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回到了瓦勒的家中，而她，从来没有守在他身边。在这么多星期里都置他于不顾，用修女般的谎言和承诺哄骗了他的她，果真在家。果然如此，她有了大肚子。“妈妈。”他说。而她说：“我的小兔兔。”

尽管在她镶白点的蓝裙子下，装着一个将来会像她和爸爸的小孩，一个按比例将他俩混合起来的东西（所以他也会像路易斯），他还是一把抱住了她的脖子。他嘟哝了几句什么，就连他自己都听不清，他闻到了她卷起的头发的香味，说道：“妈妈。”

“小心哟。”她说。她为了迎接我回家特地穿上了星期日的节日装，这他能看出来。就这件白点蓝裙。只是为了他，她才戴上了蓝瓷耳环。她为了他把嘴唇涂得鲜红。爸爸也为了他给客厅新糊了壁纸，用的是向日葵的图案。在壁炉台上立着一捆新的整年度的杂志《我们的人民觉醒吧！》，旁边是涂着黑色、米色漆的石膏像，冷笑着的驼背弄臣 [71] 。

路易斯坐在沙发的一角。在对面角落里，在一个腐蚀成深棕色的三腿木架上放着圭多·赫泽拉的半身像。雕像是深绿色的，一个耳垂已经剥落了，但有着真人大小的诗人头却走了形。因为赫泽拉有一个硕大的脑袋，里面装了太多的脑质，结果让他一生都要忍受头痛。墙上满满地挂着钢网格组成的烛台，刻有“弗拉芒语声音美妙，不对它施暴的人都听得到”或“自家灶台赛黄金”之类话的铜板，列昂姑父画的有风车和紫罗兰的水彩画，根特塔楼和布鲁日爱湖的钢笔画。在壁炉上方挂着有扇形锈斑的箭，有奇特的箭头和倒钩；刚果土著人的画像他们留给了教父维莫尔希，妈妈的那位做神父的叔叔，他还一直在开赛的丛林里以勇敢、温和、慈父般的姿态劝黑人部落皈依圣教。

妈妈给路易斯拿来了可可，里面加的糖比在学校多得多。

爸爸还靠在阳台门边站着，打量着他儿子，他这个一度走失了的独子，现在总算又回到了父亲家中。

“路易斯，”爸爸说，“我给你看看我们的新机器。准保你会惊讶得嘴都合不拢。整个西弗兰德都找不到这样的印刷机呢。他们倒是想造出这样的，可他们胆子不够大。这家伙是莱比锡的。”

“至少得让他喝完可可再说。”妈妈说。

爸爸受了委屈，掉转目光，不再看他们，他俩，在他眼前已经结成了同盟的两个人。他用背把带闪闪发光的富铅玻璃窗的阳台门推开了。

“那也好，”他说，“也好。那我就先去菲利克斯那儿。”爸爸每两天去一趟理发师菲利克斯那儿剃胡子。在房门锁锁上了以后，妈妈从她的针线筐里摸出一盒贝尔加 [72] 香烟来。她给自己点燃了一支，挺享受地吸起来。然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急急忙忙地打开窗户，把烟朝阳台，朝墙上吐过去，那上面东方官员正在鞠躬，女士们戴着平平的宽檐帽坐在小船里弹班卓琴 [73] 。

妈妈拼命往前挺肚子。或者，是那个孩子在往前推她的下半身？孩子当然能决定妈妈的一举一动了。

“那台机器，”妈妈说，“真是场灾难。其实我得说，是那些机器。先生去了趟莱比锡，去看展览的，然后回到家里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我问他：‘嘿，你做成了几笔生意吗？’‘嗯，嗯，’他说，‘还行。’但从他孩子气的傻笑中我就看出来有啥猫腻了。果然啊，路易斯，你想象得到吗？突然之间整条街都激动起来了。两辆挂着德国车牌号的小汽车开了进来，后面跟着一辆卡车。那卡车的个儿那么大，在我们这条街上它都没法掉头。他们不得不把警察叫来。还有两个德国机械师傅也在。他们要教人这一整套活儿。你猜我都看到了啥？这台机器，路易斯，这是个大怪兽，生来就放不进工坊里去。一个两岁的小孩都能看出来，只有你爸爸当然是看不出来的。他们首先要把侧面的墙拆掉，两个德国机械师傅花我们的钱在德拉帕斯宾馆足足住了两个星期，因为他们必须组装机器。每天在我们家里。他们也在这客厅里吃饭，但是光一个煎肉排还不能让他们满意，不，他们还想要吃香肠，一大早吃早饭的时候就要吃火腿肉。”妈妈急急忙忙地又点上一支香烟。

