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百年回望
如果要追溯敦煌石窟考古历史的话，有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初撰写的《西域水道记》，陶保廉于光绪辛卯年撰写的《辛卯侍行记》等，在敦煌地区的沿途考察中，对所经地域的城镇、人物、风俗、名胜、古迹、碑铭都做了记述，其中有关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考察记载。
1900年藏经洞发现后，很快引来了一些西方学者和探险家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劫掠。他们在考察中开始以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做了编号、测绘、照相、文字记录，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资料。
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先后两次到敦煌莫高窟考察。1907年第一次考察时，除了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和绢画外，他还对莫高窟的洞窟建筑、雕塑、壁画进行了考察，编了20个洞窟窟号，做了一些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他于192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千佛洞》，2012年印度钱德拉等人整理、出版了《印度国家博物馆藏敦煌的佛教绘画》，刊布了莫高窟壁画、绢画等照片和资料以及部分榆林窟壁画照片。
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调查，又骗购了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精华，同时对大部分石窟做了描述、记录，拍摄了照片，还第一次给莫高窟有壁画的洞窟做了编号，对石窟的年代和壁画内容做了考订，对残存题记进行了记录，这是最早以近代科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的编号和内容记录。伯氏于1920—1924年编著出版了《敦煌石窟图录》（1—6册）；1993年由我国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201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伯希和著，耿昇译的《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1914—1915年，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的基础上，对莫高窟做了比较全面、系统、详尽的综合性考察。除了对伯希和的测绘做了补充、修改，新编、增编了一些洞窟编号外，还逐窟进行了拍摄、测绘并做了较详细的文字记录，对重点洞窟做了临摹。在测绘南区洞窟单个洞窟平面图、立面图的基础上，拼合出了总立面图和总平面图，形象地记录了莫高窟当年的真实情况。他的测绘图和来自敦煌莫高窟的收藏品，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俄藏敦煌艺术品》共6卷，《俄藏敦煌文献》共17卷，这些成果直到近年才逐渐被整理发表。
1924年和1925年，美国华尔纳率哈佛大学考古队两次赴中国西北考察，除窃取了莫高窟第328窟一尊彩塑和十多方壁画外，也对敦煌石窟进行过调查，还对榆林窟第5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做了专题研究，发表了《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
这一时期，国外还有一些学者依据斯坦因、伯希和公布的照片和资料，对洞窟进行了研究。在分期研究方面，由日本学者小野玄妙于1924年首先开始，此后有1931年巴切豪夫、1933年喜龙仁等人发表研究文章。由于掌握的石窟资料有限，他们的分期大都失之偏颇。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他根据斯坦因、伯希和从敦煌骗购的藏经洞出土的绢画、纸画以及在敦煌拍摄的壁画照片，写出了图文并茂的巨著《敦煌画的研究》，初版于1937年，再版于1985年，至今仍然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参考书。但是松本的研究也有缺点，他没有将各类经变画放在中国历史和佛教、美术发展史的长河中进行系统地宏观考察，因而未能提示出各类经变画产生、发展以及式微的历史规律。他对壁画内容的研究主要是重于对艺术的描述。
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是敦煌石窟历史考古研究的发端，主要是对石窟的考察、调查、记录和资料的公布。同时，研究人员对石窟进行了一些粗疏的分期，还开始了对石窟内容的考释和研究。
1925年，北京大学陈万里随美国华尔纳哈佛大学考古队，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回去后所著的《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
1931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专论。
1941—1943年，张大千对洞窟做了一次编号清理，对洞窟内容做了调查和记录，对年代做了初步判断，之后出版了《莫高窟记》。他还指导谢稚柳完成了《敦煌艺术叙录》。后者对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结构、塑像、壁画、供养人位置及题记的记录。
1941年，教育部组织以王子云为团长，画家何正璜、卢善群等为成员的文物艺术考察团到敦煌，与中央摄影社合作，对莫高窟进行了调查和拍照。1942年，何正璜来莫高窟调查，根据张大千的编号，记录了305个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时代和保存现状，次年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
1942年，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考察莫高窟、榆林窟，还对敦煌周边古遗址做了调查。1942年考察的主要成果有石璋如整理的三卷本《莫高窟形》，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莫高窟各个洞窟的窟形做了测量、照相、文字记录。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对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还调查了敦煌的汉长城遗址，发掘了一些古墓葬。向达的两次敦煌考察，对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等。他以《瓜沙谈往》为总题，发表了《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四篇文章，创立了将敦煌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
第二个时期是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至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之前。
在于右任先生的倡导下，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44年在莫高窟正式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当时的研究所，在人员稀少、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背景下，做了许多保护、临摹、展览工作，还对敦煌石窟做了全面的清理，聘请工程师盛其立测绘莫高窟南区立面图，请陈延儒工程师测绘了部分洞窟的平面、剖面图。至50年代，又由孙儒僩、何静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区立面图。
研究所针对过去历次编号存在的多有遗漏和混乱无序的问题，做了一次全面有序的编号。这次编号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较以前的几次编号，有了较大的改进，便于使用和查找，这次编号使用至今。这一时期洞窟的调查、记录工作成果累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史岩调查完成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这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抄录汇集。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未刊），对洞窟的记录更为详尽。1946年阎文儒著《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对榆林窟的内容做了调查、登录和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将敦煌石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的调查与记录，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组织多人反复调查、核对、校勘、修改和补充；调查一次比一次更为完善，这些资料为日后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的出版奠定了基础。此外，研究人员开始围绕敦煌石窟对不同领域资料进行查阅和探索。这些应看作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开端，为日后敦煌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时期是从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发展时期，包括考古研究在内的各项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敦煌石窟的各项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这个时期，我国的一些考古学家探索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科学调查、记录，进而探讨排年、分期研究。50年代初，夏鼐在《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学》一文中，首先谈到了如何将考古学运用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的问题。1951年，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加强保护的建议，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石窟的建筑、壁画、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报告》一文。
