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敦煌研究院走过的历程，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不少首长亲临莫高窟视察指导工作，参观欣赏敦煌石窟艺术。正是在他们的直接关心和重视下，在党和政府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坚守者不断增强保护传承祖国文化遗产的自觉，在困难与挑战面前敢于担当，不懈创新，使得千年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得到不断壮大发展。

拉开大规模抢救的帷幕

周恩来同志在担任政府总理的二十六年间，虽然日理万机，一直没能亲自到敦煌视察参观，但他十分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十分关心敦煌艺术，为莫高窟的保存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0年，政务院就曾向甘肃省政府发出过对敦煌文物加以保护的电文。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京举办一次敦煌艺术画展。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任副组长。展览于当年4月初筹备就绪。

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周总理来到现场，兴致勃勃地观赏、参观了展览。当他看到一千多件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特别是那些精美绝伦、出神入化的敦煌壁画和彩塑摹本时，周总理高度赞扬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艺术家和工作人员献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和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

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首都各界人士竞相前去参观，每天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在展览馆门口排起了长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外交部还专门抽出一天时间安排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前往参观此次艺术展，将我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推向世界。展览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举行了表彰大会，经政务院批准，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的郭沫若亲笔书写了奖状。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针对莫高窟保护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向中央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的报告。报告经文化部呈送国务院后，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同志率领的十余名专家学者，组成工作组前来莫高窟进行考察。

考察组回去后，立即起草了莫高窟的保存现状和抢救方案，由文化部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当时，国家财政特别困难，全国各地已停止基建，全力以赴发展工农业生产，但周恩来总理仍果断做出决定，批准拨巨额专款100万元，一步到位，用于抢救敦煌莫高窟的危崖和洞窟，实施加固保护工程。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关心重视下，新中国第一次敦煌莫高窟的大规模抢救拉开了帷幕。这项工程由铁道部承担施工重任，自1963年秋季开始，历时三年多，于1966年竣工。整个工程范围全长576米，加固洞窟354个，有效制止了岩体裂隙发展，可抗7级强度地震。工程还封堵了王圆箓当年开挖的串洞，并安全地解决了这些洞窟上下四层之间的往来通道。这项工程外观庄重朴实，代表了当时全国文物保护工程的最高水平，也成为周恩来总理关心和保护敦煌艺术的历史见证和不朽丰碑。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还特意邀请常书鸿到休息室，专门询问敦煌石窟的保护情况和存在的困难。1973年，周总理抱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时，他还想起常书鸿，并过问他的近况。这说明周总理对敦煌文物事业始终念念不忘。

在改革开放初期，敦煌被列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城市。由于有了60年代的大规模加固保护，莫高窟以崭新的面貌，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学者与游客，迎来了周总理希望的全盛时期。如今面对绿树掩映、巍峨壮观的莫高窟时，我们总会想起周总理四十多年前为保护敦煌文化遗产时所做的决策和贡献。

五六十年代，彭德怀、叶剑英元帅，以及胡耀邦、习仲勋等同志先后视察莫高窟，并题词勉励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文物工作者。

“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1981年8月7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敦煌。

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同志一行从柳园火车站下了专列，乘面包车驶往敦煌，下榻在敦煌宾馆。中午就餐时，邓小平同志一边吃饭，一边讲述了对敦煌的向往之情。言谈是那样坦率，情意是那样真切，在场的人听了都感到非常温暖。

8月8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到莫高窟视察。此前在北京休养的常书鸿先生也专程来到莫高窟陪同视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简陋的会议室里，邓小平同志首先听取了当时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所长段文杰先生关于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情况汇报。在听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再叮嘱，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我国文化的宝贵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他十分关心大家的工作情况，段文杰如实汇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方面的经费存在困难，莫高窟南区和北区的一些洞窟还需要加固。要想完成这些工作，过去得100万，现在要加固最少得300万。”接着，他又汇报了专业人员太少，需要的人才调不进，大学生分配没人来，以及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需要改善等问题。邓小平同志听完点了点头，指示一定要落实解决相关工作。

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兴趣一直很浓，不仅看了底层洞窟，还沿着很陡的台阶，登上高层洞窟，参观了第158窟精美的卧佛和第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历史画卷。在第220窟里，段先生向邓小平同志详细介绍了这座洞窟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临出来时，邓小平同志说：“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1]

