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第十三章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_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舍身饲虎”的真意

敦煌莫高窟价值特别珍贵，可是由于地处偏远，生活相对艰苦，很难吸引人、留住人。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有了较大改善，有些人到这里一看就说太远了，生活也不好，不愿在莫高窟就业。可是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位留法归来的著名画家，出于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对古老文化的景仰，毅然留在了这里。他就是常书鸿先生。

当时他面对的莫高窟已经五百多年无人管理，几乎是一片废墟，可他毫不畏惧，不仅没有走，反而把家在重庆的妻子、儿女全都接来了莫高窟，全家在此落户。过了一阵，家庭遭遇变故，妻子突然不辞而别，常先生骑马去追也没追回来。遭遇家庭离散之痛的他并没有离开，他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坚持在莫高窟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到艺术研究所工作的人几乎都先后离开了敦煌。在这个时候，常书鸿先生仍然坚守不走。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招募青年人才，准备重整旗鼓，继续在莫高窟坚守下去。

为什么常书鸿先生会留下来，一生坚守在莫高窟呢？他曾在自传中写下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说：

在不寐的长夜里，忽而，我脑中又呈现出一幅幅风姿多彩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塑像，继而，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1]

后来，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谈中，常先生说道：“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我想我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没有一件让我后悔的事。”他还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2]

为了保护莫高窟这座人类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多少像常书鸿一样的莫高窟人甘愿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莫高窟北魏第254窟的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讲述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萨埵那太子在与两位兄长去山林游玩的途中，为了拯救一只因饥饿而濒死的母虎和它的虎崽们，慈悲而决绝地舍出自己肉身的故事。可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莫高窟人的精神写照。常书鸿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大漠的精神，不就是当代的舍身弘道吗？

“舍身饲虎”作为佛教经典故事，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贤愚经》《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金光明经》《合部金光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佛经中都有“舍身饲虎”的故事。这个故事宣扬了佛教的核心教义：慈悲与奉献。

宣扬慈悲和奉献的佛教精神，是佛教壁画的使命。

《舍身饲虎图》，画的是敦煌妇孺皆知的佛教故事，许多洞窟都绘制了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场面。它本来源于佛教救众生于苦难的宗教意图，借助这种极端情境下的场面，强调佛教对众生的慈悲，以此激励广大信众的决心。这种宗教救赎的意识在于推动和鼓励信众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奉献的精神，并将因信仰而献身的瞬间展现得格外神圣和美好。奉献和牺牲的决心越大，死后进入涅槃境界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所有关于“舍身饲虎”的壁画中，北魏第254窟的这一幅毫无疑问是最特殊的。这幅壁画在一个不大的画面里同时画出了舍身饲虎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情节。第一次萨埵那太子纵身从山崖高处跳下，由于母虎已奄奄一息，无力去吃躺在面前的萨埵那太子；太子决心已下，便再次登上山崖，以木枝刺颈出血，然后再次跳下。这样就可以让众虎闻到血腥味，先舔其鲜血，等到气力有所恢复后，再啖食全身。画面还呈现了为死去的太子悲痛欲绝的国王、王后等人，他们为萨埵那太子的慈悲功德建塔纪念，并且被他的慈悲所感化。

这幅壁画在不足两平方米的壁面上绘出了二十个人物、八只老虎、五只山羊、两只鹿、一只猴子，还有重重山峦以及一座庄严的白塔。整幅壁画形象众多，内容丰富。它的绘画叙事不是线性呈现情节性的画面，而是一种极具现代性的绘画思维，壁画把复杂的情节整体重叠地处理在有限的空间里。整幅画面的重心非常突出，那就是刺颈的萨埵那与跳下山崖的萨埵那，两个萨埵那手脚相连，刺颈的萨埵那举起的一只手与跳下山崖的萨埵那跃起的脚形成了一种画面的动势和节奏。画师把不同时空里的两个萨埵那同时纳入一个画面，他们前赴后继拯救众虎，形成了凝固的画面中一种时空的动态张力，彰显了萨埵那太子舍身奉献的决心。整幅画面在极度紧张的情境中，却呈现一种内在的从容和超然。

