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信编，（清）潘月山（潘杓灿）著，陆地舟藏版，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6册。公牍总集，按照地方官府事务来分类编辑的，公牍多与地方官府的各项具体制度和措置密切关联。

西汉扬雄撰。扬雄是由汉而入新朝的作家,他的《剧秦美新》即是一篇称颂王莽新朝的文字。 剧秦,是言秦代的灭亡之速美新,则是称扬王莽的新政之美。文章主要是以秦朝尽坏旧典、实行暴政而灭国,西汉承袭秦制,不补阙失而国衰的教训作为反衬,通过与前代的比较来赞扬王莽推行新政的功德的。作为一种“美新”的文字,文章承袭了秦世刻石和司马相如《封禅文》的传统,自然是难脱后人所谓歌功颂德之评的,作者更因此而受到人格上的非

一卷。明钱德洪撰。德洪本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馀姚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初，王守仁之平宸濠也，其大纲具於《叙功疏》，其细目具於《年谱》。德洪受业守仁，据师友所见闻，其阴谋秘计及一切委曲弥缝之处，有《疏》及《年谱》所不详者，因作此记以补之。凡黄绾所说四条，龙光所说二条，雷济所说一条，附载德洪随事附论者五条，又《自跋》一条。大旨谓宁藩之败，由於迟留半月始

本书（一册一九四面一一六、四○○字）系选自「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之集辑，为清嘉庆朝对台湾所作设施之纪录。在此一朝（一七九六～一八二○）二十五年中，台湾所受影响最深者，厥惟「洋盗」蔡牵事变。嘉庆初年，蔡牵曾在台湾洋面活动。九年，牵船至鹿耳门，突人北汕木寨，戕杀官兵。十年，牵船四十余只又自澎湖至鹿耳门，后更攻入凤山县城；又在府城外登陆，号称「镇海王，与嘉义县洪四老等连合，扩大事变。于是清廷劳师动众，

《蜀碧》，清彭遵泗撰，四卷。彭遵泗，字磬泉，四川丹棱人，乾隆二年进士，官翰林编修。此书记载明末张献忠军在四川的活动，起自明崇祯元年，止于康熙二年，对于研究明末民变有一定的价值。作者记事多据传闻，因而所记不尽可信。本书有《借月山房汇钞》和《明清史料记编》等版本。鲁迅评此书：这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

则其为卫氏本书，更无疑义。或后人以其多载官制，增题“官”字欤？原本转相传写，节目淆乱，字句舛讹，殆不可读。兹据班、范正史，综核参订，以谳其疑。其原有注者，略仿刘昭注《百官志》之例，通为大书，称本注以别之。又考前后《汉书》纪志注中，别有徵引“旧仪”数条，并属郊天、祫祭、耕籍、饮酎诸大典，此卷俱未采入。盖流传既久，脱佚者多。谨复蒐择甄录，别为一篇，附诸卷尾，以补本书之未备云。

民俗丛书，邓云乡著。该书分为岁时风物略(上、下)、胜迹风景谭、市廛风俗志、艺苑风烟四个部分。全书以叙风物乡俗为主，包括衣食住行、岁时节令、人情往来、士仪物产以至各种风味小吃、技艺杂谈、庙市商情、小贩的叫卖、北京特有的景致等京城习俗的各个方面。叙事翔实，笔墨爽利，记述中多联系历史变迁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所运用的小品笔调富有情致，引人入胜。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乡土民俗读物，对于京都民俗的研究也极有其价

《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格兰斯顿》孙毓修著。格兰斯顿即格莱斯顿，英国著名政治家、自由党领袖和内阁首相。出身商人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1833年进入众议院。历任贸易大臣、殖民大臣、财政大臣,1868年起四次出任首相(1868—1874、1880—18

扬雄著。《官箴》25篇,继承"官箴王阙"传统,对最高统治者进行箴诫从流传至今的21篇箴文来看,《官箴》所涉及的官职皆为中央的公、卿及其属官公卿为辅佐大臣,位高权重,其属官位于皇帝侧近,直接服务皇帝或者担当特殊职责箴文溯源官名来历,叙述官职职掌,回顾历史鉴戒,提出官德要求,是西汉末年"三公制"变革和"九卿制"形成的重要见证,亦是新莽官制改革的基点,不失为考察西汉末年中央官制的一个典型样本

明童承叙撰。承叙字汉臣，沔阳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编纪太祖平陈友谅事。首载宋濂《平江汉颂》一首。次即载《史臣赞》一首。而以《友谅兴灭本末》附於其后，谓之《外传》。

本书（一册一七二面一○三、二○○字）系选自「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之集辑，为清同治朝对台湾所作设施之纪录。此一朝（一八六一～七四）所见有关台湾之大事，一为戴潮春事变，二为福州设厂造船，三为教案与安平事件（又称樟脑事件），四为英、德（布）人合谋侵垦大南澳事件，五为日兵侵犯琅峤事件。「戴变」发生于同治初年，为清季台湾动乱最大之事件；历时三年有余，较已往各次重大事变之持续为久。在戴潮春起事之前，正值内地

