什么人领导修理部。当然，工作的变化也有所补偿。那个夏天，洛特和维尔纳到巴黎玩了一个星期。圣诞节期间，夫妻带着独眼妈去了一趟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湖，因为洛特喜欢旅行。返回帕德博恩时，又有了新情况：二人第一次谈起了要孩子的可能性，由于冷战和核武器对抗的原因，夫妻都不打算要孩子，还不算此前经济情况一直不好。
夫妻在两个月里一直在讨论如果走出这一步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虽然讨论的方式有气无力。直到一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洛特告诉丈夫她怀孕了，已经没什么可商量的了。在孩子出世前，二人买了一辆汽车，休假一个多星期。夫妻去了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返程时，洛特打算经过科隆，去找哥哥给她留下的地址。
在从前阿琴波尔迪跟英格博格同居的楼阁位置上，已经耸立起一幢大楼。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谁也不记得一个有阿琴波尔迪特征——高大、金发、消瘦、从前当过兵——的青年巨人。
回家的途中，洛特沉默不语，好像不高兴；但是，后来停车在路边的餐厅前，说起了熟悉的那些城市，洛特的情绪才有了明显的好转。孩子出生前三个月，洛特不再出去工作。分娩的过程迅速而正常，尽管婴儿体重八斤，而且医生说胎位不正。但是，似乎在最后一刻婴儿掉头向下，结果一切顺利。
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克劳斯，以纪念外祖父，虽说洛特一度想让孩子叫汉斯，以纪念哥哥。但洛特想，其实名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重要的是人品。从一开始，克劳斯就成了外祖母和父亲的宠儿。但是，这孩子最喜欢的人还是洛特。有时，洛特望着孩子，觉得他像舅舅汉斯，好像孩子就是她哥哥的转世化身，就是微型的汉斯，这样一想让她愉快，因为她哥哥的形象一向具有高大，甚至特别高大的特点。
克劳斯两岁时，洛特再次怀孕。但是，四个月后就流产了，情况很糟，因为她无法再有孩子了。克劳斯的童年生活如同帕德博恩中产阶层的任何一个孩子一样。他喜欢跟别的孩子一道玩足球，但是在学校里却打篮球。只有一次，他一只眼睛青肿地回了家。他解释说，有个同学嘲笑他外祖母是独眼，于是打了起来。他学习上不太出众，但是，对机器，无论课上还是课下的，都特别爱好；他能在修理部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观看父亲手下的机械工如何干活。几乎从来都没病过，虽说偶尔有几次发高烧说胡话，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他十二岁时，外祖母因患癌症死于帕德博恩医院。去世前，护士们不停地给她注射吗啡。克劳斯去看望她的时候，她以为是阿琴波尔迪来了，连呼“我的儿子呀”，跟他用普鲁士老家的方言说话。有时，她给克劳斯讲述他瘸腿外公的故事，讲述瘸腿外公忠实为德皇效力的岁月，讲述他外公由于个子矮小无法加入皇家卫队（精英团队）的痛苦，卫队里只接受一米九以上的士兵。
“你父亲呀是这种人，个子矮，勇气高！”外祖母面带注射吗啡后的快感微笑着说。
在此之前，没人对克劳斯说过他舅舅的事情。外祖母去世后克劳斯向母亲打听舅舅的事情。实际上，他并非对此事多么有兴趣，而是因为外祖母去世他太悲伤了，想借此分散伤痛。洛特有好久没想哥哥了，儿子这样一问，让她感觉有些突然。那段时间，洛特和维尔纳已经钻进房地产交易里面去了，对这一行，二人一点也不了解，因此害怕赔钱。所以洛特的回答文不对题：她说了你舅舅比我大十岁之类的话；还有，舅舅谋生的方式对年轻人可不合适之类的话；还有，好多年家里不知道你舅舅的消息了，可能从地球上消失了，等等。
后来，她还告诉克劳斯，她小的时候以为哥哥是个巨人，这种事小姑娘常常会有。
有一次，克劳斯跟父亲说起了自己的舅舅。维尔纳说，你舅舅和蔼可亲，善于观察，比较寡言。但是洛特说，她哥哥并非一向如此，是战场上的枪炮声让他变得不爱说话了。克劳斯问母亲，他是不是特别像舅舅？洛特说，对，很像，都又高又瘦；不过，克劳斯比舅舅的头发还要金黄，眼睛里的蓝色比舅舅的更明亮。后来，克劳斯不再提问了。生活仍旧像外祖母去世前那个样子。
洛特和维尔纳的新生意不像预期的那么好，但也没赔钱，恰恰相反，有所盈余，但是没发财。机械修理部依然收益颇丰。没人能说二人运气不佳。
克劳斯十六岁时给警察添了麻烦。他不是好学生。对于他不肯读书，父母只好忍气吞声。可是，十七岁时，他跟两个朋友去偷汽车，后来又不知羞耻地奸污了一个意大利姑娘——在医疗器械小工厂打工的女工。那两个偷车的朋友蹲了一段监狱，因为已经成年。克劳斯被送进了劳教所，待了四个月，后来回到父母身边。在劳教所期间，他在修理车间干活，学会了修理各种家用电器，从电冰箱到电动搅拌器。回家后，他开始在父亲的修理部工作，有一段时间，没有闹事。
洛特和维尔纳努力互相说服对方，儿子已经上了正道。十八岁时，克劳斯开始找了一个在面包房工作的姑娘，但二人的关系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因为洛特认为这姑娘不够漂亮。从此以后，父母再也没见过克劳斯的任何女友，二人得出的结论是，出于他俩不知道的原因，儿子没有女友，或者有意不带回家来。那段时间，克劳斯喜欢喝酒了，一下班就跟几个修理部的年轻工人去帕德博恩啤酒店喝酒。