1956年，宿白著《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札记》，初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研究，对莫高窟的北朝洞窟做了分期。1957年，文化部曾经召集专家学者制订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
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在此期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著名的《敦煌七讲》学术讲座。他指导学生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选择莫高窟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文字记录实习。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听取和学习了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之后，正式开始了对莫高窟崖面遗迹的全面测绘和文字记录，以及对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报告的文字记录、实测绘图和照片摄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测绘图和第248窟考古报告初稿。这是对石窟考古研究的初步实践。
这一时期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取得了很大收获。1963—1966年，配合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对莫高窟南区北段和中段长约380米的区域内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共清理出不同时期的22座窟前殿堂遗址、3个洞窟和4个小龛。底层洞窟之下发现的3个洞窟，不仅搞清了莫高窟崖面的洞窟分布有五层之多，而且揭示了莫高窟创建初期窟前地面高度，要低于现在的地面4米以上。修建现底层洞窟窟前殿堂遗址，乃唐后期窟前地面升高所致。探明了南区底层洞窟在五代、宋、西夏、元时期曾建有窟前殿堂，形成了“前殿后窟”的建筑空间格局，殿堂的建筑结构有包砖台基的殿堂式建筑和没有包砖台基的土石基窟檐式建筑两种。相当于五代、宋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整修，使莫高窟的外观达到了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时期。
过去的石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的调查、记录，在这个时期又做了进一步校勘、增补，使其内容不断完善、准确。在调查过程中对石窟内容和时代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发现。
第四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这一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
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扩建后的研究院扩大了编制，增设了部门，汇聚了人才，在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洞窟断代分期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为学术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石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调查、记录和出版。
石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调查、记录是石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至七八十年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复查、校勘、增补，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重要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终于问世，为学术界研究敦煌石窟提供了实用的权威基础资料。
第二，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再次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提上议事日程。经过长期的探索历程，扩大了考古报告的团队力量，在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考古报告编写小组，院里成立与考古报告有关专务部门组成的《全集》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全集》编辑出版规划，确定了石窟考古编写的体例，加强了科技手段。经过反复挫折、反复修改，综合考古、美术、宗教、测量、计算机、摄影、物理、化学等人文和自然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终于编纂出版了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第三，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
1979—1980年，恢复了60年代中断的莫高窟南区窟前殿堂遗址发掘。此次在莫高窟南区南段清理出的第130窟窟前下层遗址，是莫高窟窟前规模最大的铺砖殿堂建筑遗址。1985年，将“文革”前后的莫高窟南区窟前殿堂遗址发掘资料进行整理，出版了发掘报告《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
1999年10—11月，为配合莫高窟窟前环境整修工程，对第96窟（北大像）窟前和窟内进行了清理发掘。窟前发现了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时期的殿堂遗址和遗物；窟内发现了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时期的洞窟地面和遗物。这一次的发掘，首次发现了莫高窟初唐时期的窟前殿堂遗址，恢复了北大像的原有高度，为莫高窟南区窟前地貌变迁提供了资料。
1988—1995年，经过了对莫高窟北区洞窟六次大规模的清理发掘，这项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揭开莫高窟北区神秘的面纱，了解莫高窟的全貌和营建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莫高窟北区长达700米的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进行清理和发掘，探明该区共有洞窟248个（含已编号的第461—465窟），基本上弄清了每个（或组）洞窟的结构、使用状况、功能和年代。其中有僧众生活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仓储的廪窟、葬身的瘗窟等，形制有别，功能不同。洞窟的分布大致是，北朝洞窟从该区南部开始，隋唐的洞窟分布在中部，西夏之后的洞窟集中于北部。清理中还出土了不少遗物，有钱币类的波斯银币、开元通宝、宋代铜铁钱币、西夏铁币，木质文物的木雕彩绘俑、回鹘文木活字，泥塑类的脱塔、脱佛、影塑经变，金属类的铜质十字架、铁质削刀以及文献类的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梵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日常生活用品等。遗迹和遗物说明北区是僧众活动的区域。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三卷。
莫高窟南区遗址和北区洞窟的全面清理，既揭示出了莫高窟在漫长的营建过程中外貌景观的变化，也揭示了莫高窟在公元4—14世纪不仅持续不断地修建了南区众多的礼佛窟，而且还在北区修建了僧众从事修行和生活的洞窟。两种不同性质、功能的洞窟既做了分区布局，又组成了统一、完整的石窟寺。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将有助于进一步探明莫高窟的性质、功能和营建历史。
第四，石窟的分期与断代研究。