《纤言》，清朝陆圻撰，所记皆为晚明清初要事。上部记晚明“三案终始”；中部记“三案”馀波及清初南京、淮扬文武诸臣事；下部记南明弘光、隆武、鲁王诸事，其中“金陵七十三人”、“大悲和尚”、“酒色串戏”等篇，尤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今据神州国光社排印本整理。

《七国考》是编载我国战国时期秦、齐、楚、赵、韩、魏、燕7国典章制度的著作。明末清初董说著。书成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本书有《守阁山丛书》本,吴兴嘉业堂本等。1956年中华书局重印出版,即根据上述两种版本参校而定。董说(1620—1686),字雨若,号西庵,自称鹧鸪生。明末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崇祯诸生。明亡以后,改姓名曰林蹇,皈依佛门,继起名为元潜,屏迹丰草庵。1656年秋,更削发

《辽宋夏金史讲义》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编写而成的。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辽宋的先后建国及其对立与斗争；第十一世纪的宋帝国；辽与北宋的衰亡和女真族的崛兴与建国；南宋与金的对立和斗争；宋代的国民经济；宋代的文化。辽宋夏金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期，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等都空前突出，纷纭复杂，作者高屋建瓴，立足宏观，使读者对于这一时

《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华盛顿》孙毓修著。华盛顿，美国政治家、军事家和首任总统(1789—1797)。享有美国“国父”之誉。生于弗吉尼亚威斯特摩兰。少年时代在弗吉尼亚的农场度过。曾从事土地测量员工作。1751年起掌管维农山庄。1755年受命为弗吉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全宗档案中史料，是光绪三十年北洋武备研究所为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而编制的，可供研究清末军制参考。

高士奇是康熙帝十分喜欢的词臣。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卒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本文写的是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高士奇随驾入京的见闻，有助于人们了解到更加生活化的康熙皇帝。此次归乡后不久，高士奇于6月病故，这也是君臣二人的永别，读来不由使人叹惋命运无常。

本书（一册八六面五一、六○○字）不分卷，选自清代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及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诸书。按有清一代，自道光中叶贺长龄集辑「皇朝经世文编」以后，至光绪年间陆续有饶玉成「续编集」之辑、盛康与葛士浚两「续编」之辑、陈忠倚「三编」之辑以及麦仲华「新编」之辑。各编有关台湾文献，间或已散见于既刊各书，亦有如施琅、蓝鼎元、姚莹、沈葆桢、刘铭传等所

甲申六月，四川闻京师之变，威宗烈皇帝殉难后，中原无主。是时，流寇张献忠号八大王。先是，榖城就抚复叛，破襄阳，杀襄王。督师阁部杨嗣昌，自以剿抚无功，致贼猖獗，遂仰药死。献忠焚劫楚地，大肆杀戮。闻闯贼李自成陷京师，献忠遂欲称雄并立，乃由夔巫逆流而上，水陆并犯，于甲申六月攻蜀之重庆，不数日，城陷。蜀抚陈士奇率师御贼，不克，被执；囚见献忠，骂不绝口，贼断其手足，剜目割舌，死之。

元陈栎撰。四卷。起自伏羲,迄于宋末,于历代帝王之行事,世系之源流,人品之高下,以及兴亡得失,均撮其精要,各为论断。每一代为一篇。自伏羲至五代为二卷,北宋、南宋则各占一卷。南宋止于宁宗。卷末栎自跋,谓理、度二朝,无史可据。书成于至大三年(1310)。

商务印书馆三四十年代所出普及读本，《曾文正公家书》通行本共八卷，有千余封，都是写给自己的祖父、父亲及兄弟的。龙榆生选取了其中五六十封，并对其中典故和所及人物加以注解，编成这本《曾国藩家书选》，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成为商务“中学国文补充读本第一集”中的一种，由王云五等三人主编。所选标准据龙先生导言说，是治学和做人两类，即“修德读书”。猛地一看，这些信往往家常琐碎，静下心来反复涵泳，才能得其意蕴所在，

史学著作，张荫麟著。主要收入张荫麟的宋史研究论著，不少篇章具有开拓性，至今依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王曾瑜回顾宋史研究时指出：“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学问渊博，在20－40年代，先后发表论文二三十篇，涉及宋代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是由他发轫的。例如《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宋太宗继统考实》《北宋的土地分配和社会骚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沈

本传记和《记丁玲》，最初曾以《记丁玲女士》为题，共分21节一同连载于1937年7月24日～12月18日的《国闻周报》第10卷29～50期，前6期署名从文，自34期起署名改为沈从文。连载时文字已被大量删削。1934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为书名出版精装本时，连载文本的11～21节这一部分，被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禁止出版，直到1939年9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才得以用《记丁玲续集

十四卷，不着撰人；接月排日记南明弘光朝事。考此书在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并无著录，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抄本，为一罕见之书。书用「纲目」体裁，自弘光帝即位至北狩一年期间，约有二百七十余日日有记事；且所记颇多引用章奏原文，甚具史料价值。其中对于款北一事，较他书为详，亦无所讳；南都陷后，并续着有见闻。惜因此书辗转传抄，颇多讹误；虽经若干订正，仍多存疑之处。