克劳斯不只一次在星期五或者周六晚上惹麻烦，不是别的，就是跟另外的年轻人打架，或者砸碎公共设施。维尔纳不得不缴纳罚款，把儿子从警察局里捞出来。一天，克劳斯忽然说，帕德博恩对他来说太小了，一下子就去了慕尼黑。有时，他给母亲打来长途电话（让家里付钱），母子二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奇怪的是，这反而让洛特觉得比较放心了。
几个月过去了，洛特又见到了儿子。据克劳斯说，无论德国还是欧洲都没前途，只能去美国试试运气了，他打算攒点钱就上路。他在修理部干了几个月后，从基尔港上了一艘德国轮船，它最后的目的地是纽约。儿子离开帕德博恩的时候，洛特哭了。儿子高大，不像弱者，可她照旧哭泣，因为她预感儿子在新大陆不会幸福的，那里的人们没有这么高大，头发没有这么金黄，可是人人狡猾，个个一肚子坏水，家家户户都不可信任。
维尔纳开车送儿子去了基尔港。回到家中，他告诉洛特，那艘轮船很漂亮，很结实，不会沉船的，克劳斯的工作是跑堂加洗盘子，没有任何危险可言。可这番话无法让洛特放下心来，她之所以不去基尔港给儿子送行，是为了“不延长垂死挣扎的时间”。
克劳斯到纽约一上岸，就给母亲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自由女神像。儿子在后面写道：这是我的女盟友。后来连续几个月没有儿子的消息。后来，又过了一年多，父母才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说，他在办理加入美国国籍的手续，已经有了一份好工作。寄信的地址是佐治亚州的梅肯。洛特和维尔纳分别写了信给儿子，提出一大堆问题，诸如，健康、经济情况、未来计划，等等。克劳斯始终没有回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特和维尔纳逐渐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克劳斯已经远走高飞，一切都好。有时，洛特想像着儿子已经跟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住在美式阳光灿烂的住宅里，过着一种类似电视里放映的美国影片中的生活。可是在洛特的梦里，克劳斯的妻子没有面孔，总是看见她背对着大家，就是说，只看见她的头发，不如克劳斯头发那么金黄，只看见她那古铜色的肩膀和苗条、结实的身材。她看见了克劳斯的脸，看见了他严肃又充满期待的表情，却从来没看见过他妻子的面孔，也没见过他儿子们的长相（她想像着该有孙子了）。实际上，她连孙子们的后背也没见过。可她知道孙子们应该在某个房间里，但始终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孩子们不可能长时间不说话啊。
有些夜晚，洛特思念和想像克劳斯可能的生活情景，睡着后就梦见了儿子。她梦见了一所房屋，是美式房子，可是她并没有辨认出来美式不美式。刚一走进那房子，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起初，她觉得不爽；可是，后来她想，克劳斯的妻子大概在厨房里做印第安风味的饭菜。这样，片刻后，那气味变得有些异样，但不管怎样，还算令人愉快。后来，她看见自己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个水罐、一个空盘子、一个塑料杯和一把叉子，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让她特别关注的是，谁为她开了门呢？无论她多么费力去想，都回忆不起来，这让她很难受。
难受的程度犹如听见粉笔在黑板上尖叫的声音，好像有个孩子用粉笔故意在黑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一样。或者，也许不是粉笔，而是指甲；也许不是指甲，而是牙齿。后来时间一长，克劳斯住宅的这种噩梦——这是她的叫法——变成了一再重现的梦境。有时，她在帮维尔纳准备早饭时，会说：
“我做了一个噩梦。”
维尔纳会问她：“是不是克劳斯住宅的噩梦啊？”
洛特不看着丈夫，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打心眼儿里说，她和丈夫都盼望着儿子什么时候写信伸手要钱；但是，年复一年地过去，克劳斯好像永远消失在美国的土地上了。
维尔纳说：“克劳斯就是这么一个人。要是说他现在在阿拉斯加州，我绝对不奇怪。”
一天维尔纳病了。医生们说，他应该放下工作了。由于没经济问题，他就安排一个最有经验的机械工管理修理部。他和洛特出去旅游。二人乘坐游轮穿越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西班牙南方旅行，还走遍了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后来，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美国。先访问了纽约，随后去了佐治亚州的梅肯，心情沉重地发现克劳斯居住过的房子原来是黑人区旁边的一座旧楼的一间公寓。