运用历史资料，首先要搞清其年代，年代不明，其历史资料就无法应用。要研究古代石窟寺，也同样要弄明白洞窟文物的年代。因此，洞窟的分期和建造年代是石窟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在这一时期对洞窟分期断代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大量没有纪年的洞窟，采用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对洞窟形制结构，彩塑和壁画的题材布局、内容等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别，分类进行型、式排比，排出每个类型自身的发展系列；又做平行不同类型系列的相互比较，从差异变化中找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将类型相同的洞窟进行组合，从雷同相似中找出时间上的相近关系，并以遗迹的叠压层次关系，判断洞窟及其彩塑、壁画的相对年代。又以有题记纪年的洞窟作为标尺，结合历史文献断定洞窟的绝对时代。采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唐前期、吐蕃时期，以及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时期的洞窟分期断代，揭示出了莫高窟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特别是分出了莫高窟北周、回鹘时期的洞窟，以同样的方法，对莫高窟北周时期洞窟做更进一步的分期排年，排出了这个时期十余个洞窟年代上的先后关系。对莫高窟中心塔柱窟做了分期和年代探讨。
2. 史苇湘认为：“编辑整理石窟内容总录，分期断代与内容考证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关键环节。我们在石窟调查中发现考证一些壁画的内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内容作为佐证。” [1] 史苇湘结合敦煌文书和石窟资料，主要从佛教艺术史角度，对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与考古分期相比较，两者的分期结果基本一致，如莫高窟北朝洞窟也是分为四期，各期包括的洞窟也完全一致。
3. 依靠洞窟的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碑铭，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出了一批唐、五代、宋、西夏时期洞窟的具体修建年代及其窟主。根据崖面的使用情况，将洞窟崖面排列顺序与窟内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相结合综合研究，断代排年。
运用不同方法对洞窟分期和年代的研究，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在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研究中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各项研究提供了时代依据，为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建立
“考古”一词，汉语早已有之，北宋元祐七年（1092）金石学家吕大临就曾著《考古图》一书，但当时所谓的“考古”，仅限于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古物的搜集和整理。近代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古器物学”虽接近于近代考古学，但其含义和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并不是一回事。
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简单说就是对于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记录。科学的田野考古和科学的田野考古报告的出现，使考古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正式成为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留学欧洲的考古专业人员把西方的考古学带入国内，也把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带了回来。考古就是对遗址进行科学的挖掘和记录。
考古学的年代学也称“地层学”或“层位学”。“地层学”是由地质学引入的名词。地质学中的地层学，目的是研究地球形成的历史，其研究资料是由各种岩石形成的一连串地层系列，这是在自然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考古学中的地层学，目的是研究人类形成的历史。天然形成的土层称“生土”，由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土层称“熟土”。在多种人为力量的连续作用下堆积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地层（考古学称为文化层）系列。古代的遗迹和遗物在一般情况下，是顺着年代顺序被埋在地下的，就是说下层地层出土的遗迹和遗物要早于上层地层出土的遗迹和遗物。我们可以用文化层的相对位置来判断考古出土遗迹和遗物的相对早晚年代。
简单来说，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清理，就是从地面按照土层结构，一层一层地往下挖掘，每一层土层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它会分别出土不同的器物。比如说发现青花瓷了，那可能是明代、清代，也可能早到元代。再往下挖，也许会看到“开元通宝”，这就有可能是唐代的地层，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晚期的地层也有可能保存早期的器物。再往下挖，一层一层直到挖到生土层。已经发掘的每一土层的遗物都要分开记录，及时贴上标签，分别保存，不然回到室内就无法整理。还要同步照相、测图和记录，挖掘的过程和发现的遗物都要记录在案，这样最后整理出的考古报告得出的结论才能有根有据。
石窟考古，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石窟，对于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敦煌石窟而言必不可少，因为它是深入敦煌石窟研究的基础。那么，怎么做敦煌石窟考古呢？
我的业师宿白先生有个外号，叫“活字典”，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你问他什么他都能给你解答。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的遗迹和遗物特别庞杂，如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城市规划、瓷器、窑址、丝绸……他博学多才，什么都能讲授。我想，有这么一位师长，真是太幸运了。
早在我还在读中学的1957年，在文化部的高度重视下，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自主持，制订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由当时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家等20人组成编委会，当时宿白先生是编委会中少有的几位青年编委之一。编委会先后开过三次会议，出台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的草案，说明了编写、出版一部系统地著录敦煌石窟全面资料的出版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诚然，当时想做的实际是“敦煌石窟记录性图录”形式，不同于现在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又因当时没有考古人员参与这项计划，工作很难展开。
20世纪60年代，宿白先生带北大学生到敦煌实习，特地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系列专题讲座，一共讲了七讲，这就是今天文物界广为人知的《敦煌七讲》。正是在这次系列讲座中，宿白先生首次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系统阐述了理论和方法，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宿白先生将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田野考古发掘的遗迹和遗物的科学记录，与对全国石窟的长期调查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和思考研究后创立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在《敦煌七讲》这个系列讲座中，他提出了许多创见。
他的石窟考古研究观念，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内外学者都用美术史的方法调查研究石窟寺佛教遗迹的状况，为我国建立了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石窟寺佛教遗迹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对于全国石窟寺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
宿白先生在讲《敦煌七讲》时，特别讲了敦煌石窟的“正规记录”。宿先生所说的正规记录，就是用考古学方法来全面记录石窟，即通过文字、测绘、摄影的手段，完整、科学、系统地记录石窟。要记录的内容包括洞窟内外的结构、塑像和壁画的各种遗迹及遗物的测绘，尺寸登记表、照相草图和登记工作，墨拓工作，文字卡片记录和简单小结卡片等。他认为正规的石窟记录“即是考古学的全面记录”，“就是石窟的科学档案，也就是对石窟全面了解的材料”。这样可以永久地保存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永久地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科学资料。
宿白先生认为“正规记录”的作用和意义还不止于此，他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可以根据正规记录，在石窟“破坏了的时候，能够进行复原。这一点对石窟遗迹来讲，尤其重要”，“从逐渐损坏到全部塌毁，要知道它的原来面目，就需要依靠全面详细的记录”。