“它印东西印得好吗，那台新机器？”路易斯问，为了讨好妈妈和不在场的爸爸。

妈妈按照中世纪的风格坐在了橡木桌子的边缘上。就在这样一张桌子旁边，弗拉芒的骑士于1302年做了推翻虚伪的法国王国的计划。 [74] 只要是法国佬，都是骗子，都要打死！

“后来德国人回家了。”妈妈继续说，“机器装好了。我们得把所有的铅字盒和切割机都搬到别的地方去。我想：他现在对着他的玩具应该开心了，幸福了。突然我听见楼下街上吵得可怕。人们在叫‘噢！啊！’我从窗子往外面一看，我看见了啥？卡车又出现了，这次直接带上了警察。卡车又要在我们街上掉头，又是同一批德国师傅在协调交通。我问自己：‘我现在是看到重影了，还是已经神志不清了？’我跑到楼下，说：‘斯塔夫，这是什么意思啊？给我解释解释。我没看错吧，还是我已经发神经了？还有一台机器要运过来？’‘是这样，康斯坦泽。’他说。我说：‘同一台？’这个傻子笑了起来，说：‘当然不是同一台了。前一台正放在工坊里呢。所以街上那一台肯定不是同一台了。’我说：‘斯塔夫，要我扇你一耳刮子啊，你肯定清楚我想说啥。你买了一模一样的一台机器？’‘是啊，’他说，‘是一模一样的一台。’我说：‘斯塔夫，为什么啊？’‘康斯坦泽，’他说，‘第二台备用啊，万一第一台坏了的话。’”

她等着。她的脸浮在香烟的烟雾中，烟钻入了她的卷发里。所有女人中，她最美。

“你没听懂吗？”她眯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烟，“一台贵得要命的机器，而他手上一份订单都还没有！”

路易斯觉得她和往常一样在夸大其词，对爸爸的态度很不公正。虽然爸爸做事没头没脑不靠谱，但是他在这里也许正统治着一个帝国，而妈妈——这个农民家的女儿、时尚衣架子、家庭主妇、没有独立地位的小贵妇——却毫不知情。

“我看出来了，你站在他那边。你觉得他是对的。”她把香烟按灭在一个路易斯之前从没见过的铜制烟灰缸里。它的形状是一个扁平的贝壳，边上有个纳粹十字标记。

“‘你什么都不懂。这样一台机器是用来印报纸的，所以才会这么贵。’他说。我说：‘斯塔夫，可是没有人要在你这儿预订印报纸啊。’‘那又怎么样。’他说，‘那我们就自己做份报纸。’他就做了份报纸。就做了一期。第二期他就没钱了。”她又吹出了口烟，吹出了她的怨恨，吹出了她对这个重又找到的迟钝而冥顽不化的儿子的失望。

在工坊里放着爸爸的报纸，一摞摞齐人高：《莱厄河 [75] 》，四大张，中间插入了大小不一的各种广告，灰色，毫无吸引力，就是个笑话。在头版写着“新鲜食物新能量，鸣谢SOLO ”。从加粗了的斜体字母“SOLO” 上方跳出一个侏儒，就像从篱笆墙上跳出来那样，他身下写着：“她丈夫的工作装又变得干净整洁了！只有SOLEIL能战胜油渍 ”和“以前他活动起来像个机器人。需要别人帮忙才能脱下大衣。今天却活力四射，因为有了克鲁士牌盐 ”。

工坊里的机器刺刺地响。没有一个穿这灰色长外套的工人注意到了自以为走失了的王子，他结束了在寄宿学校的流放回来了。是不是爸爸发出了口号：别看我儿子的脸，不然你就会瞎掉？凡丹姆，厂里的帮工，按了按路易斯的胳膊肘。

“小伙子，看你长得这样儿！你要继续长下去，都可以做次重量级拳击手了！”

凡丹姆晒黑了的脸，加上伤痕累累的鼻子，总显得严肃。他做过西南弗兰德的拳击冠军。有时候他会飞快地连抽四五次鼻子。或者在路易斯额头正前方闪电般迅速地挥舞下拳击手势。他有一身奶酪和印刷油墨的味道。凡丹姆小子。

“哎，你觉得这家伙咋样？”凡丹姆走到机器旁边问道。

“挺好。”路易斯说。

“挺好？好得不得了！是从德国 来的。”

路易斯绕着这安静的怪家伙走了一圈，它的各个部件都闪闪发亮：转轴、吸盘、钩子、齿轮、弹簧、按钮、拉杆、圆缸。

“这台机器每小时能印出最多两万张呢。快 啊，超级快 。”

“那您就开动它啊。”