在那次旅行里，也许是他俩以前看的美国电影太多的缘故，忽然想到，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个私人侦探。在亚特兰大，他俩拜访了一位侦探，说明自家的问题。维尔纳能说点英语。那位侦探是个不做作的人，从前在亚特兰大当过警察，他能丢下这夫妻二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跑出去买一本英德辞典，跑回来继续谈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另外，他不蒙人，因为他开门见山地提醒二位：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找一个已经入美国籍的德国人等于是大海捞针。
他说：“有可能他已经改名换姓了。”
可是，他俩愿意试一试，付了一个月的酬金。侦探答应一个月后把寻人结果寄到德国去。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大信封寄到了帕德博恩，信中侦探一一报告了花钱的情况和调查的经过。
结论：什么也没找到。
侦探找到了一个认识克劳斯的人（那座大楼的房东），又通过此人找到了曾经给克劳斯工作的人。可是，后来克劳斯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打算去什么地方。侦探建议调查的方向另辟蹊径，但是需要更多钞票。洛特和维尔纳决定写感谢信并且告知对方暂时终止调查。
几年后，维尔纳因脑溢血去世。洛特独守空房。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女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可能会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但是，洛特没有被命运的安排吓倒，她非但不坐以待毙，反而积极活动起来，每天的工作量增加了三四倍。她不仅在股市里投资，维持修理部的正常运转，还把多余的流动资金做别的生意，而且收益颇丰。
工作、大量的工作好像让她返老还童了。她样样要管，绝对不安静下来。有些职员甚至恨她了。可她并不在意。休假期间——从来不超过八九天，她找意大利或者西班牙温暖的地方，在海滩上晒太阳或者看畅销书。偶尔也跟几个女友出行，通常则是独自走出旅馆，走过大街，来到海滩上，花钱雇一个小伙子为她撑起遮阳伞和搭建吊床。然后，脱下乳罩，不管乳房是否不如从前，或者把游泳裤褪到肚脐以下，面对太阳睡觉。睡醒一觉就转转遮阳伞的方向，在阴凉下继续读书。租赁遮阳伞和吊床的那个小伙子时不时地过来看看。她就掏钱让他去旅馆买一瓶自由古巴调合酒或者一小罐带很多冰块的桑格利亚酒。有时，晚上她去旅馆的花坛或者歌舞厅（在一楼），里面的客人有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年龄与她相仿；她逗留片刻，看看人们跳舞或者听听乐队演奏60年代的老歌曲。如果从远处望去，她像个容貌美丽的夫人，有点发福，神情冷淡，气质文雅，但有种说不出的忧伤。如果从近处看看，有老男人邀请她跳舞或者到海边散步的话，洛特会笑着说不，谢谢；变成一副村姑的样子，冷淡的神情消失了，只剩下忧伤。
1995年她收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电报，地点是圣特莱莎，告知她克劳斯被捕入狱。发电报的人署名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洛特十分震惊，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上楼回家，爬上床铺，当然入睡是不可能的了。克劳斯还活着。这就是她在意的一切。她回复了电报，附上了电话号码。四天后，她从双方接线员询问是否可以接受对方付费的对话中，听出里面有个说英语的女子，那女子说得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字，但她依然听不懂，因为不会英语。最后，那女子用类似德语的发音说了：“克劳斯好”和“翻译”。听起来像德语，或者让多拉娅听起来像德语，可是她不明白怎么回事。有人用英语在口述电话号码，口述了好几次，她记在了本子上，因为听懂英语数字还不是太难的事情。
那天，洛特没去工作。她给一家秘书学校打了电话，说希望雇一位英语和西班牙语说得好的姑娘，其实她的修理部里有不止一人会英语可以给她帮忙。秘书学校告诉她，已经有了她需要的姑娘，问她什么时候需要。洛特说：马上！三小时后，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姑娘出现在修理部，她头发平直下垂，浅棕色，身穿牛仔裤，上楼去洛特办公室前还在跟机械工们开玩笑。
这姑娘名叫英格丽德。洛特说明她儿子在墨西哥被捕入狱，她需要跟儿子的女律师谈谈，可是女律师只会英语和西班牙语。洛特说完后，以为需要再解释一下。但用不着了，因为英格丽德是个聪明女子。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公用电话号码，查询与墨西哥的时差。接着，她打电话给那位女律师，她俩用西班牙语谈了大约十五分钟，不过也时不时地用英语澄清一些说法；她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最后她说：我们再给您打过去吧！然后，就挂上了。
洛特一直坐在写字台后面。英格丽德挂上电话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准备好听坏消息了。
姑娘说：“克劳斯被关押在圣特莱莎，那是一座墨西哥北方的城市，与美国接壤。他身体很好，没有吃皮肉之苦。”