壁画中先后两次舍身的萨埵那，在我看来是一种超越了单一时空的前赴后继的“自我牺牲”的象征。萨埵那不是一个人，而是意指许多人；不是一个固定时空的牺牲的呈现，而是一切时空的神圣的牺牲的呈现，是超越时空的为理想和信仰而舍身的总体象征。

1944年，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远离城市，来到大漠戈壁，艰苦奋斗，初创基业。初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候，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窟人，在荒芜凋敝、飞沙扬砾、物资匮乏、交通不便、陋屋斗室、无水无电的艰苦条件下，筚路蓝缕，开基创业。然而，当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初现端倪的时候，又遭遇了政治运动频发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些人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忍辱负重，历经艰辛坎坷，却始终矢志不渝。

这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在改革开放之后继续砥砺前行，把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80年代，虽然莫高窟艰苦单调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但仍然有不少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从祖国四面八方“自投罗网”，来到大漠深处。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淡泊明志，板凳能坐十年冷。不管是煤油灯下埋首勤学，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踩“蜈蚣梯”考察洞窟，还是不厌其烦，开展石窟数字化，分析壁画病害机理，建设敦煌学信息资源库……道路虽艰，但研究人员乐此不疲，乐在其中，终于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获得建树。

几代莫高窟人以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诠释的正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这句话说的就是七十多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庄子赞叹曾子这个人：“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以艰苦求卓绝，这就是曾子！以艰苦求卓绝，这也是莫高窟人！坚守和奉献源于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对遗产保护的责任。寓保护于研究之中，寓热爱于责任之中，成为莫高窟人的自觉，也形成了身居大漠、志存高远的传统。

敦煌研究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当，以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崇高责任。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面向世界，科学保护；从制定法规，精心管理到探索“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敦煌瑰宝。敦煌研究院在为国宝重现光芒的道路上勇于担当，探索奋进，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生力军。

国内文物系统首个国家级工程中心的建立；第一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研发；大陆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期刊《敦煌研究》的创办；《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完成；数字技术在全国文物单位的率先运用；“数字敦煌”大规模存储；实景超高清球幕电影；原大、原状的整窟临摹；“敦煌重彩”新壁画创作；世界文化遗产地科学管理……从无到有，几代莫高窟人就是以“舍身饲虎”的精神开拓进取，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保领域的科学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发展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硕果。

“莫高精神”的杰出典范

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段文杰先生就是“莫高精神”的杰出榜样。

段文杰先生青年时代于重庆国立艺专求学五年，主攻国画，得到了吕凤子、陈之佛、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潘天寿、林风眠等名师的真传和指导。

20世纪40年代，他被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深深地吸引，决心毕业后就去敦煌一睹敦煌艺术的风采。不料，他一到敦煌就沉醉在敦煌壁画艺术的海洋，从此再没有了离开的念头。莫高窟像磁铁一样把他吸引住了。

段先生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初创建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50年代初改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80年代扩建的敦煌研究院等各个时期。他将一生奉献给了敦煌，为敦煌艺术临摹和研究，为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前进，为促进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各项事业的发展，为铸就“莫高精神”，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多数艺术家都选择了东返回家，唯有段先生和其他几位青年学子追随常书鸿所长西去敦煌。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刚到不久，还与其他同事一起对莫高窟整体进行了一次编号和内容调查。迄今为止，他们当时所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最科学的。段先生长期生活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来到荒漠戈壁，其生活反差之大可想而知。当时的敦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极其艰苦。戈壁沙漠，风沙弥漫，冬天的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他们当时住在破庙里，无水无电，物质贫乏。因为太冷，早上出被窝时眉毛胡子都会结霜。