“我倒是很乐意啊，路易斯，但我不可以开。只有老板才能开动它。老板的儿子可不行。”（至少得到认可了。虽然只是作为儿子。不过聊胜于无。）

许多纸巨人装在海绿色的包装里。俯身在铅字盒上方的排字工人。积灰的窗户，铁窗格上沾着煤烟。溅着油污和油墨的水泥地板。切割机的大铡刀发出冷冰冰的光。我感受到了一股悠长的哀伤，往后退了几步。

“是啊，她就待在这儿光鲜透亮啊，我们的柯尼希与鲍尔 [76] 。”凡丹姆语气低沉地说。

三台海德堡印刷机中有一台传动杆正轰隆隆地上下动着，那旁边站着拉斯佩，去年还把路易斯抱到自己怀里，在他那些不该碰的地方挠他痒，一边叫着“哟，咱漂亮的小鸡鸡跑到哪儿去了”的拉斯佩。他一看到路易斯，就朝路易斯吐出了沾满东西的长舌头。凡丹姆看到路易斯转身要跑，就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手指顺势掐了进去。

“恋爱的事儿怎么样了啊？”他问道。

路易斯一下子满脸通红。其他人没有听到。

“你现在多大了，路易斯？”

“十一岁……到4月5号，我就十一岁了。”

“这样的事儿不嫌早的哦。想做冠军，就要早努力。”凡丹姆说。路易斯尽可能慢地离开了工坊。凡丹姆是一个满脑子脏想法的霍屯督人。主啊，宽恕他吧，因为他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在厨房里，一个胡子剃得干干净净、扑了粉的爸爸在说话：“拿着，这是给你的。我从莱比锡展览会带回来的。”他从印着我不认识的尖细字母的发黄报纸中剥出来一个橡胶小人，一个穿着短裤和棕色衬衫的小男孩。爸爸扬扬自得地哼着什么，把小人儿放在了餐具柜上面，又来回摆弄了一下，直到小人儿叉开腿站在那儿，右手臂僵直地高高举起。然后，他又把七零八碎的小玩意拉拉齐整：带有纳粹十字的袖章，棕色的船形帽，别在腰带上的匕首。

“嘿，你觉得怎么样？”

“多谢。”路易斯说。

“多谢谁？”

“多谢爸爸。”

妈妈拿过玩偶小人，路易斯有一片刻还以为她要把它吃了。她将这张明亮的、哧哧笑着的脸放在眼前。“我们先把它放在卧室的柜子里。”

“为什么呀？”

“还是别让人看到为好。”

“为什么？”爸爸现在也问，但是语调比路易斯多了十倍的力量，十倍的威胁感。

“如今这样的局势……”

“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它的。”路易斯恳求地说，“我会把它放在楼上我的房间里。等我再去寄宿学校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到你柜子里的。”

“还是不要了，路易斯。我们不要招惹麻烦，别人就我们和那些德国人说的闲话已经够多了。”

“让他们说好了。”爸爸叫嚷起来，“我们要管别人干什么？”

妈妈漫不经心地捏着小人儿。路易斯吃惊地看着小男孩的腿变得很弯，就像西部片里的牛仔那样。接下来，她也会这么扭捏自己的小孩的，等他毫无抵抗力地低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在他自己被送到修道院宿舍里去之前，她用这双粗心大意的、扭来扭去的手都对他干过什么？

四点左右的时候，莫娜姑妈带着葡萄干蛋糕来看他们。她说，她上午卖了三十盒糖、三十公斤咖啡和三十公斤菊苣咖啡。

“我老公不准我这么做。”妈妈说，“他认为不能趁时局乱就捡便宜。”

“可就是这么乱的时局才逼得我们这么做的啊，康斯坦泽！如果不久后买不到咖啡了，谁会是第一个跑来伸手讨的？——你穿上这身好衣服，是要去电影院吗？”

“哦，好啊！”路易斯说。

“不是，”妈妈懒懒地说，“我就是觉得无聊了。我已经整个早上都穿着家常便服四处转了。我当时就想：不，今天我不能再穿肥大的罩裙了。有大肚子又怎么样。我就想再穿上件颜色欢快的衣服。”

“你一天比一天年轻，康斯坦泽。”

路易斯得到许可，往葡萄干蛋糕上抹黄油，倒咖啡。他已经忘了寄宿学校。——我已经忘了寄宿学校。这个母亲，我辛苦劳累的母亲，她不是为了我才穿上有圆点、香喷喷的裙子吗？加上爸爸的这个妹妹——还好她没有立刻大叫说我长得多么快，也没有问我在学校的成绩，她们这两个森林仙女挥舞一下仙棒就让整个寄宿学校都消失了。仙女？只有女孩子才会有的念头。