没等洛特问克劳斯被捕的原因，英格丽德先建议喝杯咖啡或者茶水。洛特沏了两杯茶，她在厨房走动的时候，注意到英格丽德在翻阅笔记本。
姑娘喝了两口茶，说道：“指控他杀害了几个妇女。”
洛特说：“克劳斯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的！”
英格丽德点点头，然后说女律师，就是那位什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需要钱。
那天夜里，好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梦见哥哥。她看见阿琴波尔迪走在沙漠里，身穿短裤，头戴小草帽，周围全是黄沙，全是连绵不断伸向地平线的沙丘。她高声喊叫，要哥哥别走了，前面死路不通。可是，阿琴波尔迪渐行渐远，好像故意要永远消失在那充满敌意、无法理解的土地上。
她说：“无法理解，还充满敌意。”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她才察觉自己重新成了小姑娘、一个住在森林和海岸之间普鲁士村庄的小姑娘。
“不对。”阿琴波尔迪对她说，但声音好像耳语。“这片土地特别特别特别烦人……”
醒来后，她明白应该去墨西哥，马上就走，一刻也不耽误。中午，英格丽德出现在修理部。洛特是从她办公室的玻璃窗里看见她的。英格丽德像从前一样，上楼前先跟两个机械修理工开开玩笑。由于玻璃隔音，她的笑声减弱了，听起来清脆、无忧无虑。但是，英格丽德一来到她面前，就表现得严肃多了。在给那位女律师拨电话前，她俩喝茶，吃饼干。洛特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吃没喝了。饼干到了胃里感觉舒服。另外，英格丽德一出现就让她感觉安慰，因为这个姑娘谨慎、朴实，知道该玩笑的时候玩笑，该严肃的时候严肃。
给那位女律师打电话的时候，洛特要英格丽德告诉女律师，她准备亲自去墨西哥圣特莱莎解决一切该解决的问题。那女律师——好像还处在半睡眠状态，刚刚下床，给了英格丽德两个地址，然后就挂了电话。当天下午，洛特去拜访自己的律师，说明了情况。她的律师连着打了两个电话，然后告诉她，要加小心，不能信赖墨西哥律师。
洛特自信地说：“这我早就知道。”
律师还告诉她最好的银行交易方式。晚上，她打电话请英格丽德来家一叙。她问姑娘是否愿意陪她去一趟墨西哥。
洛特说：“当然给你报酬了。”
英格丽德问：“是当翻译吗？”
“当翻译、口译，当陪同，怎么说都行。”洛特不高兴地说道。
“愿意。”英格丽德说道。
四天后，她俩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从洛杉矶转乘飞往图森的飞机。到达图森后，租了一辆汽车前往圣特莱莎。她刚一看见克劳斯，儿子就说：妈，你老了。这话让洛特难堪。
她本想回答说，儿子，岁月不饶人啊；可是，泪水不让她开口。房间里有四个人：女律师、英格丽德、她和克劳斯。墙壁和地面是水泥的，有潮湿的痕迹，有一张仿木的塑料桌子，四个腿脚拧在地面上，还有两个木条凳子也拧在地上。英格丽德、女律师和洛特坐在一条凳子上；克劳斯单坐在另外一条凳子上。他没有戴手铐，也没有遭受拷打的痕迹。自从多年前分别后，洛特发觉儿子胖了许多。他离开家里时还是个少年。女律师列数指控克劳斯犯下的杀人罪行时，洛特想，这里的人一定疯了。她说，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杀害这么多妇女。
女律师微微一笑，说道，圣特莱莎有人可能就是在不理智地杀害妇女啊。
女律师的办公地点在城里的上区，就在她住房的同一个楼层里。那里有两个入口，都在同一个套间里。有三四面墙壁是外面粉刷过的。
洛特说：“我住的地方也是这个样子。”女律师没听懂。英格丽德只好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修理部和楼上办公室的关系。
按照女律师的建议，洛特和英格丽德下榻在城里最好的旅馆——沙丘饭店，尽管圣特莱莎没有任何类型的沙丘；据英格丽德报告，无论郊区还是方圆百里之内都没沙丘。起初，洛特准备要两个房间；但是，英格丽德说服了她，一间够了，可以省钱。多年来，洛特没有和别人同住一屋了，头几夜，花了好长时间才睡着。为了消遣，她打开电视，调成静音，躺在床上看节目：里面有人又说又动，极力要说服另外的人做可能难办的事情。
夜晚有很多通过电视进行布道的节目。墨西哥的电视布道牧师容易辨认，他们一个个肤色黝黑，满脸冒汗，身上的西装和领带好像是从二手货商店里买的，尽管衣服可能是新的。还有，他们的布道内容也比较有戏剧性，令人开心，观众很多；另外，这些观众好像吸了毒品，一个个极为不幸的样子，与美国收看电视布道的情况相反；美国电视布道者穿着同样糟糕，但至少像有固定工作的样子。
洛特在想这个墨西哥边境之夜：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美国人是白人，或许其中有德国或者荷兰人后裔，因此跟我的想法接近。
她终于睡着了，没有关闭电视，总是梦见阿琴波尔迪。她看见哥哥坐在一块巨大的火山岩上，衣衫褴褛，手持火炬，悲伤地望着她。哥哥也许死了，洛特想，但是我儿子还活着呢。
第二天她看见克劳斯的时候，尽量不太突兀地告诉儿子：维尔纳已经去世。克劳斯不动声色地听着，点点头。最后，他说：他是个好人。但口气之疏远好像是在说狱中难友。
第三天，英格丽德在接见室一个角落里悄悄看书的同时，克劳斯向母亲打听舅舅的情况。洛特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但是，儿子的这个问题让她吃惊，她不得不告诉儿子，自从到达圣特莱莎以后，她经常梦见阿琴波尔迪。克劳斯要母亲讲讲内容。等母亲一讲完，他就坦率地说，好长时间以来，他也常常梦见阿琴波尔迪，梦的内容都不好。