具体地说，当时宿白先生就提出了要求实测洞窟与洞窟之间连续平面、立面图，分窟的平面图，纵、横剖面图，各壁的立面、壁画原画和后画的实测图，窟顶的实测仰视图，塑像原塑和后塑的正视、侧视实测图，窟前木结构和遗址实测图，轴测投影图；要将洞窟结构、壁画和彩塑各个部位的尺寸全面登记；对洞窟与洞窟的关系，洞窟的外立面，洞窟结构、各壁立面、壁画、彩塑、窟顶、窟前木结构和遗址全面照相记录；对上述测绘和照相所记录的各个部分以及眼睛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做出全面、翔实、客观的文字记录；在实测、登记、照相、文字等客观记录的基础上，对记录内容进行小结，对洞窟与洞窟之间的关系，洞窟的原修与重修，坍塌情况，壁画和彩塑的原修、重修及保存状况进行小结。
宿先生在讲《敦煌七讲》时，不仅讲了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还讲授了“敦煌两千年”的历史，“石窟寺考古学简介”，“石窟寺研究的专业知识”，其中包括做石窟寺研究必须准备的“历史知识”“艺术史知识”“佛教著述和敦煌遗书的知识”“石窟寺研究成果的知识”“石窟寺专题研究知识”等，“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重要问题”“石窟记录与排年”“佛像的实测和造像量度经”等。宿先生的《敦煌七讲》，可以说开创了讲授敦煌石窟和敦煌学研究的先河，对推动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展石窟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打下了理论基础。
宿先生通过讲授《敦煌七讲》，建议敦煌文物研究所要把编写科学、完整、系统的多卷本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提到议事日程上。
学术界一直希望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能将宿先生开创的以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法指导的石窟记录工作进行下去，能有计划、有体系地刊布敦煌石窟的分卷记录性考古报告。但由于工作量大、牵涉面广，缺乏专门的团队，这项工作进展迟缓。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创造条件，组织力量，加大力度，记录性考古报告工作才有进展。到了21世纪初，经过反复修改，并经宿先生的指导，考古报告的第一卷才得以完成和出版。
考证与分期
佛教考古涉及的研究方面很多，可做断代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佛教史研究、艺术史研究或综合研究、各种专题研究等。考古研究也好，石窟艺术史的研究也好，石窟的分期断代是个基础。做考古研究之前，必须先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分期断代和考古报告，否则无法开展对石窟的深入研究。
什么是分期断代呢？简单地说，任何研究工作都离不开收集资料，收集资料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判断材料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对田野发掘的考古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时，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先判断遗迹和遗物的年代问题，年代不清，资料便无法引用。这是一项基础的考古研究。同样，对石窟寺洞窟研究时，也要首先判断其年代。分期断代不能有主观的想象和臆测，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和论证。宿白先生在《敦煌七讲》中讲了石窟寺考古的年代学和类型学的分期断代方法。
考古学的年代学分期断代方法，是指用文化层次的先后来判断考古出土遗迹和遗物的相对早晚年代。还有一种方法是类型学，即通过科学地归纳分析对考古资料进行分类。对石窟寺的类型学研究而言，就是对若干洞窟中的每个洞窟的建筑形制、塑像、壁画、纹饰和技法的分类排比，研究其演化过程和规律，从而排出许多序列。类型学的另一个部分是组合问题，如许多序列中有多个系列的变化时期相同，则可归纳为同一组合，也即同一时期。这种成组的变化可作为分期的标准，不同的组合，即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组合，又有了不同的时期，即有了分期。由此可确定各洞窟的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我就是遵照宿白先生讲授的这种分期断代方法，做的敦煌莫高窟的北朝、隋代、唐代洞窟分期工作。
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开始学术研究很晚，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做研究，大量的时间都荒废了。我是学考古的，当年我来敦煌主要是为了做出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仅仅出来第一卷，我觉得我欠的债太多了。如果说还做了一些事的话，就是我和石窟考古的同事合作做的敦煌莫高窟分期断代研究。我们引入年代学和类型学的考古学方法，经过对洞窟资料的反复排比和分析，结合洞窟中供养人题记、碑铭、敦煌藏经洞文献和历史资料，对敦煌石窟早期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十多个洞窟和中期隋唐时期的三百多个洞窟做了断代分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的分期研究》等论文。
敦煌石窟分期断代的学术成果既完成了对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确定了一批洞窟本身的时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还为敦煌石窟的各项人文学科研究奠定了时代基础。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和采纳。
分期断代的研究很重要。莫高窟第290窟的开凿年代过去众说纷纭，日本小野玄妙认为此窟是法良禅师所开，向达先生认为是北魏正光时期开凿，日本福山敏男认为是西魏时期开凿。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马世长、关友惠联名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的文章，我们以北朝仅有的第285窟北壁西魏大统四年至五年（538—539）纪年题记为标尺，采用考古学类型学排比分析的方法，将莫高窟十六国北朝时期洞窟分为四期。根据第290窟的各种特征，排列在第四期，即相当于北周（557—581）时期，得到学界认可。后来，我发表了《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的文章。此文运用图像学的方法，考证出莫高窟第290窟窟顶画面的题材内容是佛传故事画，还阐述了在北周时期的洞窟绘画长达87个画面的长篇佛陀传记故事，与北周佛道斗争和北周武帝灭佛的关系。这些研究的基础，是对洞窟及其佛传故事画内容的准确的时代判断，由此文章的论断才能够成立。
考证和断代分期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需要通过很多历史文献和资料，以及具体的勘查最后确定下来的。比如对敦煌吐蕃占领时期（786—848）莫高窟洞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首先系统地收集吐蕃占领时期约57个洞窟的资料，包括洞窟结构，壁画的布局、题材与内容，塑像的组合与内容，造像特征，供养人服饰等，参考了前人在装饰图案与屏风画方面的研究成果，选出了47个保存较好的洞窟。研究人员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纪年洞窟为标尺，按照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以上各项资料进行分类排比，按各类型自身的发展规律排出序列，然后分析各洞窟在类型上的异同，从而将相近洞窟进行组合，再根据文献资料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结合洞窟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分期与年代的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
因为莫高窟吐蕃时期的洞窟紧接盛唐时期的洞窟而建，在做吐蕃时期洞窟资料排比分析时，还必须将之与前代盛唐时期洞窟的承接和区别做比对，弄清其特征的发展变化，要对盛唐末期的洞窟从窟形、塑像、造型、装饰图案等方面一一考察。比如盛唐末期的前一阶段的菩萨身形有明显的“S”形曲线，不佩戴长璎珞，头部较初唐变得较小，面型宽短且五官细小集中，脖颈粗短，腹部进一步增大且圆鼓，肌肤丰肥。到了后一阶段，菩萨的身形变得直立而无曲线，不戴冠及装饰品，上身着圆领小衫，披巾宽大，下着曳地长裙，花卉图案色调清淡，神态端正凝重，气度雍容典雅，更富女性特征。此类形象的特征更接近吐蕃时期的造型，为吐蕃时期造型样式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而“开凿有人，图素未就”的洞窟，正是当时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表现。因此还要结合文献研究“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的社会状况，才能了解清楚敦煌佛教活动受到的影响，甚至洞窟停工的原因。根据洞窟的比对，文献的研究，确定吐蕃统治的早期共建洞窟约29个，补绘前代洞窟约20个，后代重绘者约5个。吐蕃统治晚期，共开窟约28个，后代重绘者约6个。
在分期研究的过程中，我也考证出了一些原来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我主要从事敦煌石窟考古研究，虽然并不专门从事藏经洞敦煌文书研究，但也离不开这些文书资料。因要研究敦煌石窟佛传故事画，也要寻找藏经洞文书中与佛传有关的内容，我查阅了藏经洞出土P.3317号文书《〈佛本行集经〉第三卷已下缘起简子目号》（以下简称《简子目号》），撰写了《P.3317号敦煌文书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及其榜题关系研究》。
该文书存56行，首尾完整。古代佛教将释迦牟尼佛一生之传记故事，称为“佛本行”。该文书的题目本身已明确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它的内容源于《佛本行集经》的第三卷已（以）下缘起（开始的）简子目号（选出的佛传故事情节，用简约的文字逐一列成条目，每条条目作为子目，按故事情节的顺序，以自然数字序号系统地编排为一份完整简要的子目集成）。