“那你拿他怎么办呢，康斯坦泽？”（他，就是说我，路易斯，她的孩子。）

“是啊，我该拿他怎么办呢？”

“我可以马上回寄宿学校去。”路易斯说，“如果你想我这样做的话。”

“小傻瓜，”莫娜姑妈说，“你能回瓦勒，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呢。要是婆妈妈见到你的话，她眼珠都会蹦出来的。因为你都长这么大了。他真是在疯长啊，是不是，康斯坦泽？——婆妈妈今天早上还说：‘我们的路易斯，我们最乖的小宝贝儿在哪儿呢？他是我所有的孙辈里我唯一想见到的那个。’”莫娜姑妈说谎的脸没有一点儿皱纹，白得透明，就仿佛她整整一个小学期都在地下室里待着，坐在霉菌和齐人高的闪亮真菌中间。

“你不太爱说话啊，”她说，“看看你这坐着的样子，在你这样的年纪，想想自己都不到二十岁，就该高兴得蹦起来才对呢。到了二十岁你就得去军队了，我的朋友！我们现在要花上一亿两千万了，就为了战争动员。谁来出这笔钱？”

“和平常一样啊，让小个儿男子汉出呗。”妈妈说。她在葡萄干蛋糕上捏来捏去，那上面有路易斯为了她特意抹的厚厚一层黄油。

“真算走运，”莫娜姑妈说，“他们把那个保罗—亨利·斯巴克 [77] 给撵走了。长成那个样子的人，怎么还能做首相？那张肥脸，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窝囊废！——这样子下去还怎么得了？我们到底会走到哪里去？”

“去电影院。”路易斯说。

“是啊，我们会到哪里去？”妈妈说。

“直接走进战争啊，康斯坦泽。笔直地一路走进去！”莫娜姑妈说。她有一双青蛙大眼，因为她的甲状腺不太好使了，在她丈夫瓦尔德姑父离开她之后。

（“这可真奇怪，”婆妈妈说，“瓦尔德和她本来是天生一对，就像锅和锅盖一样！另一件奇怪的事是，原先是瓦尔德有这样鼓出来的眼睛，像青蛙一样，可他一走，她的眼睛也鼓出来了。”瓦尔德姑父常常打他老婆的。“什么？我的衬衫还没熨好？”——“当然熨好了！”——“是吗？那这个领子怎么回事？它皱得和手风琴一样！”——然后啪一下！打到脑门上了！——“什么！我的鞋子还没擦好？”——“当然擦好了！”——“是吗？就是往上啐了一口，再用袖子擦了擦吧！”又一下，打在下巴上。

莫娜姑妈把一切都忍下来了。“一个肿块，一点瘀青，这有什么呀？我们女人受得了很多苦，我们也必须忍受，看到一管注射器的血就晕倒的都是男人呢！”莫娜姑妈顽固得雷打不动，纯粹是对这个感到绝望了，瓦尔德姑父才最后给了她一记下勾拳，然后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和一个聋哑缝纫女工跑掉了。

莫娜姑妈和她女儿希采丽住在帕尔登市场旁边，楼房正面墙铺着蓝白色的闪亮瓷砖，窗子有漆成白色的窗框；在每扇窗玻璃上都有一个深蓝色的花体字字母，合起来就是WARD（瓦尔德）。希采丽上价格不菲的芭蕾舞课。她想去美国，去好莱坞，就等秀兰·邓波儿长大演不了儿童的角色退下来了。希采丽已经能完美地演唱《彩虹之上》 [78] 和《蟑螂曲》 [79] 了。在客厅里挂着一张她的照片，列昂姑父亲手给它加了颜色，那上面她有一张满月脸，圆圆的纽扣眼睛，瘦弱的小身板套在芭蕾舞短裙里。）

下午的时光在流逝，谈话絮絮叨叨，绵绵不绝，谈到了国家部门、农民联合会、共济会、波兰、西班牙、希特勒：那个什么都敢做的男人，不过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法国人、英国人、俄罗斯人，整个世界都欺负到他头上了啊！然后莫娜姑妈发现还有个路易斯呢，于是就问：“哎，你现在可以在家里待上一阵了，高不高兴啊？”

“高兴。”

“你去过工坊了吗？”

“去过了。”

“他们都说了啥？说你长高了吧？”

“大部分人连一句问好都没有说。”

“唉，那些工人就这样。”妈妈说。

莫娜姑妈大笑，她喉咙里那个肿块动来动去，就像里面藏了个手指关节大小、活蹦乱跳的小孩儿一样。“你想要怎样呢？想让他们像接待一位公主一样迎接你？”