洛特问：“是哪种梦啊？”
克劳斯：“噩梦。”
后来，他微微一笑。母子说起别的事情来。
探视结束后，洛特和英格丽德开车在城里兜风，她俩去市场买了印第安手工艺品。据洛特说，这些产品肯定是中国或者泰国制造的。但是，英格丽德喜欢，她购买了三个泥人，没有上釉和彩绘，粗糙、结实，代表夫妻加儿子。她送给洛特，说是会给她带来好运。一天上午，她俩去了蒂华纳德国领馆。原来打算开车前往。女律师劝她俩乘坐飞机，每天都有一次航班。到了蒂华纳，她俩住进了旅游中心的指定饭店，那里人多，乱哄哄的不像旅游者。按照洛特的意见，当天上午就可以找领事谈话，说明儿子的案情。出乎洛特的意料，领事已经获悉一切，他告诉她俩，领事馆早就派遣了一位官员去看望克劳斯，但女律师断然拒绝了该官员的探视。
领事说，可能那位女律师还不知道那探视的事，或者那会儿她还不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或者克劳斯宁肯什么也不告诉她。另外，考虑到种种后果，克劳斯是美国公民啊，这本身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领事得出结论说，为此，就必须谨慎行事，无论洛特怎么保证儿子是无辜的，那也无济于事。总而言之，领事已经干预此事了。她俩返回圣特莱莎时心情平静多了。
到了最后两天，她俩不能探视克劳斯了，也不允许打电话给他。那位女律师说，这是监狱内部规定的，尽管洛特知道儿子有手机，有时整天跟外面通话。但她不愿意捣乱，也不愿意跟女律师顶撞，而是用这两天的时间在城里转悠。这座城市让她越来越觉得杂乱无章，越来越不感兴趣。在动身去图森之前，她关在旅馆房间里写了一封给儿子的长信，请女律师在她走后再转交给克劳斯。她带着英格丽德去克劳斯在圣特莱莎住过的房子外面转转，好像参观纪念碑一样；那房子是加利福尼亚式的，看上去令人愉快，能够接受。后来，她去了克劳斯在市中心的电脑商店，正如女律师事先提醒她的，店铺关闭了，因为这家商店是克劳斯的产业，他相信自己不等开庭审判就会无罪释放，所以不愿意出租。
一回到德国，洛特突然发觉这趟旅行比她预想的要累。在床上连着躺了好几天，没有去办公室，但是，只要电话铃一响，她立刻接听，担心是墨西哥打过来的。那几天她做梦，里面有个声音，非常热情、温柔，在她耳边悄声说，她儿子真的可能是圣特莱莎杀害妇女的凶手。
“胡说八道！”她喊叫起来，结果立刻惊醒过来。
有时，打来电话的人是英格丽德。她俩说话时间不长。姑娘问她健康情况如何，关心克劳斯案子的最新进展。通过电子邮件，语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洛特自己借助翻译机来翻译。一天下午，英格丽德给她带来一件礼物：《德语—西班牙语词典》，洛特大为感谢，但她确信这礼物绝无用处。但是，不久，她在看女律师发送过来克劳斯卷宗中的照片时，就拿起了英格丽德送给她的词典，寻找某些词汇。几天后，她很有些吃惊地发现自己天生可以掌握外语。
1996年洛特再次去圣特莱莎，请求英格丽德陪同前往。那时，英格丽德正在跟一个在建筑研究所工作的小伙子（但不是建筑师）交往。一天晚上，这对年轻人邀请洛特吃晚饭。小伙子对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有一阵工夫，洛特以为英格丽德打算带着她未婚夫一块去墨西哥呢。可英格丽德说，他还不是未婚夫并且说她准备陪同洛特前往。
本该于1996年开庭的审判，最后又延期了。洛特和英格丽德在圣特莱莎逗留了九天，只要有可能，她俩就去探视克劳斯；此外就是开车在城里转悠和关在旅馆里看电视。有时晚上英格丽德告诉洛特她去旅馆酒吧喝酒或者去旅馆歌厅跳舞。洛特就自己留在房间里，改换电视节目的频道，因为英格丽德总是看英语节目；而她则喜欢看墨西哥节目，她认为这是一种接近儿子的方式。
有两次，英格丽德直到清晨五点钟过了才回房间。她看到洛特仍然坐在床边或者扶手椅上，看电视。一天晚上，英格丽德不在房间里，克劳斯来了电话。洛特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克劳斯跑出了沙漠边缘那座可怕的监狱。克劳斯声音正常（确切地说是放松）地问候母亲是否安好。洛特说：好，都好，然后就不知说什么好了。等到她镇定下来以后，就问儿子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
克劳斯说：“从监狱里啊。”
洛特看看手表。
她问：“这深更半夜地怎么会允许你打电话呢？”
克劳斯笑了，他说：“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我用的是手机。”
这时洛特才想起那位女律师说过，克劳斯有手机。接着，母子二人又说了一些别的事情。最后，克劳斯说他困了，想睡觉；说话的声音变调了，不那么平静、自然了，而是低沉了。这让洛特回想起有一次在德国见过一个演员朗诵诗歌的情景。她不记得那首诗歌，大概是古典诗歌吧，但那演员的声音永世难忘。
洛特问儿子：“你梦见什么了？”
克劳斯反问：“你不知道？”
洛特说：“不知道。”
“那我还是不说为好。”克劳斯说罢挂了电话。