经与隋代阇那崛多所集的《佛本行集经》核对，《简子目号》虽在佛经中找不到对应的文字，但均是从该经经文中提炼的佛传故事情节。《简子目号》的子目情节相连，排列有序，共118条，其每条子目的文字少则几个字，多则十多个字，每条子目之末都有一个“处”字，应是一份佛传故事情节集成的目录性文书。那么为什么要写这件文书呢？
《简子目号》文书的内容源于《佛本行集经》，共118条。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及画面上榜题文字的内容也出自《佛本行集经》，有128个画面，数字比较接近。既然两者有相似之处，我就将它们做比对，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因藏经洞有一些出土文书是属于莫高窟壁画榜题文字的底稿，我曾经猜想《简子目号》文书的子目文字，是否可能是佛传故事壁画上榜题文字的底稿。经比对研究，我发现《简子目号》的子目文字的佛传故事情节和佛传故事画及其榜题文字相合，但不相同。所谓相合，是指两者所表达的内容一致，且都指向同样的画面，这说明它们存在着某种联系。所谓不相同，是因为《简子目号》的子目文字，与佛经经文不相对应，字数较少，只点出了佛传故事情节，而佛传故事画上的榜题文字较多，少则三四十个字，多则一百多个字，且是直接摘录于《佛本行集经》经文。所以，完全可以排除《简子目号》的子目文字是佛传故事画榜题文字底稿的可能性。那么，《简子目号》的子目文字与佛传故事画及其榜题文字又有何联系呢？
再观察第61窟的三十三扇屏风所绘佛传故事画，并不是平均分配画面，每屏画面多少不一。少则一屏两个画面，多则一屏八个画面，还有一屏三、四、五、六、七个画面的。每屏无论画面多少，画面情节及其榜题文字的内容都相吻合，三十三扇屏风与屏风之间画面情节及其榜题文字的内容又是相连相续的；《简子目号》除少量子目外，大多子目的顺序基本与第61窟佛传故事画面情节及其榜题文字的内容相一致。
这足以说明《简子目号》与第61窟佛传故事画面情节及其榜题文字之间有关联。那么是什么关联功能呢？第61窟三十三屏128个画面一个不漏，并连接有序，没有错乱，说明上壁面绘画的128个画面的佛传故事不可能是随意绘画的，应有事先的设计布局。既然《简子目号》与第61窟佛传故事画和榜题文字如此相合，则可推断《简子目号》为第61窟佛传故事画和榜题文字的情节设计稿。此稿的完成大致经过如下：首先从《佛本行集经》第三卷以下至第四十二卷的相关卷次中选出佛传故事情节的所需经文；接着从选出经文中提炼出佛传故事需要的情节，形成简约文字的一个个条目，即子目；然后将单个子目按佛传故事情节发展顺序进行排列，依次在每个子目前冠以数字序号，在排序好的子目旁，以小字注写相关子目的《佛本行集经》的相应卷次号，为了做好佛传故事画的总体布局和每个画面情节内容的准确定位，在条目后缀以“处”字；最后，依照《简子目号》子目旁所注的相应卷次号，从《佛本行集经》中摘录相应经文，形成书写于相应画面的榜题文字。
《简子目号》产生后，设计者和绘画者为了将其设计的128个画面全部绘制于第61窟南壁后半部、经西壁至北壁后半部下部的45.9平方米壁面上，根据莫高窟中唐以来故事画多半绘于屏风上的传统与佛传故事画内容的需要，将45.9平方米壁面划分为三十三扇屏风。128个画面要画在三十三扇屏风内，没有一番精心的整体划分，是无法安排好的。为了给每个画面做出具体准确定位，只有将《简子目号》写有数字序号并尾缀“处”字的整条子目文字，书写于每扇屏风已划分好的相应壁面的位置上，表明此处壁面是应画某情节之处，以保证绘画过程各个情节准确到位，不会发生错乱。至于《简子目号》的那些子目条文，在佛传故事画的绘画和榜题文字的书写过程中，势必已逐渐被覆盖了。
因为没有发现第61窟佛传故事画的画稿，也没有掌握如何绘画的证据，所以我无法说明第61窟佛传故事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只能破解《简子目号》文书乃第61窟佛传故事画及其榜题文字的情节设计稿，指导着佛传故事画绘制的全过程。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简子目号》应产生于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因第61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妻“浔阳郡夫人翟氏”的功德窟，此窟建造于五代（947—951）。曹氏归义军政权在敦煌设置了画院，因此，《简子目号》及根据此文书设计绘画的第61窟佛传故事画及其榜题文字，均应由曹氏画院的画师所作，他们甚至可能是莫高窟第61窟及其壁画、彩塑的作者。
考证和发现的过程是缓慢和艰辛的。但是这是基础，只有你弄明白了，搞准确了，别人才能放心地使用，否则就会以讹传讹。佛教考古必须要熟悉佛教经卷和文献，这样才能将壁画内容与文献内容做比较，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读。
比如世俗画的研究，敦煌壁画中的世俗画有很多表现的是民间宗教仪式，也就是做道场。做道场需要有请神送神的仪式。世俗画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习俗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绘画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是什么？这样由世俗画的研究就会辐射出许多历史、宗教、哲学、习俗、礼仪的问题。所以，敦煌学的研究，如果要深入，就必须下基础的功夫。
如果敦煌学的基础工作不扎实，就会影响未来学术研究的高度。实物研究必须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文科和理科必须结合起来。如果固守一小块研究领域去钻牛角尖，钻着钻着，就会停滞了。比如说《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都有经变，需要有人系统研究，这些经变所依据佛经的不同译本和来源都需要下功夫考证，设法弄清楚。夯实最基础的研究，做最扎实的学术，这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学风。
我们做的研究必须要经得起后人的检验。佛教考古只要钻研进去，是没有底的。有时候人家问我，你在那里待了五十多年了，你老专家都弄通了吧？我说，很惭愧，没有。每一个洞都有其主题，有其功能，有的我说得清，有的我说不清。佛教考古只是一个专业，敦煌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仅靠一个专业是做不好研究的。敦煌学的研究要多专业、多学科结合，方能做出学问。
为了“还债”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苏秉琦先生特意找我谈话，叮嘱我到敦煌后要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宿白先生更是非常关心这件事。可是这个报告迟迟没有完成，这是我平生欠下的最大的一笔债。自大学毕业到2000年前后，我在敦煌工作已近四十年，报告却还没有完成。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宿白先生来敦煌讲学，他特意来看望我。到了宿舍，发现我桌子上放着一些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材料和文件，就问我：“你弄这个干什么？”我回答宿先生：“我现在分工负责敦煌的保护工作。”
宿白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保护吗？”我说：“我不懂。”宿先生说：“你不懂你怎么管？”其实，我非常明白宿先生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好好做学问，专心做自己的考古研究，其他事情少管，不能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和自己专业无关的事情上。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只有咬牙坚持，心下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还是会回到石窟考古的。
我刚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时，曾试着做过莫高窟北魏第248窟考古报告的初稿，这只能算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习作，谈不上什么成果。后来，“文革”使业务工作长期停顿。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已恢复正常业务工作。因人手不足，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到80年代后期才得以恢复。因工作量大，有不少难点，考古报告工作进展缓慢，但我们还是在努力做测绘，收集资料，做好文字编写工作。
2000年前后，我们带着尚未完成的考古报告和遇到的问题，来到宿先生家里，向他请教，征求意见。此前，宿先生许久听不到我做考古报告的消息，误以为我根本就不搞考古报告了，不免对我这个学生有点意见。我突然来向他请教，他奇怪我怎么又做起考古报告了。宿先生直截了当地说：“你怎么现在想起写考古报告了，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我当时哭笑不得，只能说：“宿先生，我拿这个考古报告怎么树碑呀？考古报告能树什么碑？”其实宿白先生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常有电视台采访我，有报道我的新闻。所以宿白先生是想借此机会提醒我，不要老在电视里晃来晃去，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要专心致志地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
过了一阵子，我又去向宿先生请教，他又问我：“你写考古报告是不是为了树立政绩？”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宿先生，您真了不起！居然还知道‘政绩’这个词。我要是为政绩的话，就不知把多少升官的机会丢掉了。”宿白先生不说话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我负责的考古报告第一卷工作将要完成之前，我再去向宿先生请教，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一次我不说话了，只是点头。宿先生问我：“你是不是为了还债？”还债，就是还债，确实是还债！我心下暗想，如果不把石窟考古报告做出来，这一辈子到敦煌来干什么来了？把院长当得再好也没用。宿先生当时又慢悠悠地说：“现在书太多了！”我也慢悠悠地跟他讲：“我做完第一卷，还要继续做后面的考古报告，问题是考古不好做。聪明人、能干的人都不爱做这个事，那么就让我这样的笨人做吧。”