50年代，段先生成了重点批斗的对象，虽然没有“戴上帽子”，却被降了六级工资，株连妻子也丢了工作。白天让他进洞临摹，晚上罚他参加重体力劳动。他就是在这段时期完成了第217窟的《西方净土变》的临摹。1958—1959年，段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先生整天都在劳动。农业劳动是艰苦的，最艰苦的是他们被安排去石窟加固工程，搬大石头。平时还要每天清洁厕所，冬天厕所的粪便结冰，还得用铁锹甚至钢钎清理。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一直持续到1963年，省里派来了工作组进行调查，对段先生的问题做了平反处理，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工资。

在极不公正的境遇之下，段先生遭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但他凭着坚忍的性格和无私的胸怀，始终没有倒下，仍坚持自己热爱的临摹。他说自己只要进了洞，就会全然忘记了烦恼，内心一片平静。

“文革”时期，段先生再一次受到冲击，他被批斗，被除名，最后下放农村。但是他坚持思考和研究艺术与美学。等到后来落实政策，他又回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时，他关于敦煌艺术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发表了出来，这些成果都是他在最困难的时期做出来的。

50年代，段先生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代所长，他主持的临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80年代初，段先生接替常老，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他不仅具有坚实的国画基本功，在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艺术研究方面有很高的专业水平，而且有较强的行政工作能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工作中能坚持原则，不计以往个人得失。“文革”期间难免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但是段先生总能以宽广的胸怀积极化解研究所同仁在历史上形成的矛盾和隔阂，调动全所积极性，把敦煌保护、研究、弘扬各项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

段先生于1984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个时期也是敦煌艺术临摹的黄金时期。在段先生的组织领导下，敦煌研究院老中青三代美术人员结合整窟临摹复制了一批洞窟，在国内外的展览中尽显敦煌艺术之美。

段先生特别重视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在他的倡导下，有损壁画的印稿法临摹被禁止，只能用面壁写生法临摹。在他的主持下，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和引进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经验，积极培养保护人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保护科研队伍和实验室，从过去对壁画的抢救性保护走向科学保护，从局部保护走向本体和环境的整体保护。

段先生也看到了我们在敦煌学研究上的薄弱，他接任所长后提出，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扩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领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他自己率先垂范，夜以继日撰写研究文章，调动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还创办了学术刊物《敦煌研究》。

段先生改变了敦煌学研究的核心主要是藏经洞文献研究的认识，提出还应包括敦煌石窟的研究。敦煌学研究中的敦煌石窟研究，也成为国际显学的热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参与其中。段先生带领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以及全国敦煌学界学者共同努力，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状况。

段先生格外重视讲解员的培训。因为那时候敦煌石窟已经正式对国内外游客开放。段先生认为敦煌石窟开放必须做好讲解，没有讲解，游客既看不懂，也看不好。敦煌的讲解员应该可以运用不同语言给外宾做讲解。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院招聘了一批青年人当讲解员，段先生还亲自为他们讲课，也安排我和其他专业人员给讲解员讲课。后来慢慢在敦煌研究院形成学者为讲解员授课的制度。学者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讲解员，以提升讲解员的知识水平。与此同时，还要求每个讲解员要掌握一门外语。敦煌石窟自1979年开放以后，开放接待效果较好，一直受到游客的好评。

到80年代中期，也是在段先生的努力推动下，日本政府无偿捐赠，建设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即博物馆），实现了段先生的愿望。他还多次积极推动到日本、法国、印度等国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举办敦煌艺术展，每次他还要配合展出做不同内容的敦煌讲座，使敦煌艺术的对外影响不断扩大。总之，在段先生主持敦煌研究院工作期间，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各项事业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使敦煌这个边远地区的小城为世界所瞩目，这段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