洛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立刻打电话过去，继续跟儿子通话；但是，很快发觉没有儿子手机的号码。犹豫了一下，她打电话给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明明知道这个钟点打电话是缺乏教养的。等到女律师终于拿起电话时，洛特连忙用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夹杂着解释情况，说她急需克劳斯的手机号码。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女律师说出了号码，确信她已经正确地写好后就挂上了电话。
另外，这个“长时间的沉默”让洛特感觉里面有很多疑问，因为女律师不是放下电话去找电话号码本，而是原地保持沉默，可能在想什么，在考虑是否应该把号码给她。不管怎样吧，洛特听见了那边在“长时间的沉默里”有呼吸的声音，可以说对方挣扎在两难之间。后来，洛特给克劳斯的手机打过去，但是占线。她等了十分钟。再打过去，依然占线。这深更半夜地克劳斯会给谁打电话呢？她纳闷。
第二天去探视的时候，她不想提起此事，也不愿意问他什么。另外，克劳斯的态度依然如故，疏远、冷淡，好像蹲监狱的不是他。
这第二次去墨西哥，无论如何，洛特觉得都不像第一次那样迷茫。有时候，她在监狱里等候探视的时候，跟前来探监的妇女聊天。看见有拖儿带女的妇女，她已经学会说：漂亮娃娃，漂亮孩子；看见囚犯的母亲或者奶奶蒙着披肩不动声色或者听天由命地排队等候探视时间的时候，她会说：这老太太真好，和蔼可亲。逗留到第三天，她也买了一件披肩；有时，她走在英格丽德和女律师身后的时候，往往流下眼泪，她就用披肩蒙脸，有点私密空间吧。
1997年，她又一次去墨西哥。这一回，她是单独行动的，因为英格丽德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能陪她。洛特的西班牙语通过用功学习，已经大有改善，可以跟女律师通话了。旅途平安无事。但是，一到圣特莱莎，她从女律师脸上看到以及从过长时间的拥抱上，明白了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审判——像一场梦——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宣判克劳斯是四起杀人案的罪犯。
当天夜里，女律师送洛特回旅馆。由于她没有要离去的样子，洛特以为她有话要说，可能不知如何开口，就邀请她去酒吧喝酒，虽说感觉疲劳，很想上床睡觉。她俩在一扇靠近大窗户的桌子旁边喝酒，可以看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女律师看上去也很疲倦，开始用西班牙语骂起人来，也许这是洛特猜出来的；接着，女律师毫无顾忌地哭了。洛特想：这女人爱上我儿子了。洛特离开圣特莱莎之前，女律师告诉她：审判里充满了潜规则，有可能宣布无效。女律师保证，不管怎么样吧，我会上诉的。在洛特开车返回的旅途中，一面沿着沙漠边缘行驶，一面想着儿子，判决结果对儿子毫无影响；她还想到了女律师，认为儿子和女律师居然成了一对，虽然方式很奇怪，但也十分自然。
1998年宣布第一次审判无效，确定了第二次审判的日期。一天夜里，洛特从帕德博恩跟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通话的时候，她冷不防地问女律师，她和克劳斯之间是不是有更多的关系？
女律师说：“是的，有更多关系。”
洛特问：“你觉得特别痛苦吗？”
“没有您那么痛苦。”女律师答道。
洛特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是他母亲，可你是有选择自由的啊。”
“爱情里别无选择啊。”女律师说。
“克劳斯爱你吗？”洛特问。
“跟他睡觉的是我啊！”女律师粗暴地说道。
洛特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后来她想起来了，墨西哥跟德国一样，任何犯人都有权利享受夫妻生活或者男女在狱中留宿。洛特从前看过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电视节目。她记得，犯人和女子留宿的房间惨不忍睹。探监的女子非常认真地把房间收拾一遍；但是，用鲜花和方围巾布置的效果，仅仅使得不带个人色彩的悲惨房间变成了悲惨的廉价妓院。洛特想，这还是发生在德国模范监狱里呢，德国监狱没有人满为患的问题，干净、实用，就别想像圣特莱莎监狱女子留宿会是怎样的情景了。
洛特说：“您为我儿子所做的一切让我感到敬佩。”
女律师说：“也没什么。我从克劳斯那里得到的是无价之宝。”
那天夜里，洛特睡前想女律师，想儿子，想这二人如果到了德国或者欧洲某个地方的情景，想像着女律师挺着大肚子等候克劳斯之子的诞生；后来，她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像个婴儿。
1998年洛特去墨西哥两次，在圣特莱莎一共待了四十五天。审判延期到1999年。她从洛杉矶飞抵图森的时候，与租赁轿车的代理商店发生纠纷，人家考虑到她年事已高拒绝出租给她。
洛特用西班牙语说：“我是上了年纪，可是会开车啊。从来没出过事故。”
争论的结果让洛特白白浪费了半天时间。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圣特莱莎。司机名叫斯特维·埃尔南德斯，会说西班牙语。在穿越沙漠时，他问洛特：什么事情非去墨西哥不可啊？
洛特说：“我去看儿子。”
司机说：“下次再来，告诉你儿子去图森接你，因为这车钱可不便宜啊。”
洛特说：“我还能有什么指望啊！”
1999年洛特再去墨西哥的时候，女律师去图森接她。这一年对洛特来说不顺利。帕德博恩的生意不好。她真的在考虑出售修理部和办公室楼房，甚至她自己的住所了。健康情况不好。为她做检查的医生们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洛特有时感觉连最简单的事情都无能为力了。每当天气变坏，她就感冒，不得不卧床几天；有时还发高烧。