这就是宿先生的风格，他对自己、对学生严格了一辈子。他从来也不表扬学生，永远都是敲打。他可以对不认识的人非常客气，但一旦发现自己学生的问题就立马“收拾”。我理解宿白先生说“还债”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你终于回到正题了，做了该做的事了。当年，宿先生把我带到敦煌去实习，就是希望我在学术上能够做些成绩，可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为了敦煌的事业，几乎耽误了自己的专业。宿白先生是出了名的严谨和严格，毫不客气地对自己的学生“当头棒喝”，不过正是宿先生的“棒喝”，才督促了我，才使我不忘老师的叮嘱和要求，不忘自己作为石窟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才促使我下了不完成一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就不罢休的决心，也教会了我一辈子无论做事、做学问，都要守一不移。
宿白先生严格，但是也很爱学生，如师如父。有一年，我回北大，为的是完成一篇论文。当时宿先生不在北京，但是他念及我没有地方住，就告诉我到哪儿取他家里的钥匙，让我住到他家里去。还说等他回来要再请我吃饭。后来很多次我去北京拜访宿先生，宿先生都要留我在家住。我少年离家，父亲过世早，常年一个人生活在西北大漠，早已把北大和老师的家当成了精神上的家。宿先生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些。
2016年9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邀请我回母校做访问学者。那一次我和老彭一起回母校，我们两人就一同去看望宿先生。当时宿先生已是九十四岁高龄了，见到我们他很兴奋，表扬了彭金章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考古报告。宿白先生从来不表扬学生，这次表扬老彭是很少见的。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重要和困难
敦煌石窟是甘肃省西端的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县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等石窟群的总称。这些石窟都在古敦煌郡境内，地域相近，历史条件相同，内容相仿，风格相似。
莫高窟是敦煌石窟中的典型，也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峭壁上，坐西朝东，前临宕泉河，遥对三危山。它创建于公元366年，连续营建十个世纪，14世纪停止开窟，经历从北凉到元十个朝代。莫高窟崖体高30到50米不等，崖面上洞窟左右毗邻，密若蜂房，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四至五层，分为南、北两区。在1700多米长的峭壁上，现存735个洞窟，其中南区487个洞窟内有塑像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是礼佛的殿堂，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内存有50000余件文书和艺术品；北区248个洞窟，除5个洞窟外，其余洞窟无塑像和壁画，只有土炕、灶台和小壁龛，是和尚修行坐禅、生活居住的场所。人们进入有彩塑和壁画的洞窟，在面前展现的是领域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艺术美不胜收的文化艺术殿堂，它形象地反映千年佛教和佛教思想的发展和本土化演变；2000多尊彩塑，真实地了反映了千年彩塑发展创新的成就和脉络；数万平方米壁画真迹，真实地再现了已失传千年的诸多绘画名家的人物画、建筑画、山水画、花鸟画、经变画、图案画等不同画种发展创新的成就和脉络；壁画中描绘了千年间农耕狩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音乐舞蹈、体育百戏等充满情趣的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场景；又是千年中外文化艺术和我国多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见证。莫高窟艺术的成就，是世界上留存至今的任何佛教遗址所无法比拟的。站在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莫高窟代表了世界多种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艺术的杰出成就，也是世界多种文明融合的结晶。由于莫高窟具有特殊的和无与伦比的珍贵价值，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我到敦煌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从事石窟考古的工作，特别是要做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文革”前自己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当时做考古报告的时间极短，没有多少想法，只是沿袭实习时的做法而已。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刚恢复业务，我想自己还没有做什么业务，却已在敦煌度过了二十载，内心很着急，想尽快恢复石窟考古报告的工作，可是做来做去没有什么进展，越做越难。因此，我的内心十分苦恼、焦虑、无奈，也非常自责。
当时，全国各石窟寺保管研究机构，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没有拿出过一部石窟寺考古报告。虽然日本学者采用文字、照片、测绘、拓片等手段，编写出版了大型《云冈石窟》报告，但也只能算是调查报告，称不上真正的石窟考古报告。可以说，石窟寺考古报告并无先例可参考。
那么，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好呢？我再次学习了宿白先生《敦煌七讲》的“正规记录”，在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我反复考察敦煌莫高窟崖面和洞窟的特征，又阅读了一些非石窟寺的考古报告，对敦煌石窟报告究竟怎么做进行了反复思考和探索。
古代遗迹和遗物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古老的遗迹和遗物，均已经历了久远的时代，因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作用，几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病害，处于逐渐退化的状态。科学的保护纵然能延长它们的寿命，却很难阻挡它们逐渐退化，它们很难永久存在下去。具有特殊的全球性价值的敦煌莫高窟也不例外，所以做好石窟的调查记录十分重要。
20世纪以来，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的国内外敦煌学各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绍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就有大约两百多种。然而，迄今还没有一部科学、完整、系统地著述敦煌石窟全面资料的出版物。可是，文物保护专家，艺术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期盼了解掌握敦煌石窟每个洞窟的全部信息资料。故及早规划并编辑出版多卷本记录性的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对于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无疑十分必要，对于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石窟遗存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而完整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文物修缮乃至复原的依据。
做好不可不做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对石窟考古工作者而言是不可推卸的职责。再麻烦、再难，也要按照石窟寺考古学的“正规记录”方法，通过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全面、翔实、客观地记录下洞窟所有遗迹和各种现象。这确非容易之事。因为留存到今天的洞窟，多则一千六百多年，少则八百年，每一个都是内容丰富、辉煌灿烂、各呈特色的博物馆。洞窟所有遗迹和各种现象的记录之复杂可想而知。这个记录不只是对洞窟在石窟群中所处的位置、层次、高度、方位等的简单记录，还包括洞窟建筑结构、洞窟中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等。
从内容来看，除题材内容外，壁画中丰富的人物、建筑、服饰、器具、乐器、舞蹈、山岭、河流、图案纹样等内容，也都是各种专题研究的重要历史资料，都是不能不记录的重要信息。从彩塑和壁画作为古代艺术品的角度来看，其造型、面相、动态、姿势、构图、敷色、线条用笔等特点，以及制作工艺等，也需要记录下来。从保护和研究的角度来看，敦煌石窟的洞窟建筑结构以及彩塑、壁画使用的泥土、木料、草料、颜料等制作材料，也必须一一记录下来。泥土是什么成分，木料取自哪种树，草料来自哪种草，这些问题都必须研究清楚。颜料则更为复杂，不同颜色，甚至同种颜色无机颜料的矿物质组成各不相同，不同颜色有机颜料的有机染料的组成也不同；还有使用这些材料的制造工艺，都必须记录下来。从洞窟的历史变迁方面来看，一定要阐明原建、原状，是什么时代，为什么；有没有重建、重画、重塑；如有，是发生在什么时代，为什么；洞窟在历史上有无损毁、坍塌、修缮的遗迹，损毁的年代及程度等具体状况，现当代对其保护、修缮、加固的各种举措等。上述方方面面的资料信息，皆要全面、系统地调查、提取、整理、研究，通过文字、测绘、摄影等不同方法记录下来。