“才不呢。”他脸红了，站起来，收拾杯子和碟子。

“你要明白，”莫娜姑妈说，“那些男人的心思都在别的地方。他们随时会被抓去当兵或丢掉工作。至于老板的儿子有没有在场，对他们来说算个屁事，实话实说啊。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工人们对每个周末给他们付工资的人还很尊敬。现在他们认为，所有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老板。那些工人们想的只有：我怎么才能给老板下个绊子。

“而我们的斯塔夫哟，康斯坦泽，就是不愿面对事实。他是好心，但是好心没好报的。我是他姐姐，我也觉得他挺有能耐。但是这方面，他可是头大蠢牛，实话实说啊。他必须坚持几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一个人是主子，其他人就都是奴才。我说得对吗，路易斯？——把这话儿记住了。讲原则。

“康斯坦泽，你还记得吧，今年年初玛尔腾斯博士那件事儿？14-18年，他和德国人合作过，那个玛尔腾斯博士，为什么？为了我们，为了弗拉芒人，为了弗拉芒的原则。现在医学院要聘他做教授。不，自由派说。这不行，他是个卖国贼，必须开除掉他！那些打过仗的老兵也唱起了《布拉班之歌 》 [80] 反对玛尔腾斯做教授。保罗—亨利·斯巴克站到了弗拉芒人一边，因为他要保住自己的首相位子。这个死胖子想要卖了自己的亲娘，那好，没啥大不了，小推车掉进了垃圾堆。结果发生了啥？弗拉芒人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他们朝自由派喊道：‘不是玛尔腾斯博士退出医学院，就是我们退出政府！’弗拉芒人说：‘那好，朋友们，你们保重了。’瞧啊，保罗—亨利·斯巴克摔到了自己的肥屁股上，收拾行李走人了。”

“这个玛尔腾斯博士的马甲也不干净，”妈妈说，“在他的诊所里好像有……哎，你知道我想说啥……好像有各个地方来的，德国的，法国的，这些有钱女人，她们要在那儿……你知道，我想说啥……”

“我知道你想说啥，康斯坦泽。你不用说出口了。我们阁楼上有老鼠。”

（她指的是我，我这只好奇的老鼠，在妈妈和莫娜姑妈这个充满秘密和暗示的阁楼上，从突然中断的对话里翻翻找找。）

“雷克斯会赢的。”路易斯说。

“你这小子！”莫娜姑妈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雷克斯早就不行了，出局了。1936年的时候，那个头发上抹油的帅哥莱昂·德雷勒还能插嘴说上半句话，可是今天的话……他们在1936年里得到了二十一个议会席位现在还剩了多少个？四个！——她们在寄宿学校里就教会了你这个？是真的吗？教你们雷克斯？那些修女们还怎么迷恋帅哥莱昂？”

“不。”路易斯害怕自己因为回家第一天的情绪太浓烈，会大笑起来或哭起来，害怕自己会顺着妈妈鼓起来的肚子滑下去，把脸贴到她的大腿上。他看到学校里那些修女们围着德雷勒跳着疯狂放肆的舞，德雷勒缩小了，缩到和最小的小男孩一样高，修女们短裙飞舞地从这叽叽叫着“雷克斯、雷克斯”的小不点头上跳过去。

“雷克斯在弗兰德这里就没有人手。”莫娜姑妈说，“找不到一个领头的，没有一个傻愣刺头会去。他们就有一个头儿，叫什么来着？帮我想想，康斯坦泽，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从14-18年丢了两条腿的参议员。是个正派人，有教养，但是个残废。这么说挺不好，但是弗拉芒人不会相信一个腿都没了的人的。”

“那罗斯福呢？”路易斯说，“他也是坐轮椅的。”

“那不一样，”莫娜姑妈说，“而且美国人只知道一种政治：赚钱。”

“我们也差不多。”妈妈说。

“哎呀，康斯坦泽！”莫娜姑妈叫起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可是有理想的！”

妈妈微笑着抚摸她裙子下的那个足球。

“他们应该选你做参议员，莫娜。”

“那我真会大干一场的，”莫娜姑妈说，“首先把所有去过西班牙，在那里屠杀教士的家伙都推到墙上去。把外国人和共济会手上的资金都没收，公平地分给每天为自己挣面包的人。”

贴到鼓起的那一大团上去，贴在绷紧了的蓝白裙子上，听听里面游泳的小孩儿晃荡拍水的声音，就像在和弗里格摔跤时听到弗里格肚子里轻轻的咕噜声。

“你盯着什么看呢，路易斯？你在看我的肚子吗？”