2000年，她无法去墨西哥，但每周都跟女律师通话。女律师一直坚持向她汇报克劳斯的新情况。不通电话时，她俩就借助电子邮件交流；她甚至在家里安装了传真机，以便接收关于妇女被杀害案件的新文件。这一年，她没去墨西哥，但是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争取来年再去。服用维生素，雇了一位理疗师，每周去一次中国医生那里扎针灸。遵照医嘱，多吃新鲜水果和生菜。不再吃红肉，代之以鱼类。
2001年到了。她准备再次去墨西哥，但是无论她多么小心在意，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后来发现，情绪控制力也下降了。
她在法兰克福机场等候飞往洛杉矶的航班时，进了一家书店，买了一本书和两本杂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洛特都不是一个好读者；就算她偶尔也买书，通常也是那种演员退休后或者长期没拍电影时写的东西，或者是名人传记，或者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写的作品，表面上看多有趣闻轶事，其实里面连个完整的故事都没有。
但这一回，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为了不失去跟哥哥的联系，她买了一本《林中王》，作者是什么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那本书——不超过一百五十页——说的是一个瘸子爹和一个独眼妈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喜欢游泳，女儿喜欢跟着哥哥去海边悬崖。飞机在穿越大西洋上空的时候，洛特惊愕地发现自己正在阅读她的部分童年生活。
作品的风格很奇怪，行文明快，甚至透亮，但是，故事发生的方式却没有结果：只停留在父母和两个孩子身上，只有动物和几位邻居；实际上，最后就剩下大自然——逐渐溶化在开水锅里，直至完全消失而已。
就在乘客们睡觉的同时，洛特开始第二次阅读《林中王》，凡是不讲述她家、住房、邻居、院子的段落，都一一跳过去；最后，她确信，作者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是自己的哥哥，尽管也可能是作者跟她哥哥谈过话，洛特立即推翻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她判断书里有些事情哥哥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讲述的，只有写出来才能让大家知道。
书的勒口里没有作者像，但是有作者出生的年份——1920年，这正是哥哥出生的时间，还有一长串书名，都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还说，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多年来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洛特在洛杉矶等候转乘飞往图森的航班时，四处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但是，机场书店里只有关于外星人的图书、被劫持到外部空间的人的故事、第三空间里的遭遇以及目击飞碟的书籍。
女律师在图森等着她呢。在前往圣特莱莎的途中，她俩谈起了案子。据女律师说，这个案子成了死结，这是好事；可是，洛特虽然不懂，却觉得死结是坏事。但她不想跟女律师顶撞，而是去看外面的风景。车窗落下来了，沙漠的空气——甜蜜、温暖的空气——是洛特乘坐飞机之后十分需要的。
当天，洛特就去了监狱。有个老太婆认出了她，这让她高兴。
老太婆说：“看见你的人有福了。”
洛特一面长时间地拥抱老太婆一面说道：“哎呀，蒙奇塔，你好吗？”
老太婆回答说：“老样子啊，太太，总是在受苦受难罢了。”
她觉得克劳斯还是老样子，疏远，冷漠，有点消瘦，但依然结实，还是那副从十七岁以来就有，但难以觉察的不满神情。母子谈些琐事，谈到了德国（尽管克劳斯觉得德国的一切似乎都没意思），谈到旅行，谈到修理部的情况。等女律师一出去找监狱官员的时候，洛特就说了旅途中看了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事情。起初，克劳斯似乎没兴趣听，但是，等洛特从衣袋里掏出书来，开始阅读已经划线的段落的时候，克劳斯的表情变了。
洛特说：“你想看的话，我把书留下。”
克劳斯点点头，想立即拿过来。但是，洛特没有松手。
“让我先记个地址吧。”她说着，掏出记事本，在上面记下了出版社的地址。然后，把书给了儿子。
当天夜里，洛特在旅馆里喝橘汁、吃饼干、看墨西哥电视的晚间节目时，差不多临近黎明时分，她给汉堡的布比斯出版社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找社长通话。
“是女社长。”女秘书说，“是布比斯夫人，她还没来。麻烦您过一会儿再打过来吧。”
洛特说：“行。我过一会儿再打。”犹豫了一下，她又说：“请告诉女社长，打电话的人名叫洛特·哈斯，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妹妹。”