段文杰先生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开创者之一，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与常书鸿先生等前辈一道开创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事业。段先生以他的一生诠释了“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很多人都知道段先生的一个梦。90年代初，他住院期间在病榻上做过一个与敦煌飞天相遇的梦，那个梦太动人、太美好了！后来，他退居二线任名誉院长后，住到了兰州他儿子那里，据他儿子说他时常“闹着”要回敦煌，不愿在兰州，时常做梦还在敦煌。2006年，他再次回到敦煌，特别兴奋，进了洞窟，精神抖擞地给陪同的人员滔滔不绝地讲解。见到我，反复叮嘱我要把敦煌石窟保护好、研究透、弘扬好！段先生的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敦煌艺术和敦煌事业情结，他心中爱着敦煌、装着敦煌、想着敦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段先生这一代莫高窟人总是让我们想起孔子盛赞颜回的那段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个人能够做到宠辱不惊、安之若素、得之淡然、失之泰然，非有至高的精神境界所不能。画画的时候就画画，喂猪的时候就喂猪，该思考美学就思考美学，该埋头种地就埋头种地，该做学问就做学问，能够在厄运到来时，处变不惊，一念不生，这真是一种“真者不虚，如者不变”的境界。

段先生说：“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这句诗是对他安贫乐道的人格境界很好的写照。和其他研究院的学者一样，段文杰在“文革”时期曾被下放农村，为生产队养猪。没承想，段先生在农村劳动，不但与乡邻相处和睦，还自给自足。他养猪也养得很艺术，通过改善猪圈的环境，调整饲料成分和喂养的时间，几个月后，他养的猪就长得又肥又壮，段先生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专家。 [3] 据说当地的县委书记为此专程去拜访他。在那样艰苦的境遇下，段文杰先生依然保持着从容乐观的心态。在回忆录《敦煌之梦》里，段先生轻描淡写地描述着那段苦难的日子和伤害过他的人，却留下大量的篇幅抄录着自己当年在农村记的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的都是对敦煌的回忆和对莫高窟意义的追索。他详细记载了自己种种内心变化，竟无一字提及“恨”，也无一字述说他人之过。

他在农村将近两年，努力劳动，自食其力，第一年除了粮食每人六百多斤外，还分得现金190元，加上老伴养鸡，天天有鸡蛋吃，自己养两头肥猪，一头卖给国家，一头自己食用。他还用四川制作腊肉的办法，自制腊肉，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民生活。没事就挑灯夜读，思考和研究他的艺术与美学。

《楞伽师资记》载述五祖弘忍说：“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段文杰先生下放喂猪的从容淡定，就是圆融无碍、应物无方的修为，也呈现了知识分子的高贵。

2011年1月21日，段文杰先生在兰州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我们都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

在人和别的事物之间通常存在着三种联系，一是环绕着他的各个事物之间的联系；二是自身和所有事物的神圣关联；三是那些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联系。与此相应，就形成了人的三重责任，三重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要求人处理好自己与其他人事的和谐关系。

敦煌研究院上上下下，我把他们每一个人看成我自己人生事业的同路者，无论是在任时或卸任后，我都一如既往地重视自己对于这个整体的义务和责任。敦煌文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前辈倡导并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涉及多种专业、多种学科，要做好敦煌石窟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取得优秀成果，人才是关键。

自己当了领导之后，我就更要努力理解并关心每一个人。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他人、脱离集体而存在，每个人都是这一个整体中不可缺少的构成，他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和这样一群人是一体的。在敦煌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每个人就好像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自己与这棵大树是不能分离的，敦煌是我生命的重要构成，我也是它的一部分。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个人，在他们身上表现的理想和精神，都和这个整体的理想和精神息息相关。到这里来的人都不是为了做官和发财致富，都是克服了各自生活中的诸多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坚守在这里的人都是很不容易的，都值得尊敬和珍惜。