“在看你的胸针。”一小片银，上面是一只蹦跳小鹿或跳舞小羊的淡紫色剪影，穿过衣服紧扣在她两块肉峰处的柔软皮肤上。

“那可是她的一个崇拜者送的呢，”莫娜姑妈说，“不过可别告诉你爸。不然他会中风的。”

“莫娜，你真是的！”妈妈有气无力地说道。

“不就是开个玩笑嘛，”莫娜姑妈说，“路易斯，从柜子里把那两块卷饼拿出来。”她咬了一小块，嚼了起来。“老这么一个人待着，就总想找点乐子笑一笑。”

“可是你还有希采丽呢。”妈妈说。

“嗨，她呀！”

“她是个乖女孩呀。”

“有了她，我还是一个单身女人，康斯坦泽。我们听到或读到的都只是那些单身男人的事儿，根本没有什么人想到过女人——但是等天黑了以后，所有活儿都做完了，该扫的扫了，该擦的擦了，衣服也都洗过了，白天变短了的时候……不过算了，我们可不想瞎抱怨。”

“是不想，”妈妈说，然后又苦涩地说了句，“抱怨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可有时候还是得给自己的心透透气，康斯坦泽。”

“路易斯，”妈妈换了有力的声调说，“你不是想出去散散步吗？对吧？不过，不要走太远。也不要走到彤杰斯大街上去哦。”

路易斯沿着一排用深棕色砖石砌成的联排小楼走。他恨不得跳起舞来。他上次独自一人走在街上，身边没有他那些穿校服的聒噪同类，也没有穿着随风飘扬的多层衣裳的女巨人们陪伴，是在好几个星期之前了。

路过菲利克斯的理发店时，他走得很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脸上挂着剃须肥皂水的高嗓门大猴子冲出来和你握手，打听学校宿舍和妈妈的一切可能的私密信息。在宏泰斯，一个纺织厂老板家门口的篱笆边上，他尽可能地跳到高处，往花园里看去。在屋顶平台上躺着一个女人，直接躺在地板砖上。她就戴了一顶草帽，挂了一串珍珠项链，此外一丝不挂。路易斯不敢再跳高了。那个女人是俯卧着的。她没准在他跳到空中的时候很快地抬了一下头呢。她是谁？宏泰斯在刚过去的小学期里结婚了吗？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这不可能。爸爸说过，“乔治希·宏泰斯虽然是个自由派，但是他会在正确的位置做个正确的男人。”而妈妈则满含暗示地哧哧笑了，笑声像是山羊咩咩叫。“别和他走得太近，斯塔夫。”——“为什么不可以？”——“我就说一点，乔治希·宏泰斯不会很快结婚，想想我说的话。”——“为什么不会？”——“乔治希·宏泰斯和女人，那是没法配到一起去的。多的我就不说了。我是有可靠消息来源的。”

路易斯想念弗里格了，那位朋友、支持者、圣殿骑士、使徒。手持盾牌的骑士弗里格，现在远离他要在瓦克亨度过整个假期了，那是个不起眼的村子，弗里格的爸爸在村里为小农民的种种事务做公证员。路易斯本来要教会弗里格许多东西，也会向他解释，向他展示，他自己，路易斯只是由于一个可恶的偶然事件才进了修道院学校的，在瓦勒，在他的城市才重新找到了他的天然环境。瓦勒，弗兰德西南部的公主，它的源头——那可是内尔维族 [81] 修筑的军用大道，弗里格——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瓦勒的骑士当时已经手持中心画有白色半球，四周绕一条白龙的红色盾牌了。白与红，弗里格，是瓦勒体育俱乐部的颜色，那是我的弗洛伦特叔叔做替补守门员的俱乐部。

他穿过了彤杰斯大街，这里住着靠国家福利生活，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酗酒上的一群无赖，女人们抱着长满疥疮的孩子坐在门槛上。这条街居然离圣安东尼教堂这么近，真是永恒的羞耻。那些人只要不是受到警察追捕，根本就不会踏进教堂。路易斯忌妒地看着四处飞跑，嗓音成年人般粗哑，耳朵和睫毛里粘着煤灰的男孩儿们，他们正在踢一个用纸和细绳做成的球，一边大声叫嚷着骂人的话。虽然他知道这是重罪，可他还是远远地望着他们，让自己感染他们的罪。他模仿其中一个叫骂的男孩，也边走边在自己身上挠着，受着邪恶细菌的侵害。弗里格，你看到我了吗？路易斯走到了教堂后面，走进了许多殉道孩童的影子里，他们都抵抗住了这样的诱惑，直到受尽折磨而死。他留心注意，趁没有人能看到他，很快地给自己画了画十字。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多画了一次十字，在他走过贝斯腾市场上的教堂时，那是他父母结婚、他自己受洗的教堂。

