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普运哲家中客人明显地增多。他们看似无事，实际是来向新市长表示祝贺的。这些客人中有同僚、同事，直接、间接的下级，乃至长邺所辖各县的一、二把手。旧友又引来新朋，很使普家应接不暇。这些人大都是刚从新市委书记家出来，再拐到光明街八号的。

下级不失时机地到上级家看看，好似无关紧要，其实看与被看者对此都很重视。对于被看者来讲，这决不只意味着你门前有了热闹，看望者对你只是礼节性的祝贺。这意味着来人对你的忠心。该热闹的时候假如你门前仍是一片冷清，那么你自己首先就觉出些缺欠。而对于“看”者，意义就更非同小可。给了你看的时机你不看，这就意味着这个“看”的队伍中失去了你。被“看”者并不糊涂，他们看似不动声色，没准儿整天扳着手指头计算谁来了谁没来，他们会一一记在心上，无形中这便成了你一生中的一大损失。所谓“加深印象”便是这个道理。让你的领导对你“加深印象”，“看”，便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普运哲和葛佩云不失礼地接待着客人，他们对客人一视同仁地寒暄着、应酬着……茶壶里一次次加着茶叶，续着新水；打开的香烟，横三竖四地任意扔在茶几上。

当然，来客之中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在这“看”的表现形式上就有所不同。有人认为看就是看；来了，坐下，聊聊，可东南，可西北，可接触主题，也可绕着主题专拣鸡毛蒜皮谈。有人则不然，他们认为既是“看”，就意味着得有个“看”的分量，那就不要空着手。中国人都爱注意空着手和不空着手。空着手来，是最容易被主人挑眼的形象。再说，此刻的来人，即使不空着手，也不需“看”者个人破费，只要你一个暗示，自然有人为你出血。

但普运哲对待这两种来人一向都是发自内心的一视同仁，他认为两种角度都有可取之处，他决不以“衣帽”取人。轮到提拔谁时，也决不计较你哪一次来看我是空着手的，他或许反会认为空着手正是你的机灵。机灵就机灵在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反而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葛佩云近来也无师自通地领会着普运哲的意图，有分寸地收受着那些可收的礼物。新市长收下来人的一箱苹果，一口袋核桃，乃至两条香烟一只磁疗杯，怎么也不能说就是不廉洁。相反，如果一口袋核桃被你给人家扔出去，人家便以为这才是你装模作样的不近人情，没准儿还会认定你不收核桃专收金条。

普运哲对摆在眼前的这些土特产、小电器、香烟、茶叶也发表着小幽默。他对客人说：“一万块钱一根的烟我都敢抽你的，可是我要收你一分钱，那性质就变了。”使人觉得他这种有分寸的幽默倒增加了他为人的坦率和豁达。

那么也有不属于一万块钱一支的烟和一分钱范畴的礼，比如有时一块月饼里夹着一条金项链，你说怎么办？有了这类特殊问题的出现，自然也就有了对付这个特殊问题的办法。有句俗话叫做“政策是死的，办法是活的”，大约也可包括处理月饼里夹金项链的问题吧。但是目前普家还没有收到过这种馅儿里夹着金项链的月饼，他们尚未把如何处理这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倒是有位木器厂厂长借着普运哲升任市长之机，给普家送来一套家具。这是他们厂引进德国生产线之后的最新出品，产品大多返销德国。厂长还记得，普运哲当常务时陪外省一个考察团参观他们厂，称赞过某一种款式的家具。当时普运哲称赞那种家具，是因为这套家具使他回忆起和平宾馆。厂长自然无法明了普运哲的心思，他只注意到普运哲在这套家具前驻足不走。于是现在他送来了这套家具，使之成为普家的新问题。

晚上，当这套家具摆进普家院中时，先惊慌了葛佩云。她双手推着那些家具对厂长说：“不能，这个可不能，没地方摆。”

普运哲出了房门来到院中，先和这位厂长热情地握了手，又把他请进客厅。厂长又提起普市长参观他们工厂那天是怎样夸了这家具，面对这个新问题，普运哲打着新主意。家具既已卸在了院子里，他怎么也不能再让厂长把东西装上车拉回去。这就好比把核桃扔到了大街上一样。再说，没准儿，你正往外扔时，别人还以为家具正往你家中卸呢。于是普运哲叫过了葛佩云，现在他觉得葛佩云是惟一能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智者，他把葛佩云从院中叫到屋里说：“你接待一下王厂长，和王厂长算一下账。我得马上去给市委打个电话。”说完就上了楼。