院里前些年来了一位有研究才能的武汉大学博士，在敦煌工作几年后，家人就希望他回武汉去。他自己也比较为难。一方面他舍不得研究院的敦煌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夫妻分居两地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加之孩子当时还寄养在外婆家，他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到家庭。我感觉他有较大的心理负担，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我就把他找来说：“我帮你想过了，你们考虑小孩的教育，可以理解。对你而言现在有一处住房的问题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他一开始觉得有压力，因为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的房价也涨了。但我和老彭商量了，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我们最后以他能接受的最低价格卖给了他。他们全家起初都不同意，觉得过意不去。我认为，对每个职工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呢？而对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在我看来，每一个能够离开优渥的生活来到莫高窟的人，都怀着可贵的信念，也都战胜了那些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那些刚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我一般不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因为基本情况我早就了解了。我问他们：“敦煌很苦吧？你来了之后受不受得了，你家里同不同意？”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但是他们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这么多年来，我在一件事情上尤为坚定，那就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善待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位学者和艺术家，包括每一个普通的职工。

近年来，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我曾经建议院里提高一线工作人员的补助费标准。因为讲解员讲解的工作量大大增加，非常辛苦。我们的警卫战士要24小时执勤巡逻，保障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全，责任重大，比较辛苦，我就关照食堂一定要保证他们每顿有肉菜。有几年的大年初一，我都会到保卫处和警卫战士们一起包饺子，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饺子，拉家常。他们不愿意我掏钱，但是我必须要掏这个钱，请大家吃顿饺子。因为我们都是“出家之人”，总得我这个年龄大的“长者”请客才说得过去嘛。

我在任期内出差从不带秘书，都是自己拉个箱子就走了。我自己用电脑写文章，学的是五笔字型输入法，这样写文章就方便多了。我这个人不愿给人家添麻烦，我一个人出差随便住哪儿都可以，因为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钱。我最怕别人把我当领导，给我拎包什么的，这让我很不自在。但现在我年龄大了，研究院不让我一个人出门，怕我出事。

冥冥之中，是相同的志向和追求把我们这么多人引到莫高窟，引向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在这里替国家和人类守护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发生矛盾，难免意见不一，但莫高窟人为了事业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凝聚力。既好像一颗颗星星有着各自的轨道，又有着内在的默契和统一。你看“文革”中，研究所48个人分成16派，每天有大大小小的斗争，但是对于齐心协力把洞窟守好这件事情从来不含糊。十年动乱，莫高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这不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

敦煌研究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传统，正是这个精神传统把大家感召成为一个整体。有人说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因为他们有着对职业的忠诚。其实我觉得莫高窟人是这个时代的“另类”。老一辈人五十年不走，年轻一代三十年不走，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埋葬在莫高窟的总共有二十七人。这些人都那么有才，都那么有学问，为什么不离开？哪里没有这儿的吸引力大呀？但他们就是舍不下这几百个洞窟，最后把一生都留在了这里，永远留在了这里。每一个人就像大树上的枝条，枝条和整棵大树一起向上成长，他们共有一个树干，共有一个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像沙漠中的胡杨，才能努力从贫瘠的荒漠里吮吸大地的水分和养料，共同沐浴晨光，目送晚霞，共同抵挡着风沙和岁月的侵蚀。

我年轻时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靠边站。但现在我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在很多事情的逼迫下，变得非常爱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发生争执，有人说我很“严厉”和“不近人情”。这没关系，严格归严格，该解决问题还是要尽心尽力解决，因为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时，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我唯一的希望是，啥时候再来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我沾了莫高窟的光

在敦煌和在其他地方工作，同样是做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但意义不尽相同。因为敦煌特别重要，特别脆弱，也特别有名，全世界都关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些为敦煌石窟服务的人，沾了敦煌的光。

我过去的大学同学中，比我聪明的有的是，比我有能耐的也有的是，今天我能有一点成就，这不是我这个人有多大本事，而是因为我在敦煌这个人类绝无仅有的遗产地，因为我们为文化遗产做了点事情，为敦煌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做了点工作，这些工作符合全人类共同的心愿，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活到现在这个年纪，明白名利这个东西，其实是虚的，人都是要死的，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但是，你来到世界上，该做的事做了，尽到了你应尽的责任，出了你该出的力，你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人活的是一种精神，虽然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很虚。我不是说物质就全部可以不要，但是精神还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有了精神，才能有创造物质世界的可能。几十年的战争、浩劫几乎使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有精神的力量，就有创造新世界的可能。