在格罗特市场，他拐了弯，绕过了“罗通德”酒馆，他的教父这个时间多半在那里打桥牌。

弗里格，来吧。他牵起弗里格的手，拉着他登上了被煤烟熏黑的铁阶梯。他们在拱桥上站住，等待着。可是突然之间，弗里格不见了。没有弗里格在身边，等着看蒸汽火车头呼啸而出的热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路易斯想：与其一个人待在瓦勒，不如和弗里格一起待在寄宿学校，不过这样的想法也没持续多久。他听任弗里格变淡、消失，将多尼克瑟·怀克街区的所有商店橱窗一路看过去。

从一间旅馆敞开的门里，他听到了熟悉的宛腾和达勒的声音，他们在用又快又刺耳的方言讲一个和丈母娘有关的笑话。他没能听懂笑点，因为一个身穿蓝色工装的毛头小子闯到了他身边，用自行车前轮把他推开，好停住车。这人问他：“是不是宛腾和达勒？”路易斯点点头，继续往前走，将继续噼里啪啦响的掌声抛在了身后。

爸爸特别着迷于宛腾和达勒；他们是“我们大众的声音”，他常常说。真正的宛腾和达勒是源自中世纪的小雕像，立在贝尔弗里德钟楼 [82] 四个小塔中的一个里面。广播节目《瓦勒有活力！》的这两个将自己称为宛腾和达勒的喜剧演员是和你和我一样的人。

《瓦勒有活力！》播出的时候，所有人都必须安静地赛过老鼠。爸爸往后仰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嘴角微微颤动，已经准备好要笑了。

“年轻人，银行家钱多多 [83] 说，我听说你想娶我女儿。——是的，没错，先生。——我可以把她交给您，但是她什么嫁妆都不会带给您的，就连指甲缝里那点油水都带不走。您还是想娶她吗？——当然了，先生！——您别妄想了，您得不到我女儿的！——可是为什么呢，先生？——因为我不想让这么个大傻瓜进我家门！”

爸爸笑了。妈妈说：“他们就知道说些这个！”

“安静，康斯坦泽，”爸爸厉声叫道，“接下来还有呢。”

宛腾是个愣头小子，脑子不灵光。达勒，他老婆，是个莽莽撞撞的害人精。但是有时候宛腾也能耍弄一下她。

“真是奇怪呢，宛腾，人怎么会这么犯糊涂？我刚刚读到，哥伦布到达美国时还以为他发现了印度。——哎哟，达勒，我和你结婚的时候还以为我发现了天堂呢。”

“这个还不赖。”妈妈说。

“是啊，”爸爸说，“讲得也在理。俗话怎么说的？傻子傻兮兮，嘴里有真理。”

路易斯在阿尔贝国王 [84] 那尊毫无光亮的半身像前干脆地敬了个礼。国王头上戴着一顶头盔，与他的眼睛焊接在一起。他掉进了十二米深的峡谷里，这位骑士国王，他曾经是一位那么有热情的登山家。他的宫廷侍从，凡·戴克在山峰脚下等他，可是这位君主再也没能回来。在深夜两点的时候，冉克·德·迪克斯梅德男爵在还绑着国王尸体的绳索上绊了一跤。教父认为，这是某些人干的，在那慕尔城和阿登山地有不少他们的人，那里住着瓦隆人 [85] 和外国人。在搜索证据的时候，检察官们偷偷隐瞒了不少东西。检察官保护法兰西佬 和每个反对教会、反对弗拉芒的人。

索杰的冰激凌车咕隆咕隆地开了过来，拉车小马停住了，嘴里冒白沫。索杰吹着他的小铜喇叭。路易斯身上没带钱，朝那些围着粉色小车吃粉色冰激凌的吵吵闹闹的高中生们骂了两句。这些学生的学生背包因塞了许多书本而鼓鼓囊囊。我很快也会背上这样一个书包了，肯定会嫌它还不够重。本子的封皮是深蓝色的，而寄宿学校里的本子封皮是砖红色。我得回去了，妈妈已经在紧张地咬手指甲了。不，妈妈从来不会那么做。阿尔贝国王在世界大战的战壕泥浆里展现了英雄的勇气，爱好旅游的殿下刚想来一次环游欧洲的长途汽车旅行，战争就爆发了。他本来想匿名出行，比利时汽车俱乐部的会员卡现在还保留着，上面的名字是列奥波特·德·雷迪公爵。当然不是他说的那些人谋杀了骑士君王。教父说谎。要不然他肯定就是个傻瓜，但是他不是。