做一部记录洞窟全部遗迹的石窟考古报告，成为真正能够永存的敦煌石窟科学档案资料，可谓一项复杂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
困难之一，是多卷本考古报告的编排和体例问题。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考古报告涉及敦煌研究院负责保管的敦煌莫高窟南区487个洞窟、北区5个洞窟，共492个洞窟（北区243窟业已编写出版《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西千佛洞19个洞窟、瓜州榆林窟41个洞窟，三处石窟的洞窟总数达552个。《全集》必然是由多个分卷洞窟考古报告组成的，这就存在分卷的编次问题。
分卷的编次可以有不同的排列，或按洞窟考古的先后排列；或按先重点、后非重点的顺序排列；或按窟号的顺序排列；或按洞窟的时代排列，并且每个分卷的分量不能有太大差异。如果编排不当，会造成整个多卷本《全集》的混乱和重复，所以要做好整体规划，选择较合理和规范的编排方法。尽管各个分卷的洞窟并不相同，但编写体例应该基本统一，否则就失去规范，造成混乱。
困难之二，是石窟测绘的问题。敦煌石窟及其窟内壁画和彩塑均不能移动，洞窟结构比较复杂。洞窟的窟形是通过手工打凿形成的，其大小高低形制全凭工匠感觉，靠目测观察、估算而成，看似规整，实际从窟形、佛龛、中心方柱、佛坛、窟顶到四壁，上下左右无一规整。四壁和窟顶的壁面看似平整，实际无论纵向或横向均不平整，略呈波浪形，壁与壁之间无直角。这些都给测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传统的手工测量工具，有小平板、三角尺、皮尺、垂球、方格网等。多年实践证明，用手工测量工具测量结构复杂而极不规整的洞窟及其彩塑和壁画，做不到准确，误差特别大，无法得到科学数据，那么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测绘图，考古报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数据记录，有待改换先进的测量工具。
困难之三，是制作材料的提取和复杂的内容记录问题。佛教神祇的生动彩塑，内容丰富的灿烂壁画，它们由草料、木料、颜料和泥土等多种物质材料构成，靠精湛的制作技术造就。它们又都由多层构成，如壁画支撑层的石壁、壁画地仗层的草泥、绘画层的多种和多层颜料；彩塑有骨架、捆扎的草绳、地仗层的草泥、绘画层的颜料等。这些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是考古报告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属于遗迹信息，不仅要细致观察和记录，而且要融合理工科的多种学科知识。洞窟内除洞窟建筑、塑像、壁画的主要内容外，壁画中还涉及服饰、器具、建筑、纹样、美术等多种内容，这些内容又涉及佛教题材之外的多种专题问题。
困难之四，考古报告编撰的工作量较大。
为了做出一卷真正科学、完整、系统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只有调动自己的思维，寻找和学习突破困难的科学方法！
四十年终于完成《敦煌石窟全集》首卷
经过多年思考研究，与多学科合作，不断增强团队力量，特别是邀请了文物出版社原图书编辑部主任、资深编审黄文昆先生的加盟，又反反复复修改，2011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被认为标志着石窟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分卷编排规划的制定，来自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那就是：经过对敦煌石窟崖体上洞窟分布的细致观察和分析研究，发现洞窟开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极密切的关系。为了使《全集》所含所有洞窟的考古报告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学术性，并为今后《全集》考古报告能有序地、持续地进行下去，我们选择了以洞窟时代为序编排。我们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断代分期研究成果，经过反复推敲，确定以洞窟开凿时代的早晚作为脉络，兼顾洞窟布局形成的现状，编制了多卷本《全集》考古报告分卷规划。规划包括各分卷的洞窟组合、编排序列，以及编辑体例等。其他排列方法多带有主观因素，缺乏科学依据，因此均不予采纳。
《全集》拟分为“敦煌莫高窟分编”“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瓜州榆林窟分编”三部分。通盘考虑三处敦煌石窟的数量、体积、保存程度等具体状况，《全集》拟编成100卷左右。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包括公认敦煌建造最早的“早期三窟”。由此卷开始至第86卷为敦煌莫高窟分编，第87卷到第89卷为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第90卷至第99卷为瓜州榆林窟分编，第100卷为总卷。
《敦煌石窟全集》是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而一直未能付诸实行的老课题。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科技发展表明，在新时代完成这一重要课题，应以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资料，取代20世纪50年代规划的“记录性图录”的形式。《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就是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的成果。
报告根据敦煌石窟特点，以独立的单个洞窟，或以成组洞窟为单位分别设章。每个洞窟由窟外而窟内，先洞窟位置，后洞窟结构，再分层分壁叙述。彩塑、壁画及坍塌破坏和近现代遗迹等，分别依次设节，记录阐述各种遗迹。对各种遗迹的所在位置、内容、特征、尺寸、制作技术、颜色、保存状况都加以详细叙述，有的还辅以表格说明。每章之后，概述洞窟营建历史和内容特征作为小结。报告最后一章为结语，综述本卷各窟的内容、性质、功能、特点，重点阐明早期三窟受到来自西域影响和基于本地传统的各种因素，并分析各洞窟的时代。报告的文字力求简明、准确，结合测绘图和彩色图版，全面、科学、系统地记录阐明了洞窟所有遗迹，体现了较高的科学性和学术性。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最根本的追求是力求科学准确。第一卷考古报告，打破了过去仅限于文字、绘图和摄影结合的方法手段，采用了考古、历史、美术史、宗教、测量、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信息资料等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手段。
为了使考古报告取得准确的数据，我们放弃了原来传统的手工测量和绘图的方法，找到了掌握先进测量技术的专业公司。我带领考古专业人员和绘图专业人员，与专业的测量技术人员充分切磋、磨合和密切合作。敦煌研究院考古专业人员根据敦煌石窟洞窟的特点，提出明确的石窟考古测绘要求，专业的测量技术人员在充分理解石窟考古测绘要求的基础上，做到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仪器选型准确，又集成使用全站仪、全球定位仪、水准仪等多种测绘技术，以达到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高精度坐标点，利用点云影像校正下的纹理图像绘制矢量线图，在石窟文物测绘图上以方格网线作控制示意，各窟以平立面关系图校正夹角误差，又利用GPS技术取得测图基点的大地坐标数值。在考古学测绘中，这种先进技术的成功运用在我国尚属首次。
虽然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能够采集精确的测绘数据，但依然存在各种问题，如壁画画面年久模糊，造型复杂的塑像总有被遮挡、无法扫描到的盲点；点云影像图上不同时代的重层遗迹无法用仪器来分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很难把握考古测图描绘的要点和时代特征；等等。为了克服这些难题，考古绘图人员根据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提供的点云影像图，还要按照考古测绘的要求，做进一步分析、校对、修改，区分层位、辨别形象、把握特征，进入洞窟反复核对，必要时还须通过手工测量加以补充和完善。
敦煌研究院的考古绘图人员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采用MicroStation（微型工作站）、Cyclone（赛孔）、AutoCAD等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描绘成图，并参照我国国家工程制图标准，执行其规定的线型、线宽。绘图人员在电脑中完成了本卷报告的全部测绘图。先进的测量技术和绘图方法，是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不仅保证了测绘图数据准确，而且提高了绘图的质量和效率。
除继续采用以往考古报告的文字、测绘、摄影等传统的记录方法以外，报告还采用了塑像等值线图、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数码高清全景摄影拼图、“碳—14”年代测定、壁画和塑像制作材料的分析，试图采用更多不同学科的技术与方法，提升考古报告的科技含量。
第一卷考古报告的彩色图版及摄影图版，是通过摄影照片取得洞窟所有遗迹迹象的实证资料。洞窟结构和洞窟各种遗迹十分复杂，要做到全面记录，且能使摄影记录与测绘记录和文字记录相统一，这都决定了它完全不同于石窟艺术摄影。根据石窟考古的要求，报告中采用的摄影资料不仅表现了洞窟的分布位置、整体面貌、窟内结构、彩塑、壁画及其全部细部，而且还充分表现了不同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重修、重塑和重绘的迹象，早晚层次的叠压关系，不同时代的施工工艺及近现代遗迹等，并注明了每张照片的拍摄年份。总而言之，在追求科学性方面，本次考古报告超越了以往的考古报告。