邓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仍惦念着敦煌。在他的关怀下，中央财政部拨出专款300万元，国家文物局和甘肃有关部门派工作组来敦煌调查研究，落实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利用这笔经费，在莫高窟对面的山谷里修建了办公楼、科研楼和宿舍楼，使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从此告别了长达四十年的寺庙土坯房，告别了那段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无处就医看病、子女无法正常上学的艰苦岁月。敦煌文物研究所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并在敦煌市内盖起了家属院宿舍，使职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特别是解决了职工子女教育就学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到来，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大的实际困难，而且使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敦煌文物研究所上下精神振奋。

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也都十分重视和关心莫高窟的保护、研究与弘扬工作。1986年8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自新疆来到敦煌视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万里同志指示说，要找到办法，既保护好文物，又搞好旅游开放。旅游上不能光想着赚钱，还要想到文物。文物保护要搞现代科学方法。他还鼓励我们要向壁画保护工作做得好的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积极学习，开展合作，并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在参观过程中，万里同志表示参观都要买门票，不能搞特殊，一共买了20张票。那时的门票非常便宜，甲票4元，乙票5角。临别时，他还对研究院反映的一些实际困难，指示甘肃省政府和文化部研讨落实解决方案，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敦煌文物。万里同志视察结束后没多久，8月底，时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同志、甘肃省政府及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同志便赶赴敦煌落实了万里同志的指示，解决了敦煌研究院建院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对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关怀和重视

1992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莫高窟视察。在观看壁画时，由段文杰院长讲解。江总书记对文化遗产十分熟悉，对石窟保护工作更为关心，不时询问保护与研究的情况，并提出一些问题。看到窟前参天的大树，江总书记说，绿化工作很重要，多种些树，对保护石窟有好处。当得知我们长期坚持开展治沙工作，修复植被，阻挡流沙对洞窟的侵害时，江泽民同志表示赞同，指示我们一定要把古代文化遗产保护好。临别时，他高兴地接受了研究院赠送的《敦煌》画册，并题名留念。

在此之前，1992年5月11日，刚刚参加完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来到了敦煌，并于当天下午视察了西千佛洞。次日上午，李瑞环同志来到莫高窟，视察了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保卫处，细致查看了仪器设备与石窟档案资料。在参观洞窟时，李瑞环同志不仅对敦煌文化艺术十分感兴趣，而且对壁画病害看得很仔细，说我们的抢救任务还很重，多次指示对有些年久失修的栈道要尽快抢修加固。他表示，启动要早一点，进度要快一点，可开发的要开发一点，安全工作要做得更好一点，抢救与维修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一点，有的还需要做相当长的科研。希望敦煌研究院老中青三代人，把莫高窟这份文化遗产保护好、研究好，同时也要把开放和弘扬的工作做好。研究院全体同仁备受鼓舞。

1999年，敦煌研究院开始筹备2000年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纪念活动。这一年的9月，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莅临敦煌视察，由我负责接待讲解。胡锦涛同志早年长期在甘肃工作，对敦煌的文物保护工作十分了解。在视察途中，胡锦涛同志问起不少敦煌研究院的情况，十分关心研究院的发展现状。胡锦涛同志在敦煌艺术、文物保护等方面的知识面非常广，不但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我的介绍，看得十分认真，还不时为其他陪同考察的同志答疑解惑，深入说明。参观完后，当我汇报为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将于次年在北京举办“敦煌艺术大展”时，胡锦涛同志主动说他到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由于胡锦涛同志平易近人，我也大着胆子说：“胡主席，我可就没礼貌了，到时候我一定要请到您。”胡锦涛同志乐呵呵地答应了。

第二年，北京“敦煌艺术大展”筹备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真的写了一封邀请信，邀请胡主席莅临观看展览。2000年7月6日晚，胡锦涛等几位领导同志亲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观看大展。后来，我还有几次有幸见到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拍摄全体委员合影照时，胡锦涛主席还特意停在我跟前说：“樊老师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仁的骄傲。