淑女步 ，可怕、陡峭的山峰。近视的国王笔直地挂在绳索上，把自己往上拉，他的眼镜蒙了层雾，他用右手摸索开裂的岩壁，他攥住湿漉漉的山藤。就在这一刻，岩壁裂缝里冒出一个男人，他的脸扭曲得变形，半边都被压坏了，一只眼睛比另一只低，看起来已经瘫掉了。“您挂好了吧，先生？”男人问。——“多谢，我的老兄 ，我挂得好好的。”“那就好，先生。”男人说。然后从他锁好的士兵外套里抽出一把切面包的刀。“您没认出我来吧，先生？”“没有，我的勇士 。”——“可是我和您一起在伊瑟尔河边的战壕里待过。”——“祖国比利时感谢您，我的好伙计。”——“您在1917年10月12日派我到敌方铁丝网后去执行任务。虽然我拼命哀求您，允许我迅速到防空洞里去取我的眼镜，但是您还是命令我立即执行已经下达的任务。您是用法语发出的命令，先生。”——“然后呢，弗拉芒人 ？”——“然后呢？然后 我就从战壕里跳出来，然后和殿下您一样近视的我，直接撞上了手榴弹。先生，这是冤屈，是要得到报复的。”——“做你一心要做的事儿吧，比利时的败类。”国王阿尔贝一世说。“别了，国王败类。”这个脸歪了的人一边说，一边切断了登山绳索，他来不及等到山下发出的沉重的碰撞声，直接像羚羊一样从岩石上跑掉了。

当路易斯穿过让人厌恶的彤杰斯大街时，一个男孩踩着滑板车紧挨着他滑了过去。“斗鸡眼儿。”男孩说，“闪开，斗鸡眼儿。”路易斯坚定地直视前方。我不是斗鸡眼，这不公平，可笑，荒谬。男孩滑远了，轻松随意地用一只灵巧、轻捷的左脚蹬着，另一只脚牢牢地站在木踏板上就像黏住了似的。等我有了小弟弟，他就会想要我的滑板车了，这是避免不了的。

在奥登阿尔茨大道12号房子的窗台上坐着忒杰，穿着足球裤。

“你好。”忒杰说。一个从巴尔干来的十三岁外地人，一个吉卜赛人，不管怎样都不是地道的弗拉芒人。他穿着带椭圆形洞的黄色橡胶鞋，甩着暗棕色的两条腿。

“你好。”路易斯看得到父母家屋子的正墙面了，房门的栅栏窗户映出夕阳。

“你又回来了。”

“是啊。”

“待多久？”

“待到假期结束。”

“你要一起去瓦勒—施塔德吗？”

这可不行。施塔德，紫白条纹紧身衣，那是江湖骗子、小混混和懦夫们聚集的俱乐部。在瓦勒只有一家正经俱乐部，瓦勒体育俱乐部，弗洛伦特叔叔做候补守门员的那家。忒杰是施塔德的追随者，因为他父亲在俱乐部门口卖冰激凌。贝卡走出房子，她是忒杰的妹妹，有吉卜赛人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她长个儿了，但是对于十一岁的年纪来说还是太矮。上一个假期以后，她的动作和她气势汹汹的句子就变得柔韧了些，平滑了些。

“真是奇迹，居然又见到你了。”她说。她穿着和她哥哥一样的橡胶鞋，一条皱巴巴的镶花裙子，以及束着一根有裂纹的白色皮带。

“星期四你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吗？”

“如果他妈妈允许他去的话。”忒杰说。

“他用不着跟他妈妈说他要和我们一起去。”她用她棕色的短腿跳来跳去。

“为什么不说？”路易斯说。

“因为，”她一边说，一边和他靠得这么近，他都可以闻到她呼吸里的鲁提牌焦糖味了，“因为你妈妈会皱起鼻子说，小子，我可不要看到你又和这些无赖混到一起去。”

“我妈妈绝对不会这么……”

“无赖，”贝卡说，“我亲耳听她说过。也许她那个时候喝醉了。”

路易斯大笑了起来。他母亲，喝醉！这个矮个子、深色皮肤、三个月之内变成了小妇人的调皮鬼是怎么冒出这个念头来的？他看到夕阳余晖已经在他父母家的大门里闪耀了。

“我得走了。”

“好的，赶紧走。”贝卡用稍稍拖长的声调说，“不然她可要生气了。”

“你说得不对。”他说，已经准备迈步走开了。

“赶紧走，梦到我哦。”她一边说，一边尖声大笑。丽贝卡·可塞恩斯，年末集市上的袖珍版女巫师，小个儿沙漠女郎。

“进屋吧，你这个小魔鬼。”她哥哥说。

“好了，好了，伙计们，再会了。”路易斯用比特贝尔的口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