我想是命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到敦煌这个地方来，不是来当什么“头头”，而是要切实地把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做好，否则对不起这个国家，对不起创造文化遗产的老祖宗，也对不起开创敦煌事业的前辈。常先生和段先生把敦煌这份遗产交给我，我就要把它管好，要好好善待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不认为我做得完美无缺。我能够客观地看自己，我也能够客观地看别人。我就这么点本事，我这样一个笨人尽心尽力把这件事做好就安心了。能够为敦煌莫高窟这样的地方做一点事情，是我人生的一种幸运，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能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化遗产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我觉得很有幸。天命也好，国家也好，民族也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因此绝不能大意，绝不能做坏了，做坏了就是罪人，再难也要坚持住。精神不是用来说的大道理，而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对我来说，就是千方百计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个就是精神的力量。再说敦煌石窟的保护，关键是因为得到国家重视，给了我们这么多支持，还有国内外那么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来和我们合作，更有前辈和全体同事的努力，就我一个人什么也干不了。

别人说你了不起，你自己别真的以为你了不起，你就是做这么点事而已。人们表扬我，我知道自己也就这么点能耐，我不会忘乎所以的。我就是这么个人，也就是这么个心态。我不是什么都好得不得了，也有短板，也有缺点，表扬或不表扬，该做的事还要做。到了这个年龄，我把很多问题看得比较明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樊锦诗，其实樊锦诗没什么了不起，我樊锦诗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在敦煌研究院人们称呼我樊院长，离开研究院，走到马路上，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公民。我就是这样看自己的。有时候别人以为我架子大，其实是我不记人，人家换套衣服我就认不出来了。

另外，还有老彭的支持。当初老彭来到敦煌，我最怕他彻底改行无事可做，那样我就有愧于老彭。但是他在敦煌找到了他自己的工作，发挥了他的价值。我原来怕他待不下去，他却越来越喜欢敦煌，叫他去北区考古，他就高高兴兴地去了。每天像民工一样，一天下来满身都是土，一身的土腥味，最后把考古报告做出来了。如果他在武汉大学他早就该退了，但是他在敦煌找到了新的兴趣和方向。没有老彭调来敦煌，没有老彭相知相伴，我想，我也不可能坚持下去。

我总想，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从北区一路看过来，十六国、唐代、西夏、元代……现在还能看到一堆堆枯骨在那里，多少历史的过客！人类历史何其漫长，宇宙那么有限，人只是宇宙的一个瞬间而已。

守护敦煌的究极意义

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

不管你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教授还是普通人，人都应该有种精神。为什么说精神比物质更重要？物质坏了可以再造，精神坏了就无药可救了。抗战为什么会胜利？论物质和枪炮，跟人家无法相比。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就是坚决不当亡国奴，大家齐心协力让中华民族坚强地屹立在东方，我想这就是精神力量的胜利。我们国家要发展，就靠这个精神。我们还得有这么一点精神，始终有这么一种精神，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这个追求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和佛教徒的信仰非常相似，因为这也是一个需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需要不断超越、获得智慧的过程。

佛教的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如果从佛教“布施”角度来看的话，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超越世俗的名利，在困境中保持从容，也是一种“法布施”和“无畏施”。敦煌在西北荒漠，远离城市的繁华。莫高窟是一片净土，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在此工作的人肩负文化的使命，需要很高的修养，有为有不为，是为“持戒”；莫高窟人坚守着大漠，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受到指责，有时还可能要应对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待遇，是为“忍辱”；凡是对莫高窟有利的工作，当仁不让，尽力去做，是为“精进”；画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临摹壁画，专注于线条和笔触，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快速发展的世界和外界的诱惑，是为“禅定”；博览群书、提升学识、涵养心性、磨炼心智、度化方便、圆通万事，从个体人生的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的人生，不正是“般若”境界的追求吗？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开拓、探索。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世世代代不断地为它付出，不断地努力。这个事业是艰巨的、复杂的、带有挑战性的、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那里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两位老院长，还有敦煌研究院早期的同仁。每年清明，全院上下都会去宕泉河畔扫墓。