2003年，在十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我和其他24位委员提交了《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得到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将其列为当年的重点督办提案，并组成专题调研组，赴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实地调研，提出了翔实的报告与意见。当年10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就此事做出“莫高窟保护应予高度重视，请中央有关部门和甘肃省政府研究解决”的批示。随后，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贯彻几位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我们也抓住机遇努力推动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经过前期艰苦的探索和多次的论证，提案建议的项目最终由中央批准立项，并已于2008年底开工实施。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工程、崖体加固与栈道改造工程、风沙危害综合防护工程及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是莫高窟文物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使敦煌莫高窟向实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理想又迈出一大步，为莫高窟的未来奠定了一个持续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

温家宝总理一直牵挂着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他多次做出重要批示，一定要把敦煌保护好、管理好，把敦煌的生态环境搞好。 [2] 2007年3月6日，温总理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坚决保护好敦煌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温总理在参加甘肃团讨论时，又一次深情地表示，一定要保护好敦煌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

2018年1月3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李克强总理希望大家直截了当地谈看法、提建议，使政府工作更识民情、通民意、达民心，使各项政策与群众期盼更好地紧密对接。

会上有九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做了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总理对我说：“你在敦煌坚守了五十多年，守护着敦煌石窟这处全球罕见的文化遗产，谢谢你！”总理还问我，现在石窟的保护工作有没有什么特殊困难。我说：“敦煌石窟当前接待游客数量已经超出了旅游承载量，希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平衡发展，同时加大科技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支持力度，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总理表示高度重视这些意见，当即指示参会的科技和文物部门负责人有针对性地研究这一问题。他在会上指出，一些发达国家不仅运用高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保护，还开发了一整套科技系统，对游客流量进行精准控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总理还说：“敦煌石窟不仅显示了中华文化雍容大度包容的文化内涵，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结晶。对这些非常珍贵的中华民族瑰宝，我们一定要用最现代的科技手段保护好，要不惜重金！” [3]

“做好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跃升，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敦煌莫高窟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和历史遗产高度重视，给予我们文物工作者深切的关怀。

2013年，我作为全国劳模代表赴北京参加了“用辛勤劳动托起中国梦—2013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26位全国劳模、39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共话中国梦—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问候了我，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敦煌文物工作的关心和重视。我说：“我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到北京参会的。敦煌研究院取得的成绩，是几代莫高窟人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通过脚踏实地的辛勤劳动实现的。让莫高窟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明珠永放光彩，是几代敦煌人梦寐以求的，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 [4]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我当时在美国，正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还要做主题发言。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你是樊锦诗吗？”我说：“你是谁？”电话那边就说让我赶回北京开会。我说我刚到美国，准备开会，还要发言，现在如果回北京的话还得赶回来，史学界有比我厉害的专家学者，可以找找他们。但是对方一再表示希望我代表史学界的代表参会。

当我了解清楚情况之后，立即返回北京开会。

我在会上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会后，我又多次学习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感受和体会到，习总书记的讲话有深刻的理论性，有很强的说服力，令人深受教育和启发，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习总书记还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总之，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 [5] 习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我作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倍感亲切、倍感鼓舞。敦煌学是一门“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献两大方面，涉及宗教、艺术、历史、考古、地理、经济、语言文学、民族、民俗等众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它属于交叉学科，其中也含有“绝学”、冷门学科的领域。习总书记的讲话，对包括敦煌学在内的交叉学科、“绝学”和冷门学科的发展既指明了方向，也寄予了期望。

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不能满足于以往成就，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力求突破创新，取得新的拓展。一方面应该发挥优势，集中国内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的高端学者和那些能够解读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专家，集中力量对丝绸之路与敦煌学难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对敦煌学与丝绸之路历史和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分别在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领域取得集成性成果，从而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丝绸之路文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也必将为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提供重要的文化参考。

我一点也不知道要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的事情。大概在2018年11月26日前后，有朋友给我发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关于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的公示》，里面有我的名字。这时我才知道。

12月5日左右，单位就通知我做好到北京开会的准备，但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活动。我那时不在敦煌，而在上海。因为事先不知道有如此隆重的表彰，没有特别准备衣服。12月13日到北京报到，还安排亲属、单位和省委组织部各有一人陪同。14日接到通知，晚上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的四十年”文艺晚会。到了人民大会堂落座之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等一下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入场，要从你们这一排人前经过，你们要做好准备。”我看到旁边的一位同志，正襟危坐，胸前挂满了奖章。再看自己呢，穿一件灰蓝色的毛衣，灰色羽绒休闲坎肩。有人说，你就这样见总书记呀，我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太礼貌。那到了这会儿还能怎么办？干干净净就好了。过了一会儿，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首先与我们这一排一一热情握手。