考古报告后的附录有六个部分，附录一、二是本报告出版前发表过的对于第一卷所涉及洞窟的全部文字记录及图像资料，用于与报告中的洞窟现状进行对照分析；附录三的论著、资料目录，可供读者研究参考；附录四的本卷洞窟“碳—14”年代测定报告可作为考古分期断代的佐证；附录五是对于先进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在考古测绘中应用的说明；附录六是用多光谱无损分析技术与介入性的壁画剖面分析及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相结合，得出了不同层位的塑像骨架、壁画和彩塑地仗的泥土、草料、胶结材料，以及原绘、重绘不同层次颜料的制作材料和技术的结论。
1963年我来到敦煌工作，2011年才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报告，真是感到无比内疚和惭愧。令人欣慰的是，考古报告的出版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第一卷考古报告是永久地保存、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推动了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了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它为全面复原提供了依据，使之成为可能。
第一卷考古报告的出版，还为敦煌研究院今后继续编写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文物机构编辑出版石窟考古报告提供了借鉴。未来，《敦煌石窟全集》将作为敦煌研究院的“世纪工程”，持续地、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一卷一卷做下去。
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搞了二十多年才出来一卷，第一卷出版后已经八年过去了，第二卷还没有出来。我经常和同事说，咱们“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当不了诸葛亮，但臭皮匠长那么点志气，团结一心，努力学习，不懈探索，也可成为诸葛亮。守着敦煌石窟，我们不做这个苦差事谁做？咬着牙也要把硬骨头啃下来。
考古报告是最基础的基础，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敦煌研究的学术上为后人打下基础。就好像建造一个城市，城市的下水道一定要做好，不能几年就出问题，要保证一个世纪不出问题，这样的基础建设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学术也一样，基础研究就是学术的基础工程，是地基，地基必须要打牢，否则都是空中楼阁，是建在沙丘上的。但问题是，现在谁都不愿意给别人打基础，都不愿意给别人做嫁衣裳。
敦煌的学术史中，始终有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历史赋予他们的学术使命就是铺设研究的地基，犹如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它不为人见，也不起眼，但是只有地下工程足够坚实，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证。一个人也好，一个学科也好，一定要在自己已有的优势和基础上，继续往前走，不能离开原来的基础。
在争取开拓性研究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原有的基础。比如，我们过去已经做了分类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题分类《敦煌石窟全集》（26卷）凝聚了几代敦煌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佛教、艺术、科技、交通、图案等专题研究。这套书是敦煌研究院三十年比较扎实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多数同志还是下了功夫。这样的专题还是应该在已有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往下深入。敦煌学是急不出来的，必须扎扎实实做基础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地做，不能急功近利。学术研究绝对不能只看数量。
再比如“一带一路”的研究。“一带一路”沿线的石窟、遗址和文物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敦煌是“一带一路”的咽喉之地，在地理上就是一个点，但这个点很了不起。学术研究要重视基础和传统，在原有的基础和传统上继续往前拓展。所以，原来的石窟专题研究，“一带一路”的研究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的研究要碰到很多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到了新疆和敦煌，发生了什么变化，中西方文化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碰撞和交融，产生了哪些变异，形成了哪些新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说清楚，并且讲出道理来。比如你说这个图像受到波斯的影响，怎么证明？你要考证，需要有说服力的证据和论证。又比如说乐器，你说这种乐器是从波斯进入中原的，如何证明？依然需要考证。
随便举个例子，第275窟的狮子座，那个狮子座肯定是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我们本土是没有狮子座的。那么犍陀罗艺术怎么影响了莫高窟的造像艺术，这里面有什么渊源关系，就需要刨根问底，刨不清楚，就说不清楚。真正能刨清楚，必须要下功夫。还比如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字，希伯来文、梵文、藏文、西夏文等，那些消失的文字，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研究。考证的难度很大，需要很多条件，特别是语言。弄清楚这些问题，需要阅读很多文献；许多文献是外语，甚至是已经消亡的语言，你破解了语言才能知道文字背后的意义。
文科很不简单，但是现在很多人是理科不好了去考文科，文科不好了去考艺术，这样的现象正常吗？文科的研究需要相当智慧的头脑和才干。我对很多人说：“你们不要看不起文科，文科才难哪！大学教育分科，虽然在历史上是进步，但是也带来局限。如果每个专业只顾及自己本专业的问题，学术就会走向狭隘。其实，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普遍联系，学科之间也是一样。很多年轻的学者一开始没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等到有一天发现，就晚了。”北大的荣新江教授，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宽广，跑了很多地方去看敦煌文书。但他又不是光研究书斋里的那点资料，他还熟悉敦煌石窟，他能够把文献研究和实地勘察结合起来，把藏经洞的文献和洞窟的研究结合起来，把莫高窟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些不良的现象，最突出的就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不少所谓的研究成果都是描述性的，重复描述前人已有的研究，而不是贡献自己新的发现和突破。还有一些“伪学者”，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样样精通，可是样样都是皮毛。甚至有个别人对学术研究指手画脚，违背基本的学术准则和规律，随意干扰正常的学术研究，认为学者的考证研究是“小学”。如果严谨的考证成了“小学”，那么陈寅恪、周一良、宿白的研究是不是都成了“小学”？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学术研究的真正意义，这是学术研究的寂寞所在。敦煌学的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持续性地研究，不能中断，特别要重视对于传统的继承。
当年，傅斯年先生说自己一天要花两个小时想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果两个小时太长，那能不能就花个半小时，或者经常想一想，做过的事到底做得怎么样？如果根本不去思考，你还做什么，怎么往前走？所以我不太主张年轻人着急写文章。有的文章如果没有下够功夫，写了也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拿着别人的研究成果和观念抄抄改改。我们做石窟考古报告是一种基础研究。考古报告这个课题，聪明的人不愿意做，不聪明的人做不了。做起来费劲费时，一辈子放进去都不够。可它的意义无比重要，因为它能永久地保存石窟的完整科学档案资料，为推动石窟的深入研究，为推动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可靠资料，为石窟修复乃至石窟坍塌后复原提供依据。
敦煌石窟第一卷考古报告出版后，有些同行说，这为中国的石窟考古报告贡献了新方法。有的说，这是石窟考古测绘的新突破。也有的说，过去还没有一本考古报告这样细致、详尽，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我想我们不能和其他人去比，我们现在和前辈比也没有意义，因为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不一样。在新时代完成这一重要课题，应以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资料。所以说这不是我的贡献，是科技发展到了今天，我只是拿来加以科学运用而已。我们的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理念、专业分工都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数字信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可以做出很多前人做不出的成果。但是，最终是要做出完整、科学、系统的，经得起检验的考古报告。
我的理想是最终这个考古报告不仅让考古学家点头，而且也要使美术家满意；不仅符合科学性，也要符合审美。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迈不过去那一步，就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