随后，她告诉服务台，请三小时后叫醒她。没脱衣服，就睡下了。她听见走廊里有动静。电视机还开着呢，但音量调到最小。她梦见一座陵园，里面有座巨人的坟墓。墓石开了，巨人伸出一只手来，接着又是一只手，然后是脑袋——披着长长金发、布满泥土的头颅。没等服务台叫她，她就醒了。她重新放大音量，在房间里兜了几圈，时不时地瞥上一眼一个歌迷节目。
等服务员打来电话时，她道谢之后，再次呼叫汉堡。还是那位女秘书接的电话，她说，女社长来了。洛特等了几秒钟，直到听见了一个女人银铃般的声音；她感觉这女人受过高等教育。
洛特说：“您是女社长吗？我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妹妹。他原名叫汉斯·赖特尔。”她声明道，接着，沉默下来，因为一时想不出还能说什么。
“您没事吧？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女秘书告诉我，您是从墨西哥打的电话。”
“对，是从墨西哥打的。”洛特说道，几乎要哭了。
“您住在墨西哥吗？是从墨西哥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夫人，我家在德国，住在帕德博恩，有修理部等等产业。”
“啊，太好了。”女社长说道。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洛特不大清楚为什么，也许是女社长叫好的方式或者问话的方式，让她发现女社长年龄比她大，就是说，是位年长的老太太。
于是，话匣子就打开了。洛特说她好久没有见到她哥哥了；还说她儿子被关押在墨西哥；还说她丈夫去世了；还说她没有再婚；还说是需要和绝望迫使她学了西班牙语——至今说不利落；还说她母亲已经逝世，可能她哥哥还不知道；还说她打算卖掉修理部；还说在飞机上读了哥哥一部作品，她惊喜极了；还说穿过沙漠时，她一心想的就是哥哥。
后来，洛特请求原谅，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哭。
她听见电话里女社长在问她：“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帕德博恩？”
女社长又说：“请把您的地址给我！”
又说：“您就是那个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的小姑娘。有时，您母亲来家里干活时还带着您呢。”
洛特在想：“家里”？什么家里啊？我怎么能记得这个呢？但是，后来她想起了村里有些人惟一去干活的“家里”就是冯·聪佩男爵的别墅。于是，她想起了那座别墅，想起了她跟着母亲去干活的日子，去掸土，扫地，擦烛台，给地板打蜡。但还没等她再开口，女社长说：
“我希望您尽快能有您哥哥的消息。跟您谈话很愉快。再见。”
对方把电话给挂了。洛特在墨西哥还把电话放在耳边等了一会儿。她听见的杂音像是来自深渊，像是有人堕落深渊时听见的声音。
在她回到德国三个月后，阿琴波尔迪露面了。
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洛特刚要上床，身上穿着睡衣呢。她从对讲机里问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是我！你哥哥！”
那天夜里，兄妹二人一直聊到天亮。洛特说了克劳斯的事，说到了圣特莱莎妇女被杀的案子；还说到了克劳斯的梦，梦里有个巨人把克劳斯从监狱里拯救出来了。洛特说，可是你现在不像巨人啦。
“我从来就不是巨人啊。”阿琴波尔迪一面说着一面在洛特的客厅和餐室里转悠；他在墙上搁板前停住了脚步，那上面排列着十几部他的作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洛特长时间沉默后说道，“我已经没力气了。我什么也不明白。明白的那一点点让我感到害怕。毫无意义啊。”
“你就是累啦。”哥哥说。
洛特说：“累啦，老啦。需要孙子啦。你也老啦。今年多少岁啦？”
阿琴波尔迪说：“八十多岁。”
洛特说：“我害怕生病。”她问：“你真的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又说：“我担心克劳斯会死掉。他很骄傲。不知道他像谁。维尔纳不是这个样子。你和爸爸也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一说起爸爸，就叫他瘸子？一说起妈妈就叫她独眼？”
阿琴波尔迪说：“爸爸、妈妈就是那个样子嘛。你忘了？”
洛特说：“记得。监狱可怕，很可怕。哪怕你慢慢能习惯。就像染上病了一样。”她说：“布比斯夫人对我很友好。我俩说话不多，可她和蔼可亲。”她问：“我认识她吗？见过她？”
阿琴波尔迪说：“你见过。那时，你还小呢。肯定不记得了。”
后来，他用指尖敲敲图书。各种各样的图书：精装的、平装的、袖珍本。
洛特说：“好多、好多事情不记得了。好事、坏事、更坏的事。但是，友好的人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位女社长夫人非常友好。”洛特说：“哪怕我儿子烂在墨西哥监狱里，可谁替他操心呢？假如我死了，还有谁会想着他呢？”洛特说：“我儿子没孩子，没朋友，什么都没有。”洛特说：“你瞧！天亮了。你喝什么？茶、咖啡、水？”
阿琴波尔迪坐下来，伸伸双腿。骨头咯咯作响。
“你都忙些什么呀？”她问。
“一杯啤酒吧。”
“没啤酒。”洛特说，“你都忙些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