第一个安葬于宕泉河畔的是李仁章，他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曾经在延安鲁艺任教，研究所把他借调来临摹莫高窟唐代洞窟雕塑。1964年，莫高窟南区崖体和洞窟正在进行加固，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当时传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李仁章情绪十分激动，加之部分脚手架还没有绑好，他一不小心踩空摔了下去。当时从外表看什么伤口都没有，大家马上把他扶起来送往医院，路上他还一直说自己没事。结果没想到是内出血，当时敦煌的医疗条件很差，他就这样一直出血，几个小时后就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非常可惜。我们最后把他安葬在宕泉河畔的山坡上。

第二个安葬于宕泉河畔的是许安，她生于1936年，原本在铁路上工作，为了解决与丈夫的两地分居问题，60年代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来当会计。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样是因为敦煌医疗条件的落后，她两次剖腹产引发肠粘连，最后死于肠梗阻。她走的时候是1976年10月份，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陪着她的丈夫李先生坐着敞篷卡车送她到三百多公里外的玉门去火化，取回骨灰后在宕泉河畔安葬。许安离开的时候也才四十岁。她和李仁章其实都死于落后的医疗条件，令人惋惜。

第三个安葬的是毕可，他在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时间不长，1957年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后来饿死在了那里，年仅三十岁。

常书鸿先生1994年逝世，我们为他在宕泉河畔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段文杰先生2011年逝世，同样安葬在宕泉河畔。这以后就有“文革”前到研究院工作的老同事问我，他们走了以后是否可以埋在宕泉河畔。我到敦煌的时候，算我在内研究所共有四十八名职工。后来有的人调走了，有的人去世后葬在了别处，有的人还健在。现在的研究院已有近千名职工，如果每个人都葬在宕泉河畔，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更何况国家已经出台了规定，文化遗产地不能作为安葬的陵园。为此，我们甚至还考虑过要不要把现有的墓统统迁走。最后经商议决定，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前辈一生奉献于莫高窟，已长眠于此，人数不多，为了永远学习和纪念他们的功绩和精神，他们的墓都不迁。但地面上已有的坟头都要符合规定，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用立式墓碑，其他前辈用卧式墓碑，以后葬者不再起坟头，不再用立式墓碑。“文革”前到研究院工作的人员并不多，可安葬在宕泉河畔；“文革”以后来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就不能埋在这里。经过这样处理的墓地，是为了保护莫高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风貌，游客从远处根本看不到这片小小的墓地。

在宕泉河畔长眠的人中，有许多钻研业务的学者。霍熙亮先生，国立艺专毕业，他跟段文杰先生是1946年同一批到敦煌的。他也是学美术出身，既会临摹也能搞研究，尤其对壁画时代的判断很精准，还善于用考古方法发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经变，为人特别谦虚。贺世哲，1930年生人，八十岁去世，一生治学严谨，对敦煌石窟图像和时代有深入的研究，有不少突破。孙修身，1935年出生，2000年因为心脏病去世，他致力于佛教史迹画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有新发现和自己的创见。

也有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前辈。窦占彪师傅很聪明，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当年常书鸿先生到敦煌成立艺术研究所的时候，窦师傅就在了。几乎每个洞窟都离不开窦师傅爬上爬下修修补补。有的塑像离开了墙，是窦师傅想办法重新固定好，使塑像恢复了原位。我曾经请窦师傅帮忙砌一个灶，砌好后他也不坐下歇会儿，连一杯水都没喝就走了。提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不能忘了窦师傅，他很了不起。李复师傅也是敦煌的“老人”，张大千来敦煌临摹壁画的时候他好像就在，是一位老资格的裱画师。他个子大、胳膊长，裱画技术非常好。