客厅里只剩下了葛佩云和这位王厂长。

王厂长说：“算什么账，就算我送的。”葛佩云说：“不行，市长说过了。”王厂长暗想，他既是已把这套家具送了来，就自有让市长收下的办法。这种执意要算账的领导他见过，他知道算账意味着什么。于是他说：“行，算账。这事真叫我说不出口。”葛佩云就问了价钱，厂长说了一个数。对于这套家具，这个数在葛佩云听来可不算大，她想，也许这是个出厂价吧。这个数是二百元。葛佩云不显含糊地付了厂长二百元，满以为这是个合理而稍显便宜的价钱，因为葛佩云说什么也注意不到家具的行市。或许普运哲正是利用了她的这点糊涂吧。

厂长离去后，普运哲下楼来到客厅。葛佩云立即告诉普运哲，她已按照他的意图付了家具钱，并把那个数目说给普运哲听。普运哲只轻描淡写地“噢”了一声。其实他明明记得，这套家具的出厂价是一万元。

有了新家具，就得有对新家具的安置。普运哲只挑了写字台和与之相配的一把软椅放在他的书房，其余几大件全部摆设在了葛佩云的房间。葛佩云置身于这套新家具中，总有一种不知所措之感。

晚上，她常常躺在那只阔大的席梦思床上犯嘀咕。她想，普运哲对她的这种“慷慨”莫不是要打发她吧。人常说某某被某某给打发了。打发时往往就附加些条件，比如孩子跟大人要钱，大人给孩子五毛钱就可以打发。比如司机给你家办私事，一盒烟也可以打发。人的离婚也有谁打发谁这么一说。比如：新家具归你了，也是一种打发。随着普运哲的晋升，随着这套新家具的到来，葛佩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她只觉得正在春风得意中的普运哲就要和她再谈那件事了——离。这次她决心要赶在这个“离”字之前先给他个冷不防，那么就要拿出点“干货”，置他于“死”地，使他永不再和她谈什么离不离的事。尽管那张底片尚未归到她手中，但是她有了和那个底片拥有者白已贺交往的经验和锻炼，这锻炼足以把普运哲打个措手不及。

这天晚上，当他们送走最后一拨客人，葛佩云怀着半是自信、半是冒险的心情走进了普运哲的书房，她提议他们再回客厅坐会儿。

普运哲有些纳闷儿地同她走下楼来，坐在大沙发的一角。葛佩云挑战似的坐到大沙发的另一角。她把普运哲好一阵观望，直望得普运哲心里直发毛。接着葛佩云运了运气，按照自己打定的“腹稿”，开门见山地开了口。

她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晚上坐在这个沙发上的女人是谁？”

“你在说什么？”普运哲真的“毛”起来，“在这张沙发上坐过的人很多，我怎么能记住都有谁？”

“我说的是那个女的。”葛佩云说。

“男的女的都有……都坐。”普运哲说。

“我说的是那天晚上。”葛佩云说，“我去北京参观亚运村的那天。”

“那天，你不是去北京了吗？”普运哲明显地紧张起来，“那天，那天出了什么事？”

“是出了点事。”葛佩云说，“你领来了一个女人，就在这个沙发上……”

“你听听你都在说些什么呀！”普运哲声音高起来，故作不在意地看着葛佩云：“我怎么一点也搞不明白？再说，那天你不是去北京了吗，你从哪儿听来的这种奇谈怪论。”

“我想告诉你这不是奇谈怪论，那天我也没有去北京。”葛佩云说。

“可是你是上了火车的呀，我送你……”普运哲招架着。

“坐一站我又下来了，回来了。”葛佩云说。

“你……”普运哲从沙发上站起来。

“当时我在这儿。”葛佩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上楼梯拐角。

普运哲为葛佩云这番话着实吃了一惊。根据刹那间的逻辑推理，他认为她的话是真的。他万没想到他的这位老实巴交的老婆能有这种“点子”。有句俗话叫“长心眼儿啦”，葛佩云就长心眼儿啦！普运哲又想，其实这种心眼儿原本就是属于葛佩云这种妇女的，许多从农村来的妇女都具备这种超人的心眼儿。此时此刻普运哲真恨透了葛佩云，他实在不能忍受她当时（和现在）这种鬼祟的形象，鬼祟地藏在楼梯上看他和陶又佳的秘密。这时他本可以像对待一个“老婆”那样冲她发泄一通，但他还是冷静下来。事情既已开了头，那么他就应该趁机多摸摸她的底。