12月18日正式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这下我有点发愁，我只有一条黑色裤子，像样一点的上衣只有一件枣红色的毛衣。那天，我就穿着这件毛衣，围了条红围巾，去大会堂参加大会并领取了“改革先锋”奖章、奖状。我的双胞胎姐姐在电视上看到后很高兴，因为这件毛衣是她亲手给我打的。

这次大会开得特别隆重，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所有受表彰者都坐到了主席台上。李克强总理宣布大会开始后，先举行庄重的颁奖仪式，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同志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还宣布受表彰者的名单，给每位受表彰者冠予一个称号，如樊锦诗被冠以“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宣布表彰决定后，又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每位受表彰者挂上“改革先锋”奖章并颁发奖状。待所有受表彰者回到座位后，又有少先队员向受表彰者献花。这时中央领导人转过身，为受表彰者们鼓掌。我也曾获过一些奖，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表彰活动那样隆重、庄严。

颁奖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并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不懈奋斗发出了动员令。大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获奖者合影，并再次一一握手。在这种时刻和氛围下，我非常感动，但想到更多的还是，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几代人的奋力开拓和无私奉献铸就了今日的辉煌，国家综合国力极大跃升，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空前高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也高度重视。可以说，没有党和国家40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也没有敦煌事业的今天。

如果问我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后是什么感觉，那一定是内心十分激动，因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最高荣誉。但荣誉背后，我并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当前，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现状和发展前景均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这种巨大变化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众多成就之一。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改革开放分不开，和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的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分不开。所以这个荣誉应该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我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我也想到了敦煌研究院前辈们的筚路蓝缕，开基创业，想到了老彭的支持。我想，“改革先锋”这个荣誉可以告慰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告慰老彭，也一定会成为激励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2019年8月19日，是值得敦煌研究院和我永远铭记的一天。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莫高窟视察，他先后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看了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参观了莫高窟代表性洞窟，在敦煌研究院察看了珍藏的敦煌文物、壁画临摹品和学术成果，并在院里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我和其他两位同志的发言，发表了鼓舞人心的重要讲话。他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要关心爱护科研工作者，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平台，提高科研队伍专业化水平。他还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敦煌研究院75年里所做的工作，更为敦煌研究院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讲道，敦煌研究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今后要更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敦煌研究院要走出去、引进来，展示我国敦煌学的成果，掌握国际敦煌学的话语权；要做好敦煌流散文物的数字化回归，要做好敦煌文化艺术的数字共享，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要把敦煌研究院既建成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范，又要建成国际敦煌学的高地。他还殷切提出，文物保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文物要保护好，就得靠科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旅游是第二位的，不能只盯着几张门票追求经济利益。

莫高窟保护，任重而道远

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为人类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留下的一座多元文明荟萃的精神、文化、艺术宝藏。敦煌是历史文明的积淀，它守护过往，蕴育久远。面向未来，现代文明的进步，须要保护、记录、传承辉煌的历史文明，催生创新的激情。

敦煌研究院建院75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前辈们做榜样，薪火相传，凭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和弘扬传承敦煌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文物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成绩，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勇往前进。继续加大对文物保护的科技攻关力度；更加深入地挖掘、研究敦煌文化艺术价值，使其达到更大化；探索更加多样的传播方法和形式，丰富敦煌文化艺术的传播内容；充分发挥敦煌研究院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重要影响力，继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丝路沿线国家文化资源共享，联合建设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文物保护和文化弘扬基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新贡献。

我经历了伟大的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我的工作就是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服务，我一定要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一道，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把莫高窟做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做成可以积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世界性的遗址博物馆。

早在2003年，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自己对莫高窟及其保管机构敦煌研究院未来发展的想法：敦煌研究院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要有世界一流的遗产收藏、世界一流的遗产保护、世界一流的遗产研究、世界一流的展示服务，同时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我提出的这个框架，到后来即成为敦煌研究院规划的四个目标，即建成世界一流的壁画保护中心、世界级研究中心、世界级展示中心和世界级资料中心。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莫高窟保护任重而道远！我想，做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今要谈敦煌研究院的未来，只有不懈地探索奋进，不断地开拓创新，让敦煌这颗历史的明珠永远焕发出不朽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