还有很多老前辈，比如范华，他也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成立就来了，为人憨厚老实，后来在行政办公室工作，一生奉献给莫高窟的保护事业。吴信善是园林工人，他来以前，我们单位的绿化工作没有系统规划，树木种植比较零散。他对树木非常爱护，把绿化搞得很好。我们见了这些前辈都特别尊重，敦煌研究院事业的开创离不开他们的付出。

其他安眠于此的老前辈还有李其琼、潘玉闪、赵友贤、张学荣等。敦煌研究院的前任书记刘鍱也在河畔落葬。他是一位好干部，非常尊重知识分子。刘书记去世的时候才六十岁，非常突然。他有心脏病，但是敦煌医疗条件差，他平时没注意心脏的问题。敦煌的冬天非常寒冷。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感觉很难受，我就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因为是深夜，路不好走，救护车到莫高窟用了一个多小时。人最终没有救回来。每次想到刘书记，我心里就特别难过。

宕泉河畔还葬着几对夫妻：常书鸿和李承仙，段文杰和龙时英，史苇湘和欧阳琳。段先生夫妻的合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段先生的妻子龙时英原本是四川省某小学的正式教师，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十余年，龙老师终于经文化部调令来到敦煌。那时候段先生在运动中受冲击，被扣了工资，龙老师一到敦煌就被株连下放。我第一次到敦煌实习的时候，正好与段先生家是邻居。龙老师对段先生很好，我经常看到她背着背篓捡梨树叶，为了喂养兔子补贴家用，照顾丈夫和儿子。“文革”开始后，他们一起被下放到敦煌农村，段先生干起了喂猪的工作，两个人相依为命。1972年落实政策后终于可以回到单位，他们有说有笑，感情比从前更好了。龙老师的身体不太好，1984年就走了。她下葬的时候段先生哭得异常伤心，段先生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放入墓坑里。段先生2011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希望将父母合葬。为龙老师移墓时，我特意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留意找到那封信。后来我们又把那封信重新埋进了他们合葬的墓穴里。

宕泉河畔的老先生、老前辈们大多高寿，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还能如此高寿？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心无旁骛，守一不移。一辈子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画画就画画，研究就研究，纯粹地去钻研业务，心态自然不一样。

我觉得我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能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非常幸运。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衰老和死亡是自然的规律。其实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生有许多遗憾无法弥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死亡会使我们无可奈何地告别生命中那些有价值的事物，使我们放下那些饶有趣味和意义的事业，使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来过，所有你所喜欢的、不喜欢的，留恋的或者厌弃的全部都将离去。

我以前听过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古罗马有一位贤士，在他即将被暴君处死的前夕，依然保持着从容和镇定。行刑之时，他正在下棋，他既没有痛苦地抱怨自己的命运，也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乞求怜悯和赦免，而只是对着要处死他的人说，自己刚才在棋局中领先一子。他借助棋局的领先一子，告诸世人他不仅赢得了比赛，而且赢得了人生。在通往行刑的路上，有人问他即将赴死的心情，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去观察死亡到来的那一刻，以便了解在那个时刻，灵魂是否会意识到他正在离开身体。这就是他面对死亡的态度，这样的一种人能够一以贯之地保持着暴风雨中的安宁。

相似的故事在中国也有，比如嵇康。嵇康这个人长得很美，《世说新语》中记载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当时人说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山涛说他“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的书法和他的人一样美，“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群鸟乍散”。嵇康弹琴，和他的生命追求融为一体。他四十岁被司马炎杀害。据记载，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长叹说：“《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的音乐和生命合二为一，升华为崇高的人格境界和审美境界。叶朗教授说，嵇康这样的大艺术家在生命行将结束的那一刻，用自己的崇高人格和生命创造了诗意的人生境界，为中国美学的人格之美定下了一个绝对的高度。

面对死亡，只有那些确信自己已经发现并且得到生命中最有价值之物的人，才会具有这样的从容和勇气。正如王阳明临终前，学生问他还有什么心愿，他留下了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