“好，”普运哲说，“你看见了一个女人，我知道了。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还看见了什么。”

别的，别的她当然什么也没看见。

“这还不够吗？你还打算让我看见什么？”葛佩云喘着气问。

“那是你的事，你的愿望，你的好奇心。”普运哲说。

“莫非，你非得让我看见那种事吗？”葛佩云说。

“这么说，你只看见有个女的和我坐在了沙发上，或者还对我表示了点什么，是吗？”

“这还不够吗！”葛佩云说。

“够了，这就够了，就足以能成为我的把柄了。可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她是谁呢？”普运哲说。

“她是谁？”葛佩云急着问。

在普运哲的经验里，一旦女人按照你要阐述的内容发问时，便是你已占了主动。

他说：“那是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妹妹，从外地来长邺出差。当初我们有过些感情的瓜葛，现在……现在你不是都看见了吗？仅此而已。怎么了？”

“这会儿她在哪儿？”葛佩云很关心这点。

“她走了，放心吧。她不在长邺。”普运哲观察着葛佩云。

“咱不知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咱不知你还有没有别人。”葛佩云的口气也明显地缓和了。

“有没有别人，我想你心里也应该有个数。”普运哲说，“最近在我和你之间……你也应该有个数。”

葛佩云立刻想到，他劝她检查身体，他为她安排新家具，他们一起和谐地迎来送往着客人，以及他们对于各类问题的配合默契。可葛佩云自己却偏往歪处想，还想到他要打发她。家乡有句老话叫“给你脸你不要脸”，莫非就指她这种逻辑？刚才提到的他和同学妹妹那件事，现在葛佩云听来倒也合情合理。这本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有那么点儿旧情意，仅此而已。没准儿等那个妹妹再来，普运哲连电话都不接。一时高兴呗，就是一时高兴。上回他搂了她那么一下，这会儿他不是说再也不见面了吗。有一时高兴，就有腻的时候。再者，就她所知他和她也就是那么一搂一就，闪电一般。

气氛一缓和，普运哲就势还跟葛佩云谈起了他对于家庭建设的设想，连共同抱外孙子（或外孙女）的心愿都谈到了。

葛佩云果然被普运哲的话所打动，她后悔由她提议的这场和丈夫的约见，更后悔她那番类似捉奸一样的开场白。她低着头哭了，她抽泣着对普运哲说：“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没想到你会……一切都怪我，还是你最顾家。”

普运哲感到形势已彻底转危为安，才彻底放下心来，忽又插科打诨似的问葛佩云：“哎，老葛，当时你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比如你突然站在我们面前？”

“我哪儿敢呀！天哪，我哪儿见过这个！”

“我哪儿敢呀”，是葛佩云经常说的一句家乡俗话，现在这句俗话倒使普运哲真的受了点儿感动。他想葛佩云终究是个好对付的女人，好对付的女人对男人来说，终归是可贵的。若是换了陶又佳，没准儿事情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这时葛佩云又发了话，她往普运哲这边挪了挪，说：“我知道你年轻时候不容易，往后你看着谁好我也不会不让你有感情。但家是咱们俩的，咱们可不能离……我这话是真的。”

在那个特殊时刻这话可能是真的，但做丈夫的可千万不能真信。普运哲轻淡地笑笑，不知是不信还是默认。他说：“你可以替我算一算我每天的日程，交流感情得花时间精力，我有么？”

葛佩云再次觉得丈夫的话在理。

至此，双方都觉出了空前的轻松。普运哲总算摸清了葛佩云的底，他感谢她对他的约见。

她呢，对自己的婚姻也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

夫妻各自回到各自房间。只是普运哲躺在床上，才忽然觉得今晚他有点对不住陶又佳，特别是他不应该把她列入好对付或者不好对付的女人之中。

第二天正逢中秋，晚上普运哲和葛佩云坐在客厅吃月饼。葛佩云握着水果刀向一块月饼切去，他们遇到了新问题：月饼馅儿里有黄金。可是他们谁也回忆不起这月饼是哪位客人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